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无思：构建而来的西方历史——西方历史的幻灭（四）
【摘要】西方历史就其希腊文?στορ?α的原意来说，就是对于过去事情的重新构建。汤因比认为，虚构（fiction）是历史研究的三大主要方法之一，并且比如实地忠于历史资料更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规律。西方历史著述之所以理所当然地包括虚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缺乏充分而又可信的历史资料。古代四史都属于消逝的文明，待到几千年后重新发现，绝大多数可信的历史资料早已被历史长河冲走，勉强捞起的关于过去的讯息只能很少并且变形，不足采信。中国与西方世界因为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录方面的传统差异，对于历史的感知和理解截然不同。中文世界的读者应该对教科书里西方近代以前的历史叙述保持充分的警惕，不可以在中文意义上的历史层面不加分辩地接受。本文旨在提醒中文世界的读者，西方历史学者构建和虚构历史，不是一个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我们应该聆听西方学者的解释，为什么西方历史来自构建和虚构。本文提供了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 1. 西方的历史（history）概念
西方历史，本质上是构建而来，不是如同中国历史那样记录而来。
这一点由英语history这个词的希腊来源?στορ?α（Historia）可以看得很清楚。?στορ?α（Historia）来自希罗多德的那篇名著《历史?στορ?α（Historia）》。
?στορ?α（Historia）的原意是，通过问询，调查而来的（关于过去）的知识。是立足于现在，从其他人的叙述中，探寻过去，然后重新构建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
从这个西方世界最原始的history定义来看，西方的历史（history）很明白，就是构建而来的关于过去事情的叙述。
与中文意义上的历史，历代史事的即时记录积累而来（参见《简无思：两种历史类型》）完全是两码事。
“历史（history）是过去本身及其重构，或者对过去的一种叙述”（Furay, C., & Salevouris, M.J. (2000). The Methods and Skills of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2nd ed.). Harland Davidson.）。”
这段话代表了西方历史学界关于历史一词含义的主流。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这句话有几层含义。
1）”历史是对过去的一种叙述”。这样的表述，是可以为中文世界接受的。
中国自从远古以来就有实时记录当下发生的事情留给后人查考这样一个传统。
黄帝时期，中国就设有史官。一般认为，汉字的发明者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他为了记录史事而创造了不少相关汉字。刘知几于《史通?史官建制》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
这就是实录历史的开端。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一项发明之一。
因为中国人有着实录历史的传统，所以中国人叙述的历史都是关于过去在可信性，真实性两方面都很高的叙述。
在这样的条件下，历史是对过去的一种诚实的叙述。成立。
但历史并不等于过去。所以，
2）”历史就是过去”这层含义是需要推敲的。
很多过去的事情都消失了，因为没有记录下来。在中文世界里，历史是得到记录的那部分的过去。没有记录下来的那部分过去就是消失的过去，是不可以被还原或者重建的。我们应该诚实地让它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没有得到及时的文字记录，仅仅存在于记忆中，很久以后乃至数代人以后再转录为文字，是不是可以呢？这就存在着记忆缺失，记忆重塑，记忆歪曲等诸方面的问题，使得回忆而来的关于过去事情的准确性，可靠性，可信性，真实性等方面都要打折扣。时间越远，折扣越大；传代越多，折扣越大。这是不可抗拒的人类记忆能力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从历史长河里打捞出来的过去，已经变形，面目全非，不可辨认，你无法也不应该牵强附会地强行想象它是过去的哪一部分。
3）“历史是对过去的重构”。
如果说，通过记录下来的历史我们了解过去，是一种重构。这种重构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构就不是中文世界可以轻易接受的了，即，因为缺乏即时记录的文献，后世之人通过传说、文物考证意义上的猜测而重新构造一个后世之人（历史研究者）自认为最合理的关于过去的图像。
前面已经说过，过去一旦过去，如果没有当时留下的记录，则只能消失，无法重构。传说和回忆只能是传说和回忆，不能成为历史。传说和回忆写成书，也依然是传说和回忆，不能与实录型历史意义上的历史相提并论。几代人之后的传说更加难以保证其历史的可靠性，可信性和真实性了。
但西方人没有像古代中国人那样严谨地去对待历史和过去。
西方人要将丢失在历史长河中过去的残渣打捞上来，强行拼装，构建历史。
因为，不这么做，他们就没有关于过去的图像，从古代四史到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
现代西方的历史资料要好一些。毕竟年代很近，并且历史资料很丰富。
- 2. 构建而来的西方历史
正因为西方没有即时记（实）录型历史，所以，西方关于古代四史以及中世纪的历史，都是通过有限资料之上的加工，推测，编排，以及大量虚构，乃至文学创作的方式构建而来。后面我们会提到汤因比，就这个问题稍微详细一点展开讨论。
中文世界的读者因为中国有一个久远的历史记录传统，面对这一历史学行为会感到难以接受，难以适应。但对于西方历史学家来说，这是很正常的。如果大家都愿意相信古罗马，古希腊存在于过去，并且还有一些零星的，哪怕是散乱的来自那个时代的文献和文物，为什么我们不脑补一下，就像修复破损文物一样，“复原”出当时的历史场景？难道这不很合理吗？
这里的“复原”借用的是考古学里的一项文物修复方法。基于破损文物/动物/人类骨骼所提供的虽然破损，但依稀可辨的基本架构，通过复原师的“合理现象”，其中不乏艺术加工，从而“复原”（想象）出一个对于复原师而言最为合理的该文物的“应有”图像。其中会大量采用具有粘合功能的胶泥等粘合剂，用来填充文物碎片之间的空间。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基于人类头颅骨推演而出的人类生前面部外形。手中实有的头颅骨提供有限的基本骨架，但肌肉形状和面部皮肤部分完全依靠复原师的“合理想象”推演而来。
构建型历史就是这样的一种关于过去的“复原”。
鉴于西方地区包括古代四史直到16世纪初长期缺乏统一政权，缺乏清晰的地区边界，缺乏统一的历法系统，因而实际上严重缺乏统一而可靠的时间/空间框架，而没有一个可靠的时空框架，要想复原一个可靠，可信，真实的历史，是绝无可能的。就好像缺乏一个大致形态的头颅骨，再好的复原师也无法复原出一个可靠的此人生前头面部图像，绝大部分的复原图都需要虚构。
事实上，关于西方古代四史，中世纪历史的复原形态，即，现今通用的西方中世纪及其以前的构建而来的历史，主要来自虚构，并且是资料严重不足条件下的虚构。正如汤因比指出的，虚构，是历史学研究的三大主要方法之一，而虚构的这部分历史主要来自传说和文学创作（汤因比，《 历史研究》）
这就涉及到以汤因比所代表的西方主流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的理解。什么是历史，历史和历史学的意义是什么，怎样表现/叙述历史，等。
汤因比认为，对历史现象的研究有三个主要方式，而这三个方式体现了三个不同的历史研究阶段或层次，1）观察和记录（ascertainment and recording of facts)，2）总结规律(elucidation of general laws)，3）虚构（fiction）。
他认为观察和记录历史现象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其目的是总结关于历史的科学规律。而实际生活中的历史现象是不可能得到完整而又真实记录的，所以，在总结了历史规律之后，虚构反而可以重新叙述一个更加真实的历史。
所以，汤因比说，正因为如此，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虽然有很多虚构（fiction），但正因为这样的虚构，才使得他所描述的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比枯燥无味，残缺不全的历史事实更显得真实可靠，更能反映出罗马帝国的衰亡作为历史规律的必然，更符合罗马帝国的历史真相。
同样，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英国史》虽然有诸多不确实的”事实”，但它“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国历史。
再比如，汤因比承认修昔底德（Thucydides)虚构了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讲，这近乎是一种将历史事件用戏剧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方式。而实际上修昔底德本人也承认，正如中文版的译者所注释的，”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不在讲话的现场，为了叙述的完整，他只好按照历史人物当时可能说的话进行了虚构。这种杜撰非现场的演说词或对话的做法是古代史家普遍的做法，因为古代史家不能容忍空白。但这不能否定修昔底德著作高度求真求实的主流。就这一点来说，他比现代许多史家还要真诚和认真。”（汤因比《历史研究-节缩版》，3.4）
对于中文世界的严谨读者来说，汤因比，吉本，麦考莱，修昔底德们所认可的这种历史写作方法是无法接受的。
历史，如果因为没有记录而来的准确资料，因而不能写实，只能写意，哪怕是作者标榜的历史规律，从而写出历史著作者所认为的那段历史应该呈现的模样，这岂不就是在想象历史，以历史规律的名义？
再说了，吉本也好，麦考莱，修昔底德也好，凭什么认为你们所构建（虚构）的历史过程和细节，包括演讲内容，就一定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并且是历史规律层面的真实？你以为的历史规律和历史真实果然就是客观的历史规律和历史真实吗？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历史学家一直以来（17世纪至今）迷惑于历史和小说之间差异的原因。
事实上，确实有不少西方历史小说家被看作伟大的历史学家。比如Sir Walter Scott（15 August 1771 – 21 September 1832)，苏格兰历史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就因为他精彩的历史故事写作，汤因比认为“他本人的某些小说比他的任何历史著作都显得他是一位更伟大的历史家”。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虚构，是西方历史学家构建历史的一个主要，并且合法（正当、合理）的方法。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以前的西方，更不用说是古代罗马，希腊，乃至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资料稀少，无法基于残留的乃至考古发掘而来的文献和文物资料构建一个足够丰满完整的历史图像。”瓷不够，泥来凑”，历史构建就不得不像文物复原那样，用大量的虚构为胶泥，在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想象中，文学创作一般虚构出一段光彩夺目，有血有肉的西方古代四史，中世纪历史，西方近代史。
另一方面，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写作的理解走到了与中文世界截然不同的一条路上去了。虚构历史的合法性（这里指的是虚构历史的正当性），来源于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写作的认识，定位在写出历史规律，历史精神，而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而这样的文学创作一般的历史写作，“比历史（事实）更真实、更智慧”。写意的历史比写实的历史更加真实展现历史的原貌。
这里就解释了两个古今中外在历史领域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质疑。
一个是前面提到的17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学家的普遍不满，很多西方历史学家私下和公开抱怨“历史与小说无法区别”。请注意，这里的历史指的是西方历史著述。
如果西方的历史写作着眼于写意而不是写实，那么确实，那样的历史写作与历史小说差别不大，毕竟都是在对历史进行写意的描述嘛！
所以，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更像一本小说；而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罗马史（History of Rome）》确实为他赢得了19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另外，正如前面所说，修昔底德的《伯里克利葬礼演讲》从写作性质而言，是一个标准的文学创作。
西方历史的重头著作具有如此的文学创作特色，加上没有严谨如中国的官方历史即时记录的传统，再加上重量级的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写出写意艺术创作的比写实的手法更加能反应历史的真实，为什么西方历史不可以看作虚写的文学作品呢？两者难以区分实在情有可原。
第二个质疑，是最近十年来中国民间“西史辨伪”派作者对”西方伪史”的探讨和抨击。以生命无疆的《《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何新《希腊伪史考》，《希腊伪史续考》，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等人为代表，对西方历史从结构到内容等诸多方面的不实之处进行了揭露。其实，这些揭露对于熟知西方历史的人而言，基本上都是实事求是的，也是与西方历史学家对自己历史的总体认识是一致的。但与中文世界一直以来所宣传的西方高大上的历史形象差距甚远，因此遭来了官方历史界“学术义和团”的讽刺和嘲笑。
事实上西方历史学界以及普通民众对西方历史的构建和虚构性质从未感到惊奇。倒是他们对中国几千年来如一日能够兢兢业业地对每天，每月，每年发生的大事都做巨细靡遗的记录表示惊讶；对每个家庭，地方（州县），朝代（皇家）都有自己的各具特色的历史记载，如家谱，州县志，朝代（皇帝）实录，都表示不可思议；对至少可以实物考证到殷商甲骨文的干支纪年，西汉开始连绵未绝的帝王年号纪年，从而保证了历史时间框架的完整可信表示无限钦佩，因为西方没有这些传统。
同样，西方历史学界知道，西方长期以来缺乏大一统的政治权威，无法颁布统一可行，而又延绵不绝的历法，历史事件无法准确定位，需要后世研究人员通过对天文学事件推知一些零星记载而来的重大事件，借鉴来自阿拉伯，乃至间接或直接借鉴中国历史书籍中相关事件的时间线索与发生在中东，西方地区重大事件之间的关系进行叠加式的推断。很多推断无法避免牵强附会带来的错误。
诸玄识先生在他的著作中首次向中文世界介绍了Joseph Justus Scaliger (5 August 1540 – 21 January 1609) ，法国17-17世纪的伟大人文学者，西方历史时间坐标的提供者。相信这为很多中国读者揭开了西方历史坐标之谜。斯卡利杰（Scaeliger）的两部著作，《年代学宝典Thesaurus temporum (1606).》和《时间校正篇De emendatione temporum (1583)》为西方历史体系引入古巴比伦，古埃及，古波斯，直到古希腊，古罗马构建了时间框架。而在他之前，这些概念都属于模糊不清的状态。
有意思的是，这两部在西方历史构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重头著作竟然找不到英文版本，以至于本人在美国的一些重要学术图书馆都找不到恰当的机会仔细研究他的这些时间框架划定的思路。
倒是100多年后的1728年，西方世界出版了一本牛顿生前著作《古代诸王国年表修订》。这本书确定日期的方法往往是基于希罗多德、普林尼、普鲁塔克、荷马和其他各种古典历史学家、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而这些古代作品中引用的往往是一些二手的、来源不明的日期，并通过牛顿时代通行的历史理解、标准和可用的来源材料根据某些公认的的日期对其进行编辑而来。
这实际上是牛顿乃至斯卡杰利时期西方人所能够采用的最好办法，用来确定古代历史时间坐标。也就是说，这些对古代历史时间坐标的确定，主要基于本身可信性就不高的古代文学作品，那么这些历史年代的可信性，真实性就不得不打个问号了。
事实上，现代西方历史时间坐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同于牛顿在这本书里的结论，这应该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条件的进步。我相信斯卡杰利的作品也一样没有经受住考验。但是，他俩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创造性地铺平了一条道路，将西方历史拼接到这几个早已不存在的，已经寂灭千百年的古代世界，构建了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学者书本中的古代四史与现代西方的历史关系。
- 3. 本篇小结
小结一下今天的讨论。
西方历史，尤其是近代以前的中世纪和古代四史，来自于构建。在这个构建之中，虚构（fiction）是一项很重要的研究历史的技术（technique，汤因比）。虽然虚构历史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不可思议，但西方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的历史学家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认为，虚构的历史叙述甚至比真实的历史事实更加能够真实地表现历史。一个文学家戏剧家用虚构的技术构建而来的古罗马，古希腊历史故事，要比零碎而诚实的历史资料更真实，后者无法给人以那段历史任何深刻印象。就好像一个根据头颅骨”复原（reconstruction）”而来的头像要比头颅骨本身更接近死者的生前真实图像。
中文世界读者与西方世界面临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概念，那是因为双方对于历史的体验截然不同。对于中文世界而言，历史，就是过去的人们记录下来传递给他们的后代关于他们当时的生活情形。中文世界拥有丰富的真实历史资料，没有人会对自己祖先留下的家谱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也绝不会对流传至今的州县志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国家层面的历史更加具有记载天子言行，国家大事，以便后世“监于有夏，监于有殷"的意义。历史记载是为了后世之人从今天学到经验教训，没有必要虚构。
西方世界没有着眼于未来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录传统，没有为未来子孙留下经验教训的意识，没有大一统的意识和能力和历史局面，没有来自世俗最高权威统一颁布的历法（凯撒历如何产生及其使用区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没有一个文明精神来保证最高世俗权力覆灭之后的统一而又连续的文化更替，表现在语言文字，历法，历史记录，政治社会机制，文化价值体系等各方面得以传承几千年。
缺乏这些，西方世界就没有可靠的，可信的历史资料，面对他们的过去只有一片茫然。诺大的欧洲世界，除了来自犹太世界的旧约圣经，就是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的来自民间作家的古希腊文献，和古罗马文献残存，其中还有很多来自伪造。这些文献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但相对于巍峨雄壮，肃穆严谨，规范整齐，浩瀚细致的中国历史典籍，它们最多只能被归为稗史野闻，小说戏剧（对话）一类，甚至不及绝大多数演义小说的历史价值，因为后者往往有严肃的史书作为最后的根据。
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一部记载民间轶闻琐事的书。巧合的是，《汉典》对稗史的解释与本人在这里刚写下的这一句评价几乎一字不差。
一般认为修昔底德是第一位严谨求实的历史学家，也是几个最伟大的严格尊重事实的历史家之一。但是F·M·科恩福德(F. M. Cornford)在《编故事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 Mythistoricus (1907) 》一书中证明，他对整个主题的表现都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希腊悲剧套路的支配。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注释里所提到的。
李维（Livy）作为一个公元前罗马历史的撰写者，他似乎在很多方面都类似司马迁，当然除了后者的史官世家和官方身份，以及强大的中央帝国所拥有的官方历史藏书/图书馆之外。李维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都是有争议的，包括太多神话和传奇故事，主要内容来自其他早期作者，不加分辩和批判的录入本书。另外，书中有很多军事方面的基本错误（elementary mistakes），显示他对罗马帝国这个军国主义国家的了解深度很有欠缺。以军事外行去撰写以军事力量著称于世的罗马历史，作者的知识结构不可避免会给人带来其写作在可信性和可靠性方面的质疑和遗憾。至于演说部分，与其他罗马历史作者一样，被后世历史学家认定为伪造。所以，总体而言，人们认为这本书的历史价值令人生疑（questionable），如同Heichelheim, Fritz Moritz 质疑的那样（A History of the Roman Peopl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p. 47.，1962）。不过，本人对李维个人还是相当尊重的。假如属实，他竟然能一人独自以民间个人身份写作142卷，虽然目前只有1-10卷，21-45卷留世。这需要多大的财力来维系啊！并且无论如何，他还是给后人留下了稀少而又难得的关于他能够听来的关于早期罗马传说。
塔西陀（Tacitus)的两部重要历史著作在西方历史学界很具争议，很多学者认为它们应该是波焦（Poggio Bracciolini）的伪造。
这就牵出了另一个话题，即，古罗马和古希腊文献集中在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现和伪造。当然，今天的主题不在这个问题上，以后如果有时间再说。
总之，相对于中国历史的神圣性，正统性，严肃性，完备性，系统性，可靠性和可信性，西方历史资料是零碎的，民间的，随意的，偶然的，不可靠的。这一方面固然因为全世界除了中华文化圈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具有同等品格的历史意识、历史记录意识和历史记录能力，西方世界自然也不会具有同等程度的历史记录资料；另一方面也因为古罗马和古希腊是两个早已不存在或者从未以统一政权存在过的政治体，即便有过一些官方比较正规的历史资料，也会因为散失而湮灭在历史长河，能打捞出来的只能是极少数并且会变形。
古罗马的例子就相当于五胡乱华之后汉人彻底消失，五胡民族在一千年之后开始发达，打算重新构建汉朝、三国、西晋的历史。由于几百将近一千年以文盲状态在人家废墟上生活，不属于自己的文物和文献自然会飘零消散，无论怎样努力重新发现，使出吃奶的劲儿虚构或者伪造，也无法构建出经得起检验的历史原貌。
当然，不去检验，只是盲目崇拜，那完全可以被复原图的美丽模样感动到五体投地。
古罗马古希腊就只能这样了，基本的骨架早已丧失。李维也好，塔西陀也好，西塞罗、凯撒也好，还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不管他们的历史遗著是否真实，是否出自自己的写作，他们都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如同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能够拥有即时实录的、权威提供的、全面而又系统的、庞大而又细致的历史资料。零碎的遗骨，用再多的胶泥也不能重构出一个死者生前的样貌。
这也是20世纪西方历史学界看到的问题。所以，二十世纪下半叶构建主义（constructionism）历史学派应运而生。他们诚实地看到，（至少对于缺乏实录型历史的西方世界而言），真实的过去根本无法得知，尤其无法从现在看到过去。所以，人们无法复原真实的历史。构建主义者认为，历史学家得要构建关于过去的理论用来解释过去。这就与汤因比的虚构历史的思想达成了一致。吉本心中已经有一个关于罗马的历史理解，虽然他未必用理论方式清晰地表达。但他的虚构风格的历史写作很好地表现了他心中真实的罗马历史，即汤因比所说的，准确反映了罗马历史的本来面貌和规律。
当然构建主义的历史学派有涉及到的现代和当代历史学的更多话题，这里不展开讨论。
这就是西方历史学界所面临的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历史学问题。缺少充分的关于过去的资料，怎么办？无米，或者少米，如何做饭？
很久以前曾经读到过一个战争年代的故事，说的是南方富庶地区的部队转战到北方贫困地区，吃到的米饭里掺了很多沙子。战士们发牢骚。连长大声喝道，“哭什么哭？那是珍珠！米饭里加珍珠，抱怨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