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坚强刚毅的父亲走完了他93年坎坷的一生。出国20余载，未能在老人跟前尽孝，深感愧疚；病毒肆虐，无法回去奔丧，终身遗憾。六年前父亲90大寿时，曾写过这篇文章：我的父亲。如今贴出来，表达怀念之情。
（一）
母亲去世三周年时，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妹妹特意用大号字打印出来，呈给了父亲。他摘下1000度的近视镜，几乎将纸贴在眼睛上，非常认真地读了两个多小时。指出文章中要修改的两处，父亲缓缓地戴上眼镜，若有所思地对我说：“写得挺好的 。我也想写一写自己的一生。开了个头，没法继续，眼睛不行了！”。我接过话：“我来试试吧，找时间采访采访您。”其实写写平凡的父母亲，一直是我多年来的心愿，特别是父亲，更值得我花时间和精力，去浓墨重彩。
（二）
父亲一生历经坎坷，数次命悬一线，与死神擦肩而过。刚出生，就因剪脐带的剪子未消毒，造成脐带感染，浑身抽风痉挛，差点被扔进乱坟岗。十一岁时患伤寒，被郎中宣判死刑，家人已开始准备后事。大爷长跪在地，苦苦哀求那个远房亲戚的郎中：“再想想办法，就当死人医吧”。几服猛药下肚，居然奇迹般生还。病愈时身体干柴一般，无法行走。48年20岁的他刚上西北工学院，患上胸膜炎，被庸医误诊为当时的绝症---肺结核。医生告诉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吃饭、大小便让别人来帮忙。父亲当时孤身在西安读书，举目无亲。一位好心的高中同学把父亲接到了西北大学他自己的宿舍里。过年了，同寝室的学生都回家了。父亲独自躺在冰冷的宿舍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当时上吊的心都有”，父亲晚年对我如是说 。解放后，伤病依然与父亲如影相随。50年代感染上结核菌；60年眼底出血住院；87年左眼视网膜脱落；90年患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住院；93年右眼视网膜脱落。给我印象最深、也是对父亲一生影响最大的要算72年的那次受伤。文革后期父亲从牛棚出来，被下方到单位的修缮队当了一名泥瓦工。春节后的一天，简易的工作间突然摇晃起来，工友们慌忙往外跑，高度近视的父亲慢了一步，整个人被砸了进去。从废墟中扒出，被送到西安红十字会医院时，父亲已人事不知，昏迷不醒。抢救时，高压只有30，医院9天内下了3次病危通知单。经过十几天抢救，命算是保住了。但详细的伤情报告令医生眉头紧锁，双腿多处粉碎性骨折：右侧大腿；左侧大腿，小腿上部，小腿中部，左踝。其中左踝的一块碎骨已刺皮肉，裸露在外。医生将其用钳子拔出时，脓血一并溅出。更糟糕的是，骨折部位多处错位，在抢救期间居然横向通过新骨茬连在一起。左踝处九块碎骨更是杂乱无章地长上了。那时医院的技术骨干悉数被下放劳动，三流水平的主治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不做校正，任由骨头自由生长。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医院探望父亲的情景：脸色苍白的父亲上身平躺在病床上，裹满石膏的双腿被托马斯支架托在半空中。不满九岁的我惊恐地呆看着这一幕，父亲微笑着招呼我……。在以后的岁月里，父亲遍访名医，咨询重新接骨的可能性。无奈手术过于复杂且结果难以预料：不但要重新砸断各处长偏了的骨头，还要梳理走向紊乱的血管神经。只好作罢。两年前，父亲患严重的前列腺疾病，再次住院。医生怀疑有癌病变，准备火检。父亲问：如果是癌症，能否手术？答曰：不能，因年岁太大。又问：不治疗，能活几年？答曰：十年。父亲大笑，说：那还有什么必要遭罪做火检。面对磨难，父亲就是这样坚强豁达。50年代父亲每次到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身体，他那当医生的中学同学总会同他打趣：“肺结核几期？瞧你那身板，恐怕活不到60。”这位60岁就作古的同学一定想不到，依然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的父亲，今年90岁了！
（三）
2000年出国前，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时，我曾有一篇300字左右的英文习作“辛劳的父亲”，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评。父亲这一生确实非常辛苦劳累。72年的那次受伤，带给他严重的后遗症：由于骨头错位，左腿比右腿短了几公分；左踝处长上的碎骨斜呲着、直接贴着皮，皮一擦破，就露出骨茬。父亲穿的鞋都是专门定制的、内垫高的矫正鞋，走路要借助拐棍。那时我们住在平房，厕所是蹲坑式的公共厕所。由于腿伤蹲不下去，父亲去解大手，都要弟弟或我扛个长条凳跟随着。平日里母亲上班，我们哥仨上学，妹妹尚幼，闲不住的父亲伤情刚一稳定，就毅然分担起做饭带孩子等繁重的家务。由于血液流通不畅，每天干完活，双腿都是浮肿的。晚饭后父亲总会把双腿翘得高高的，让腿慢慢消肿。父亲手很巧，理发、日常修理等，全在行。他曾用废弃的砖头在后院盖了个放杂物的小房；用旧房拆下的木条做了几个碗柜、书架。家里还养过鸡鸭。两只刚浮出的小鸭子一直被养到会下蛋，遭到了黄鼠狼的袭击，一死一伤。父亲用铁片箍住鸭爪，硬是医好了那个小生命的腿伤。妹妹上学后，父亲不愿在家闲着，想去上班。尽管对于工伤患者，工资福利等各种待遇是如数照发的，但父亲依然想对社会有所贡献。去远在户县的原单位上班，已不现实。父母亲的单位同属于西北电管局系统，经协商父亲无偿到母亲的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八十年代初，父亲退休后，又受聘于各类学校作教员。“不管风里雨里，父亲总是会骑着辆挂着拐棍的自行车，穿梭于家和各类学校之间。由于左腿不能完全打弯，他骑车时身体会略微左倾……”，我在“辛劳的父亲”一文曾有过这样的描述。随着儿女们陆续成家，照看第三代又成了他这个作爷爷义不容辞的责任。父亲带孩子很有心得，不仅从生活上，更擅长从教育上。四个孙子孙女都是父亲一手带大的。晚年了，原本不想那么操劳了，但母亲患上老年痴呆症，这个无情的现实又一次粉碎了父亲“轻松轻松”的念想。后期母亲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父亲断然否决了我们多次提出的、雇保姆的请求，硬是拖着伤残了的双腿，多数时间独自照料着母亲，直至母亲病逝。
（四）
父亲一生与书本结缘。他的学生时代虽处战火纷飞的乱世，但他不畏艰辛辗转求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38年家乡山东曹县被日本人占领，学校停办。刚读完小学三年级的父亲，不得已辍学在家，不久又大病一场。41年八路军游击队复办高小，父亲直接考入小学五年级。因屡考第一，半年后在老师的鼓励下，同六年级毕业生一道报考初中，顺利被录取。初一仅读了半年，家乡遭日本鬼子扫荡，学校又停办。后听说山东籍的国民党抗日将领李仙州将军（电影“南征北战“中李军长的原型）在安徽开办学校，收留家乡的流亡学生。在爷爷奶奶的全力支持下，年仅十四岁的父亲同家乡的几个小伙伴一起，穿越封锁线，来到安徽阜阳继续求学。44年日本人打通平汉线，阜阳被围，失去与大后方的联系。刚刚初中毕业的父亲，夜穿被日本人严密封锁的铁路线，随学校一路西迁。先后到河南内乡、陕西商洛、汉阴、汉中继续高中学业。47年高中毕业，赴西安考学，被西北工学院录取。暑假回山东探亲时，恰逢国共战端又开，陇海路断，被迫休学一年。48年刚复学，又因患胸膜炎，再次休学。49年准备二次复学前，先后又考上西北农学院，西北军政干部大学，西北大学。因身体原因，加上同学力劝，父亲放弃理工学业，于49年秋天，进入西北大学财经学院企业管理系学习。大学毕业时，被推荐留校读研究生，并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但父亲以健康为由，主动放弃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步入社会。在西北电管局，西安电业局，户县热电厂工作期间，因渊博的知识，良好的口才，父亲多次被指派到夜校，子校任教。77年高考恢复，在家养伤的父亲，又当仁不让地成为周围渴望继续学习深造的青年们的业余辅导教师。80年代初，各种电大，职大，夜大以及其他种类的补习班，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周围这类学校的讲台上，总会有父亲的身影。他教授过的课程除了包括所擅长的：会计，统计，数学外，甚至还有语文，英语。父亲平时讲话带有浓浓的山东口音，当学校需要时，他竟然客串起语文老师。父亲的学生时代英语老师匮乏，而且他们当时学的是韦氏音标，不是当下用的国际音标。他硬是随着电视一边学，一边授课。父亲因伤提前退休，无缘获取任何技术职称。但在80年代，我常看到父亲帮亲戚朋友修改、撰写经济师、会计师论文。步入老年后，父亲思维依然非常清晰。孙儿、孙女们学习上遇到难题，自然会去请教爷爷。几年前回国探亲，我又看到了类似的一幕：已经八十七、八岁高龄的父亲在耐心地给准备中考的外甥讲解勾股定律！父亲对儿时的我们管教很严，从来不会给任何用途的零花钱。但对我读小说的嗜好总是大力支持，家里75年起就开始订阅“人民文学”等期刊了。我从小就很喜欢听父亲同家里来的客人们天南地北地聊天，从中获益良多。记得81年的高考作文题是：毁树容易栽树难。当时看到题目不知如何下笔，呆坐了几分钟，情急间突然想起父亲闲聊时谈到的一位科研工作者，文革期间的研究成果，国内无人问津，国外高度评价。文思自然涌出：“常言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五）
家中的一位远房亲戚，在西安市某局副局长任上，帮我调动过工作。他曾这样评价我：“与他的父亲比较，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差距”。当时传话的是一位自来水公司的同事，说完她歪着头，注视我的表情。我微微地一笑，道：“评价非常准确”。父亲49年以入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北大学财经学院企业管理系。曾任学院团总支书记，西北大学学生会学娱部部长。步入社会，也一直是单位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西北电管局团总支付书记，西安电业局团总支付书记，劳资科代理科长等。但他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过于复杂：乡村教师的爷爷，土改时成分被定为富农；毕业于国民党中央警官学院、曾担任济南市区警察局长的大爷，50年代被判20年徒刑；尚是高中生的三叔，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裹挟，去了台湾；父亲本人，48年休学期间在济南市政府短暂工作过，被怀疑与三青团、中统特务有瓜葛。到了退团的年龄，父亲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尽管如此，天性开朗的父亲依然踏踏实实工作、本本分分做人。父亲一直主管劳资，凭借自己娴熟的专业技能，厂里的工资、奖金、福利、劳保等被管理得井井有条，深受广大干部群众及上级领导的好评。文革中被红卫兵揪斗，也总会有夜校的学生们暗中保护，免遭皮肉之苦。父亲在家族、亲戚中威望很高。当年他只身一人从山东农村赴西安求学，工作后用微薄的工资接济着老家包括爷爷奶奶在内的整个大家庭。随后姑姑、表姑、堂姐、堂哥等众多亲戚陆续从老家来投奔他。2000年阔别大陆50多年的三叔从台湾回来探亲。在西安聚会时，他望着席间以父亲为核心的、已四世同堂的、有几十口子之多的大家庭，也不禁大为感慨！母亲书香能门第的家中有了大事小情，常见父亲跑前跑后地张罗；文革前就已是厅级干部的舅舅，遇事也习惯同父亲交换意见。父亲乐于助人，在朋友邻里中人缘极好。77年恢复高考后的两年里，家里常常门庭若市，谁人都可自由进出，向父亲讨教。有三位邻居家的孩子更是常客，每天晚饭后，准时出现。78年他们顺利考上大学后，他们的家长也只是到家里坐坐，表示感谢，父亲不取分文。我的同学朋友来家中学习玩耍，言行中如有不当，父亲总是直言相告，有时弄得我很尴尬。但他们再次见到父亲时，依然会恭敬地叫一声“赵伯伯”。朋友如有事相求，父亲一定会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尽全力帮忙。在机关工作、经常有机会与各级领导打交道的妻曾多次对我说：“以爸爸的学识、能力、人品，当个局长绰绰有余，真是生不逢时了！”但父亲同我聊起他的一生经历时，却极少抱怨，总是非常客观理性地看待政权的更替、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话语中满满正能量。
（六）
写父亲，就不能不一起写与父亲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母亲。父母亲当年的结缘颇有些戏剧性。父亲大学毕业后先与一大学女同学谈朋友，期间出了趟长差去兰州。回来惊讶地发现那位女同学因不堪一无赖同事反复纠缠，不得已嫁与他人。这位心存内疚的女同学于是将她的一名战友，也就是母亲，介绍给了父亲。一见面，原来认识。父母亲49年一同考入西北大学财经学院，父亲在企业管理系，母亲在财会金融系。初次见面他们去看了场电影。影毕，母亲当即邀请父亲到家中坐坐。一进门，父亲却看到另一位男青年端坐家中。原来这位青年是亲戚介绍给母亲的，家里上下都不甚满意。教师出身的外婆外爷却很快就认可了父亲，这位清廋聪颖干练的农家子弟。父母亲从此牵手，一道走过了50多年的风风雨雨。家境很好的母亲毫无怨言地给予了家庭负担很重的父亲巨大的帮助和支持；父亲则自始至终对母亲关怀备至。家里的任何事情看似都由父亲拍板定夺，但父亲事前都会同母亲商量，尊重母亲的意见。性情温和善良的母亲在外如遇半点委屈，守护神般的父亲一定会挺身而出。印象中父母亲极少吵架，偶尔的拌嘴也基本上是以父亲的妥协而告终，尽管父亲能言善辩。情形大体如此：争辩几句，父亲的声音稍微一高，母亲就会阴沉着脸，默默地走开，拉开被子，躺到床上。父亲做好饭，会责令我们去叫母亲。这时母亲一定会给我们面子：起身，叠好被子，擦吧脸，端作饭桌前。听到父亲的一句“吃饭吧”，母亲拿起了筷子……。母亲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父亲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护理的重任。我们这里邻居家也有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妇，老太太刚刚有了易忘事的症状，就被送回国，进了养老院。看着整天在院里跑步、红光满面的老先生，比比父亲，我和妻唏嘘不已。父亲事无巨细地照料着母亲。母亲的用药，都是父亲严格把关，有延缓大脑萎缩的、降血压的、降血糖的、软化血管的、补脑的等等，每次总有十片之多。父亲给母亲洗头、洗澡；有时母亲大便干结了，他甚至用手……。吃过早饭，父亲总会带母亲出去买菜、遛弯。当时他们住在六楼，母亲拎着包在前面一边数着台阶、一边下着楼，父亲拄着拐棍跟在后面。母亲手中的包上缝有写着家里地址电话的布条，包里放有充好电的GPS。母亲走丢过几次，每次都是父亲俨然将军般地指挥着由家人亲戚组成的各路大军，四处找寻。一次走丢至高陵县的母亲被接回家中，父亲心疼地望着已八九个小时滴水未进的母亲在急切地咽着食物，轻轻地用手揩去她脸上的一处污渍。母亲后期谁也不认识了，唯有父亲指着自己问时，她会毫不犹豫地报出父亲的名字。13年11月初母亲住进了医院。由于医生诊断母亲无大碍，很快就能出院，家人就没让父亲去医院探望。谁知这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凭我对你妈身体和病情的了解，应该还能再伺候她几年，没想到她走得这么突然”， 父亲老泪纵横地对我们说。“我妈是怕您继续受累。她走得很安详，没怎么受罪”，我们忍着悲伤安慰着父亲。母亲走了，一向坚强的父亲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我们夜里轮流陪伴着父亲。“不管你妈身体如何，她毕竟是个伴啊！”，父亲一直这样认为。
（七）
去年回国，父亲向我推荐了一篇文章“人生步入老年，该是可遇不可求的福气”。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生命是质量与数量的统一。质量第一，数量并不是生命的唯一追求。长寿的前提，是能自理，是不麻烦、少麻烦他人。不然，则如孔子所言：长寿多辱了。“辱”就是失去了尊严。父亲以此为准则，如今依然坚持独居一处，大部分时间自己照顾着自己。清晨沉重的步履声在厨房响起，我知道父亲开始准备早餐了。磨豆浆，煮鸡蛋，馏馒头，准备小菜，开水烫碗......。每次回国我注视着他缓慢而非常有条理地干着这一切，基本插不上手。父亲自己摸索着用药，调理着依然多病的身体。天气好时，他会步履蹒跚地推着轮椅外出晒晒太阳。“我不需要保姆！我不能躺下！”，父亲坚定地、近乎固执地对我们说。有时我会扪心自问：到了父亲这个年纪，我会怎样？答案显而易见：我还是不如父亲。父亲九十岁的生日就要到了，我发自内心地对父亲说一句：“爸，保重！您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