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资源要素外，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一个处于战乱或者动荡之中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展的。其次是国家的决策机制，决策过程如能够听取多数人的正确意见，决策往往是正确的，反之决策往往失误。国家决策权如集中于一人，如果该人好大喜功任性而为，就会出现迎合这个人的虚假数据和舆论，进而出现荒谬的决策，如大跃进时一些人迎合毛主席急于求成赶美超英的思想，弄虚作假谎报产量，亩产万斤粮造成饿死大批人。总体来说，民主制度在稳定社会、决策民主化方面优于专权体制，但是如果民主制度处于婴儿期，或者被政治强人操控，民主制度便形同虚设。如德国在希特勒执政时期，小布什伪造证据进攻伊拉克。为了避免重复上述的问题，不管民主还是专制体制，任期制是最好的补救办法。
中国的政体，和前苏联相似，权力高度集中，最大的问题是其不稳定性, 两个国家都发生过宫廷政变式的非正常权力交接。前苏联因政体改革失败而解体了；中国的六四， 也是民主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场较量，经历六四动荡时，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比前苏联可差远了，中国却没有解体，为什么呢？
六四学运时，当时的中顾委还没解散，大批的开国老将都健在，邓公本人是百色起义和淮海战役的指挥者，更是抗曰战争中的民族英雄，虽然因为官倒失了不少民心，当时不少政府工作人员甚至警察都加入了支持学运的行列，但是在军队中仍有崇高的威望。不要以为掌握军权就能掌控军队，六四中军队仍能听从指挥，是因为邓、薄、王震等建国建军的元勋在军队中巨大的威望。六四学运的平息，虽然推迟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但是避免了社会的动荡，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垫定了基础。1989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区区$311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时如果陷入动荡之中，经济必然停滞或倒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中国经过六四，民主派被压制，元老派取得了胜利，但元老派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六四以前，总结文革大跃进的历史教训，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反对个人崇拜，为右派平反；对外开放，深圳、浦东特区等一系列重大经济决策也是由中顾委决定的。中顾委的成功，除了老同志崇高的威望和丰富的经验外，还在于其民主气氛，很多事情上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最后的决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党内气氛良好，权力过渡没有变成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胡让位于赵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六四过后，赵氏的班底重新复出任职。
六四以，中顾委依然存在了一段时间，既限制了执政者权力过大，也为重大国策把准方向，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取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当时总的方针是先搞经济改革，把经济搞上去，再搞政治改革，继续对外开放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江氏刚上任时走了较左的路线，邓公及时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其后江氏一直遵循改革开放之路，而且江氏在其后处理国际国内政务时，表现了很高的能力和水平。这说明了个人的认识在一定时间是有局限性的。胡氏执政期间，基本上延续改革开放这一国策，对内政治开明，实现了村级民主选举；对外开放，中国加入世貿后，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真正重回世界舞台，北京奥运会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出席开幕式，盛况空前。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资格老一点的领导都退了，议会还处于婴儿期，不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戈氏改革动摇了苏联政体的根基，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退出联盟，当时的副总统联合军方组成紧急委员会，一个元帅和一个上将，在军中的资历一般，试图阻止联盟解体，但是叶利饮振臂一呼，俄罗斯军队不听紧急委员会的。俄罗斯独立后，虽说是民主制度，但是议会还处于婴儿期，叶利饮大权独揽，任总统期间，搞休克疗法，经济一滑千丈，人均GDP从1991年的3400多美元，跌到1999年的1300多美元。所以叶利钦对前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资产流失有很大责任，好在他选了个普金。
普金和希特勒很相似，发展经济很有天份，希特勒上台后把德国的失业率从30%以上降到3%以下，普金接手俄罗斯后，人均GDP从1991年的1300多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近1万6千美元。但是随着个人声誉的提高，权力越来越大，野心膨胀，试图通过军事手段侵占乌克兰的领土，结果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最近的俄乌冲突中死伤很多军人。如果开军事行动仅局限于收复乌东有俄罗斯人比例高的几个州，还有借口；后来猛攻基辅，既引起了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公愤，也犯下当年德军攻击莫斯科同样的错误，俄军在基辅城下伤亡很大。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很低，为什么还要吞并他国领土呢？还是我提醒他撤退，以第聂伯河为界，尽量争取和谈。如果没有战争，俄罗斯今天的人均GDP应该超过2万美元了。所以即使能力很强的人，也有决策失误的时候。俗话说三个臭皮匠 胜过诸葛亮，通过民主制度，限制个人权力，才能防止重大的决策失误。
最近几年，随着个人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中国主要领导人由于受到知识和成长背景的局限，施政方式和和文革期间相似，中国近几年的决策出现了很多重大失误，打击流通金融和科技企业，严重损害了经济发展；打击校外培训企业，鼓吹躺平，不但损害经济，更是要毁掉中国的年轻一代；实行战狼外交，北京冬奥会被西方主流国家抵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空前孤立；防疫后期的极端封控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影响，突然无序放开后大批感染和老人死亡，医疗资源过度用于疫情而削减百姓的医保账户，已经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前罗马尼亚解体前的局势十分相似，一不小心，很可能走上前罗马尼亚那样的路。
齐奥塞斯库执政早期，比较开明，相对独立于华约，加入了当时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组织，经济发展也比较好。70年代初期，齐氏拜访了毛主席和金曰成，喜欢中朝这样高度集权的模式，后来任议长兼总统，凡事定于齐氏一尊，决策失误连连，经济滑坡，下令开枪杀害抗议群众后，突然发现谁也不听他了，走上了断头台。
从中国历史看，商纣王朝的灭亡应该为中国领导人引以为鉴。商纣王其实并不太昏庸，但是遇到了怛己乱性，加上奸臣费仲尤浑两个马屁精，就把叔叔比干的心挖出来了。闻太师回朝进谏他还是能听进去的，除了太師法力高强以外，最重要的是闻太师有先王所赐打王金鞭，这根金鞭是限制纣王无限权力的利器。中国疫情初期，我在大年三十发岀警告，习氏在年初一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防疫，可谓励精图治，中国第一阶段的抗疫是全世界最好的，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江胡二人还适当参予政务。其后习氏身边出了尹某骗和陈某淫两个奸佞小人，不学无术却善于揣摩心理，为了捞钱搞女人，拍马献媚，收买人心，出了很多祸国殃民的坏主意被采纳。防疫后期我曾多次提醒中方应该改变防疫策略，借助疫苗有序放开，特别是上海封城时我曾大声疾呼，却不被采纳，封城结果是重创经济。还有一例就是众目睽睽之下架走前任胡氏，和纣王挖叔叔比干的心也就半步之遥，这一事件虽然帮习氏树立了绝对权威，但是这种威严是匪首座山雕式的威严，而非大国大党领袖之威，与现代文明更是背道而驰相差万里，彻底丑化了习氏个人的形象，丑化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造成了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重倒退，几乎回到了改革开放前的状态。
中国要避免走上前罗马尼亚之路，必须政治改革， 重点还是限制个人权力过大，恢复任期制；但改革也要吸取前苏联的教训，虽说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方向，但是民主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在民主政治的婴儿期，古罗马的贵族院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参考顾问委员会在稳定中国社会和经济改革中的巨大作用，由退休元老们组成一个规模小一点的顾问委员会，虽然不能像开国老将那样掌控军队，但他们施政时的爱民形象，也能稳定民心和军心，稳定社会；他们丰富的施政理政经验，可以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宝贵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