乌鲁木齐路上的示威，对我有一种别样的冲击。因为它不止带来失去已久的希望，也带来了童年的回忆，有了一种小市民的“我那三分地居然也成了“民主圣地”般的自豪“。
我那三分地，通常以乌鲁木齐中路为西界，以常熟路为东界，以五原路为南界，以华山路为北界。但有时也南达淮海路，北到静安寺，东西也偶有突破。我那三分地，是我童年时代漫无目的跑来跑去的整个世界，也是我童年时代的观察点和游乐场。但最重要的，那是我对生老病死，快乐悲伤，乃至政治和文化的启蒙地。
国内疫情大爆发，让我想起了我对病与死的最初认知。记得华山医院有两个大院，都在乌鲁木齐路华山路口附近。华山路上的好像是门诊部，乌鲁木齐路上的好像是住院部。我经常流窜的是住院部。穿着病服的病人们或单独或在亲友医护的陪伴下散步，是我记忆里留存的一幅画面，那几乎是温馨的。但偶尔出现的或黑或白的车辆会带来一种不和谐的悸动。当时是否造成了对死亡的恐惧，则有些记不清了。
真正的死亡启蒙，出现在三分地的东北端，华山路常熟路口。那一天，有很大的人群把那里围住。透过人群，可以看到一辆自行车躺在汽车旁。在我一种记忆里，自行车旁还躺着一个女人，头边上有白色和红色的液体；在另一种记忆里，没有人，只有被水冲涮后淡淡的血色。到底哪一种记忆正确，我现在已不能确定，能确定的是此后我做了不少的噩梦。
这应该是我对死亡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而它真正的恐怖之处在于，那死去的女人是我当时所在小学的一位老师，前两天还在早操时在台上训过话的。生死，通过鲜血和脑浆实现切换，这种极端化的死亡初认知估计能够解释我为啥比一般孩子更怕死：当其他孩子想做壮烈就义的英雄的年纪，我就下定决心，只要被捕，不等拷打，就如王连举甫志高一样叛变。
之所以被捕和拷打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成了我思考的重点，自然和样板戏的熏陶有关（李玉和柯湘胸前的血痕印象深刻），但也和华山路临近常熟路的一条弄堂里的一处所在有关。那里是“文攻武卫”指挥部（是区级的还是街道级的记不清了），就在被称为“旧市委”的一处大院的斜对面。那里的“文攻武卫”（工人民兵）们，似乎都戴一种藤盔，手持大棒或红缨枪。他们经常要做的事，是抓流氓拉三（其实多数就是谈恋爱的年轻人）。抓到了，似乎会带回指挥部教育，也就是打一顿；当然，我没有亲眼见过打人，只是听人说夜里那些流氓拉三被打得鬼哭狼嚎的。
不过，我那三分地不止有黑暗的记忆，虽然我的童年是在黑暗的文革后期度过。其实，在乌鲁木齐路最近成为“民主圣地”之前，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文艺圣地”。
上影的著名反派配角曹铎，就似乎住在乌鲁木齐中路离华山医院住院部不远的弄堂里。曹铎也许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的童年时代，他算知名坏蛋明星。因为那年代故事片少，而他在轰动一时的由达式常主演的《难忘的战斗》里演了一个账房先生，用秤砣砸死了一个解放军战士。而且他阴险狡猾，一直没被抓获，影片最后一个镜头似乎就是他在打算盘，表示阶级敌人依然隐藏在我们身边。所以，看到曹铎的身影，在那时的孩子群里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而他有一对宝贝女儿，总是穿着在那时代很出挑的衣服，在我们小学里也特别引人注目。
不过曹铎不是我在乌鲁木齐路上见过最大的明星，那个荣誉属于去年过世的秦怡女士。我和她擦肩而过是在乌鲁木齐路安福路街口附近。她朝我走来，我朝她走去。我盯着她看，她不看我。十来岁的少年回首看向六十来岁风度翩翩的她，她却只给我背影。
我还在三分地里见到过歌剧大师，比如施鸿鄂和最近据传因新冠感染去世的任桂珍。那主要归功于三分地边上的小剧场，好像是在安福路常熟路口，那是上海歌剧院排练演出的地方。而我偶尔向三分地西部流窜，也会混入华山路上的上海戏剧学院里面，应该也看到过些明星，但这有些记不清了。
不过这些都不是我称乌鲁木齐路为“文艺圣地“的原因。这里之所以是文艺圣地，是因为乌鲁木齐路华山路口的华山中学。该校虽然学生学业比较拉跨，但它的文艺小分队实在实力雄厚。混入该校去看革命文艺演出，是儿时的一大乐事，是黑暗文革中的童年依然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原因之一。记不得他们都演过些什么，似乎有草原战士守边疆之类的舞蹈。但当时混入现场看表演的兴奋心情，是不比后来在美国现场看Gun and Rose 或者Green Day 要低的。这支文艺小分队的一位骨干，后来成了八十年代家喻户晓的明星。她的名字叫张瑜，以《庐山恋》《巴山夜雨》《小街》等成了我青春期的偶像。
童年的乌鲁木齐路，在时间的长河里一去不复返了。而去年末乌鲁木齐路上的午夜民主呐喊，我相信会留驻在历史的画卷里。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没有独裁者的晴朗日子里，重新走在乌鲁木齐路上。
2023年一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