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否应该限制外来人口？
2006年9月15日
何必
因此1538万的北京市民的生活用水才是北京市用水的主力大军。可按着北京目前每年增加四五十万人的速度发展下去，再多的水都不够喝了……（略。）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略。）
这的确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北京的水资源紧缺，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就仇保兴那番说辞，我前两天曾经有过分析，在博克中国上引起了些个赞同和肯定。于此不赘。
北京水资源紧缺，的确是个实实在在的现实。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全中国就进入了一场对于财富无休无止而且丧心病狂的追逐当中，使得我们的家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洗劫和无法挽回的毁灭性破坏。现如今，按照北京人的老话说，叫做贼走关门，或者文绉绉地称之为亡羊补牢，面对一派浩劫之后荒芜破败不堪入目的景象，我们开始意识到得重视了。
怎么办呢？北京市给出的对策是，一方面，提高水价，另一方面，限制进京人口数量。
提高水价，这个话题我在此前的就说过。生活用水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即使水价调整到了天文数字，无论贫富强弱，只要还想活着，就必须得用水，那么价格的敏感程度就非常可怜。而且，目前的水资源紧缺，更多的是由于惟利是图的工业化和贪官污吏造成的，让居民为此买单，很不公平，是一种劫贫济富的行径。仇保兴就是那个说福利供暖是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建设部副部长，而根本不考虑在供暖领域弱势群体的实际状况。如今，在水资源全面紧缺之际，又成了借机发财哄抬物价的绝佳理由。
北京的水资源，更是愈发捉襟见肘。
现如今有一个题目，只要提出来就会引起巨大的口水战，那就是北京到底是否应该限制外来人口数量，或者进一步说，是否该限制外地人。2005年两会上，政协委员张惟英一句应该限制的话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无论是网络上网民们同仇敌忾的指责，还是媒体不共戴天的议论，抑或是街头巷尾的莫衷一是，都显示出这个话题高强度的敏感性。但凡有媒体想吸引人们的关注，只要抛出如此题材，注定屡试不爽地成为剑拔弩张很有冲击力的素材。
人们会按照公共汽车原则，车上车下分为截然相反的两派，赞同方和反对方旗帜鲜明真刀真枪，喋喋不休一往无前，捍卫着自认为是真理的感觉和立场。北京到底是北京人的北京还是中国人的北京？北京享受了太多政策性的扶持、优惠、特权，凭什么不让所有中国人能够分享？
每年北京市两会上，市委府都会提出限制人口的议（提）案，但都因为无法操作而被束之高阁，也因为此事的敏感性而讳莫如深。
本来嘛，现在交通设施如此发达，随便找个什么交通工具，就可以携家带口地来北京，谁也拦不住。
我所供职的北京电视台《城市》节目9月13日播出了一期有关户籍方面的节目。当初设计这期节目时，编导就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户籍制度的反对方，放出了不久前北京那个患抑郁症并且只有北京集体户口的父亲亲手将自己43天大的孩子摔死的事件，以及为了在北京市重点小学就读而在学校附近花了近10万元购买了半个门洞的案例，还有出租车司机被杀凶手驾驶着抢劫车辆在闹市区撞死数人，结果对司机和其他死者赔偿数额因为城乡户籍而出现同命不同加的奇观。策划案发给我后，我就此提出了我的看法：
此文看过。
摔孩子案件的原因不单纯是因为户口。说这是根本原因有些牵强。
东城区买门洞之事，本质上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说这是户籍制度的危害同样有些牵强。
首都经济报道今年4月14日节目同命不同价内容，比现有案例更具有说服力，而且简单。
户籍制度能够屏蔽人员的流动。如果看到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大量流动人口形成的巨大的社会压力，也是维持现行户籍制度方的立场。
各地有过取消户籍制度的尝试，实行不久又不得不恢复，其得失如何？
可以采访赵燕菁，他对户籍制度防止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危险、以及全世界以签证制度所代表的国际户籍制度的危险有所论及。
如果分作两集，稍嫌拖沓，能否合并为一集？
结果，播出稿并未进行调整，我再度提出意见。
此文看过。
事例很多，是否太多了些？
真正的面对户籍的探讨却稍嫌缺乏，特别是不同观点之间。
户籍制度并不是中国的独创，应该介绍其历史和沿革。
于是，节目播出就成为对于户籍制度一边倒的讨伐，失去了媒体应有的立场。
我不认为户籍制度是个合理并具有人情味的货色。但是，必须看到，户籍制度既不是中国的首创，也不是中国的社会矛盾的基础。
这两天媒体报道，在所谓制度创新方面高歌猛进的郑州，在实施了一段取消户籍制度的政策之后，重新开始实行外来人口的暂住证制度，理由是外来人口导致郑州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对此河南本地媒体认为这不是倒退，而外地媒体则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治理思路向旧时代的复辟。
其实我感觉，很多争论都是文不对题，至少都还是停留在表面上。
从户籍制度上说，这个制度的确有其惨无人道之处，使得一个国家里的公民不能享有平等的居住和迁徙的权利。
但是，不能不看到的是，快速城市化导致的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让猝不及防的城市管理当局一下子没了主心骨，除了采取越来越凶狠的歧视性和限制性措施之外，根本无法向进城的农村人口提供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
而如此状况，本身就是在为中国过去几十年里的工业化进程远远快于城市化进程的失误付出着巨大而危险的代价。与此相伴的是，农村人口之所以大量涌入并不欢迎他们的大城市，是因为农村人口所在的家乡的城镇化进程的迟缓，使得就地进城就业成为泡影，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所产生的巨大差距，在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也非常突出地存在着。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吸纳就业能力等方面严重的残缺，压迫背井离乡的农村人口不得不冒着巨大的生存风险去到享受了太多扶持、特权、优惠的大城市中寄人篱下地衣食住行。
如果说到人的自由迁徙权，其实众所周知这不过是一个发达国家制造出来自欺欺人的谎言。国际上最大的户籍制度就是现行的签证制度，商品的自由流动和人口的非自由流动，这就是目前的人权状况。
说北京到底是北京人的北京，还是中国人的北京，这种争论很似是而非。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如果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也不可能把13亿人口都放到北京来。其中的问题就是，北京到底能够养活多少人。
今年《城市》节目开播时，就曾经以此为题进行过系列探讨。北京到底能够养活多少人，取决于北京的资源拥有量，而所有资源当中，取决于那块最短的板。这块板是什么？水。
北京的水资源拥有量根本不足以支撑日益庞大到了几乎失控的人口数量。无论是南水北调，还是中国目前甚至打起了俄罗斯在远东的贝加尔湖的主意，最终都无法满足北京的用水需求。
看上去，北京应该限制人口，否则北京将变成一座干涸的死城，不得不迁都。届时，再来讨论北京到底是谁的北京，就如同讨论莫高窟到底是早就消亡了的莫高窟人的莫高窟，还是现存的中国人的莫高窟一样没有实际意义。
说北京应该限制人口，这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其最为凶险的核心内容是，北京的资源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这座被糟蹋得体无完肤的城市的承载极限。目前北京地下水分布状况形成的巨大漏斗型亏空，会让北京悔之晚矣。
在讨论北京是否应该限制人口数量之际，还是应该回归到理性的立场和冷静的心态，驱除掉意气用事和先入为主的成见，看看北京现在到底已经破败到了什么样子、以及如此下去是否还能够维持“可持续发展”，再来抽象出结论。
当然，如果站在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种限制势必会带来道义上的问题，会由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平衡而引发事关正义的讨论。但应该看到，这种不公广泛存在于中国全境，而且愈演愈烈；即使北京城门大开任凭随意出入（现在的状况差不多如此），一方面对于缓解中国社会的不公不会有太大作用，另一方面则可能加剧北京悲剧的进程，在城市化进程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将北京尽快送上黄泉之路。
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作为一个历史名城，现在已经被毁的面目全非，与城市化进程失控和人口压力快速增加、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条件的要求急遽增长不无关系。
北京的存亡是北京人的事还是中国人的事？保卫北京的胡同，保卫北京的城市竞争力，需要的恰恰是社会责任感。
而在威权政府太多的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治理方式当中，北京就历史性和决定性地被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尴尬位置。
实际上，我们正在承受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而惨烈的动荡，我们正在眼睁睁看着中华文明被中国人亲手埋藏，我们正在经历着无与伦比的市场和政府双双失灵当中的六神无主，我们正在为全人类制造着一个庞大而凶险的垃圾。
能够处于这么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还是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