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讨论中国大陆什么地方的人最坏？
2006年11月9日
何必
……专家告诉记者，综合各种因素大力发展公交系统才是解决北京交通困境的一大出路……（略。）
看看，中非论坛期间那么点子错峰出行的效果，现在被各方当作是救命稻草，死死抓住不放，好像这错峰出行就是个能够拯救行将崩溃的秩序的灵丹妙药。
这几天，我也是就此大放厥词，说了不少内容，我自己都嫌烦了。看着媒体抱住错峰上下班这个挂一漏万的亮点，咬定青山不放松，大有不弄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罢休的架式。媒体如此，我有什么可烦的？不就是继续喋喋不休嘛。
说错峰出行制度设计思路上必须经过广泛听取社会上各方面的意见，必须考虑到论坛期间其他共存的管制措施，必须经过科学论证等等，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而将中国、以及北京的道路交通状况与国外比较，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实，我们在热火朝天地讨论错峰出行问题时，往往还是固守着经济学本身一直存在的见物不见人的弊端。该报道中那个专家认为，如果在道路压力突破极限的情况下，错峰出行就无关痛痒，只能或者拓宽道路或者限制机动车数量；而在此前一天该节目有关错峰出行的报道中，另一个专家介绍，日本、墨西哥等国家的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比北京要多，但交通也没有那般拥挤，所以北京还是有改善的余地的。
这种比较，和听起来似是而非的说辞，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让人无所适从。
不错，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比起国外很多城市来还差得远。但为什么北京的道路却如此无可挽回呢？
我们光是比较了道路密度、机动车保有量、行驶速度、存量增量等等，却忽视了一个最核心的事情，那就是，中国、具体到本话题就是北京的机动车都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在驾驶着。
平常开车上路，面对各式各样的流氓驾驶，活脱脱会把一个哪怕是非常德高望重或谨小慎微的人变成魔鬼。
城市道路，是一个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公共空间。与比如电影院、图书馆、公园、酒店等公共空间不同的是，城市道路具有极强的兼容性，或者具备公共品当中最为单纯和显著的非排他性，无论贫富长幼男女强弱，在道路上都化为一个干干净净的交通主体，除非是那些在车身上明显标注特权的军警高官使馆牌照者外，待在机动车里面无法表征出任何社会地位、身份、成就，只能摩肩接踵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管是豪华的还是寒酸的，尽皆如此。
由是，道路上的贫富差距应该是最不明显的，而这也给道路上各色人等的自我定位和观照形成了必然的错位。优雅的白领被龌龊的货车挤压了，不可一世的官员被搬家公司车辆别了，私法掌握者被黑车有眼无珠欺负了，国宾车队被未谙世事的外地进京车辆拦截超越了……如此这般，怎不叫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我身边有些平素完全淑女君子者，一旦上路也不得不沾染恶劣的“车脾气”，沦落到车匪路霸的档次，凸显着公共空间就是注定被边缘化贫困化垃圾化的趋势。
所以，看着一个个开着车风驰电掣的男女老少们，心里实在感觉就是一个个气急败坏的杀手，至少在此时此刻心中充满了对社会的不满和愤恨。
非但如此，平常里因为这种事所带来的麻烦也很是有趣。
我在《城市》里的一个同事，是个现在户口还在山西的男性主编，他所把握的组里尽是弄些个女将们供自己养眼，MSN上将自己封为“窦各庄员外”，意指在窦各庄拥有一处自己的房产，并且也具有着充当员外的身心渴望，颇有权力的意念。
这个主编平常显得温文尔雅，可开起车来却就污言秽语，并时不常发起脾气与其他车辆叫劲。如果被堵在路上，经常会骚扰北京的交通事故报警电话（122），责问对方是怎么管理道路交通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小面包车跑到主路最内侧车道上来？红绿灯设置为什么如此不近人情？等等。
11月7日上午忿忿不平地到了办公室，讲述了他所开的车在方庄停放时被他人的车辆刮蹭的经过，咬牙切齿地谈起了那个刮蹭他车的对方究竟多么不是个东西。后来他说要将这个经过记录下来，并让我发到博客上，供众人品评。
遭遇北京胡同串子
（何必注，略。）
（顺便说一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从被尊称为“潘老师”简化为“潘老”，叫得我如今越来越沧桑，总是在泡妞时因为模样罪而屡屡吃亏。）
听了这个主编的讲述，我就认为他太面了，对付流氓就应该采用流氓的办法，可以报警，可以动粗，可以不择手段。
该主编问我，是否可以做一个揭露老北京人的丑恶嘴脸的节目，我说这恐怕不行，很难通过审查，毕竟是个犯众怒的区域，传统媒体是不会有人敢于如此忤逆违抗宣传纪律挑拨社会关系的。
我并不是个老北京，现在我的户口本上的籍贯是“江苏宜兴”。我对该主编介绍，文革前后所谓的北京人大体上是三种人，其一是刮蹭他车的那类北京人，属于老北京，这些人大都是土著得没有经历过什么世面（比如战争或者走南闯北），最典型的就是天桥龙须沟一带的胡同串子；另一类是机关大院里的人，还有就是像王朔那类部队大院里的人。
与老北京打交道的确很让人头疼。人们常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这也算是从地域上区分人群行为乃至职业特征的一种流传。
其实，很久以前我们就有了按照地域来区分人群特征，并借此基点与人打交道的心理底线和物质基础。
在那个主编的手下，就曾经有过恬不知耻口是心非胡说八道装腔作势自以为是装疯卖傻的来京记者，令人不胜其烦，更是让我印证了我此前对一些地域人士的反感。
其实，有件事我不说对方也得说，不如也在这里索性一并抖搂吧。
也是11月7日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武汉晨报的记者，从《中国青年》彭明榜那里知道了我的电话号码，找到我，说最近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因为考试成绩等问题，突然出走消失，他们报社花了很大气力在全国各地寻找，虽然找到，但对方不想接受采访；报社认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困境，希望能够就此采访我。我当即回答，我对这类采访没有兴趣，如果想找这样的事例可以找别人。对方回答并不会占用我太多时间，可以等着我忙完了自己的事后花个十几分钟就可以。我让对方次日（11月8日）再打电话。我想着，武汉那是个什么地方？九头鸟啊。那里的人也不是好惹的嘛。
次日上午，我刚刚到办公室，打开电脑，与同事打了招呼，那个武汉晨报的记者不请自来，就到了办公室里。
我再次听了他的意图，然后直截了当地表示，我认为他们的做法很无聊，是一种炒作。一来，这个学生是否继续读书，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外界不应该对此横加干预或者指指点点。二来，媒体总是自以为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具有天然道德优越感的位置，对公民个人的行为进行裁判，这绝非媒体的功能。三来，如果这个学生不是清华的，而是比如湖北武汉甚至十堰荆州黄石等什么地方一所不为人知的高等院校，那么报纸还会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全国寻找吗？正是因为有了清华的名头，才给了如此炒作带来了空间，而客观上和结果上，该学生也就为了这种炒作付出了更大的代价。（那个记者介绍，该学生的父母是靠拾荒来供养其上大学，我回答这并不使问题的性质有任何改变。）
我对那个年轻气盛意气风发的记者说，当天正好是记者节。我们在为媒体的发达而庆幸之际，却无时不刻在崇尚和动用着媒体暴力，用媒体的力量标榜自身的存在，并对他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侵害。（他提起我被媒体侵害的经历，我拒绝就此发表评论。）事实上，每个人的墓碑下埋藏着一部完整的历史，这就是说，不能以任何个人的生活经历无法比照其他人，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不可能一模一样。报社试图以找寻过来人并比对经历的方式给那个学生以参照的做法本身就有着很大的问题。我希望能够给那个学生一个不受打扰的个人空间，让他自己去思索去揣摩去度量去选择，而不是被媒体强迫在大庭广众之下承担过多的个人和家庭以外的子虚乌有的责任，成为公共选择中的牺牲品。要知道，这是他的权利，而不是作为社会构成的我们之辈的施舍和恩赐。
最后，这个记者问我是否可以为我拍照，我回答说不行。
这是个连名片都没带就出来采访的记者。
湖北人果然了得。我相信，无论我说了什么，阻挠不了武汉晨报继续逮着那个可怜的学生不撒嘴，继续将其行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供人品评玩味，借满足公众好奇心的理由实现自身吸引读者进而完成类似广告等的商业化运作。
虽然我不同意，但现实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就更不可能以我的意志有任何风吹草动。
这就是与时俱进里的中国。
《解放日报》5月20日报道，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于2004年6月3日受邀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彼得伯格秘密会议（据其本人透露）。据说他是第一个参加该会议的中国人和东方人。会议范围很小，参加者都是西方政治经济界“大腕”，有美前国务卿基辛格、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大卫•洛克菲勒和菲亚特老总阿涅科。在这个被称为“西方秘密俱乐部”的会议上，龙永图就中国经济的问题作了“长时间”发言，他讲到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力量：一个是改革的力量：另一个是市场力量；第三个是全球化的力量。他的发言立即引起轰动，“他们对我的讲话反映特别好！散会之后，吃午饭的时候，很多人都过来和我交流。”龙如此说。龙并不觉得是他个人魅力使然，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西方已经意识到崛起的中国力量不可忽视，因此，“他们不得不关注我们”。
曾几何时，中国大地上涌现出对于河南人的挤兑、数落、讥讽和排斥。穷山恶水出刁民，河南人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恶的化身。
现在，对河南人的不满和歧视少了许多。这是我们的社会进步了？文明程度提高了？
前不久，我写的那篇“当今世界还有比中国人更坏的吗？”在网上甫一登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网络上转载得很多（用搜索工具简单查询就可以知道）。写那些文字时我还担心那可能会招致网民大骂，不成想却博得了广泛的共鸣。（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上哪儿的人又是最坏的呢？
想当初，有河南人煞有介事地发问，到底是谁在妖魔化河南人，对着河南人的为非作歹视若无睹，却摆出一副蒙怨受屈的姿态，试图为河南人夺回道义制高点。但严酷的事实却无情地鞭笞着如此诘难，成就着河南人在耻辱柱上牢不可破的位置。
现如今对于河南人的非议的减少，并不是河南人有所收敛，（我的同事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期间前往河南旅游，整个行程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河南人的坑蒙拐骗，让他和同行者对河南人的行径刻骨铭心。）也不是什么社会更加宽容和谐，而是格雷欣效应的完美体现，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表现。简言之，不是河南人变好了，而是其他地方的人变坏了。
当中国大陆上的全体人们都不约而同向河南人看齐之际，对于河南人的评价自然会从负面向正常转化。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渡过了万众一心将河南人妖魔化的历程，众志成城地与曾经作为对立面的河南人休戚与共携手同心与时俱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而这个境界就是，全世界都在妖魔化中国人。
换言之，现在最坏的（不考虑语义学上的最高级形态），不止是河南人，而是全体中国人。
所以，讨论中国到底什么地方的人最坏，在当下的情景之中，竟然会摇身一变成为了伪问题了。
这应该是我们欣喜还是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