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229）怀念总是满脸微笑的老同学刘福民
刘福民是我们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师资短训语文二班的老同学。
语文二班的学生，是1965年武汉市教育局从高考落选生中，直接录用的一批高考成绩优秀的学生，然后送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一年后分配到中学当老师。
语文二班群“秘书长”老罗春节前微信告诉我这个老班长：“刘福民同学因病于2022年12月19日去世，家属未发讣告，丧事从简。我没有在群里公布，拟在春节以后再向大家公布刘大哥离世的消息。”惊悉噩耗，不甚悲痛 ！
我与刘福民相识于1965年国庆节之后。当年，我是武汉市三好学生标兵、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三（2）班团支部书记。高考名落孙山，接到武汉市教育局录用当中学语文老师的通知书后非常沮丧，非常纠结。“通知书”要求9月1日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师资短训班报到。那年暑假，新疆建设兵团在武汉招兵买马，我是远走高飞去新疆屯垦戌边，还是服从组织分配到短训班报到呢？学校老师，特别是团委书记蔡清萍老师，更有我的爸爸妈妈都劝我留在武汉。于是在短训班开学一个多月后，我去学校报到了。
班主任黄娉琴老师热情接待，轻言细语一番谈话之后，带我到班上向大家宣布，“李培永同学今天来报到了，我们班全部到齐了。他就是你们的班长！”黄老师和同学们热烈鼓掌，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最后一排唯一一个空位坐了下来。当天下午第二节课后，黄老师让班干部到她的办公室开会。黄老师说：“现在我们班已经全部到齐了，以后班干部周例会就由李培永同学负责了，团支部书记邢成秀负责开展团的活动，你们两个人要密切配合。”坐在她旁边的一位女同学就是邢成秀，她微笑着、羞答答地颔首说：“好！”。然后，黄老师一一介绍团支部和班干部的姓名。当时，我记住了邢成秀和满脸微笑的副班长刘福民两个同学的名字。
会议结束后，刘福民和我回到宿舍，给我介绍在寝室的几位同学。然后带我到学生食堂去吃晚饭。那个食堂真是大，全校学生二千多人，一日三餐，三个学部的学生依序到规定的地方进餐，秩序井然。
当时武汉市教育局给短训班学生每人每月的伙食费13.5元，比幼师部高多了。尽管学校食堂的饭菜，做得非常可口，餐餐都有鱼肉，不少同学还是隔三差五到外面的餐馆去聚餐，喝酒抽烟，宣泄一番。但是，这些曾经的优秀学生，还没有沉沦，每次去外面吃饭，都要赶在晚自习之前回学校，而且喝了酒的同学，还要回宿舍非常认真地刷牙洗口，生怕被黄老师发现了。我当时虽然心情与大家一样，也与他们一起经常去外面吃饭，但是，我从来不抽烟喝酒。
那时，不知道听谁说过，刘福民是往届高中毕业的，比我们应届的同学稍长两岁，他比我们成熟老成，待人亲切热情，总是一脸微笑。至于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来到这样一个短训班，不必打听也可以想到，都是“不宜录取”的结果。那几年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虽然也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实际上只要你出身不好，就由不得你自由选择的。出身不宜读大学，还能被录用当中学老师，比直接下放农村要强多了。刘福民是按时报到的，一个多月来，已经结识了几个意气相投、习性相近的同学。我与他初识那一刻，感觉一见如故，后来跟着他认识了韩宪伟、熊传德、孙必如、周立山、罗步青等同学。
还记得我们相识不久的一天下午，第二节课后，他约我与韩宪伟、熊传德、周立山等人去外面餐馆吃饭。到哪里去吃、吃什么、喝什么牌子的酒，我们都听他安排。记得他要的是一个扁瓶二两半装的“黄鹤楼”牌白酒，也许是按每人喝半两计算的吧。坐下后，我明确表示，不会喝酒；熊传德也说他不会喝酒。副班长刘福民微笑着说：“李培永是班长，初来乍到，不会喝就不勉强了。熊传德，你必须喝这杯酒。”熊传德憨厚地笑着说：“好吧！等我吃完饭再喝吧！”我环视他邀约的几个同学，都面带微笑，相谈甚欢，氛围轻松自然。
按市教育局通知要求短训一年。1966年5月下旬，我们正在武汉市各中学实习时，突然接到学校紧急通知，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一年多，到1967年12月中旬，大家才被分配到各个学校。当时，我，刘福民，还有韩宪伟、周立山、罗步青等七八个同班同学分到硚口区几个相距很近的学校，特别是周立山和罗步青两个人，从他们所在的学校到刘福民那里十分钟就走到了，我和韩宪伟坐公交车到老刘那里也只有三四站地。恢复高考之前，教学尚未走上正轨，老同学常来常往已成习惯。
那个年代，通讯落后。一个学校就只有门房俗称“传达室”有一部电话。有一次，我打电话给老刘，那位看校门的老师傅接电话。
“你找哪个呀？”
“请帮我找刘福民接电话。”
“他是我们的校长，你怎么能随便叫他的名字呢？你是哪里的？”
“我是教育局的，有要事，快请他来接电话！”（说假话的年代，以假当真特管用！）
暂且不论那位退休老人的观念陈旧愚昧，仅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老刘在他们学校的威望，他总是微笑待人接物的人格魅力，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工作作风，深受大家喜爱。
他所在的学校与我们学校一样，都是武汉市教育局于1965年新建的十六所新校之一。所谓新校，基本上都是在工人宿舍区里一块只有“巴掌”大的角落建一座教学楼，没有其它任何配套的设施；教师都是国家分配来的1965年大学毕业的师范生，及市教育局自办的师资短训结业的高中毕业生；领导班子是从市属中学各校抽调来到中年骨干组成的。
老刘在这样一所新校工作几年就脱颖而出，被任命为校长，凭的是不一般的情商、智商和工作能力。他在任期间为新校年轻教师建起了一栋四层宿舍楼，就是那种老式小两室一厅的，房间和厅都比较小。在那个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年代，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式“搞”到建房资金的，更不清楚他花了多少心血、跑了多少路，把那些建宿舍楼必须的一系列文件、许可证等等都“弄齐”了。终于在学校边上为老师们建起了一栋“教工宿舍楼”，尽管很小，却解决了老师们“安居”问题。我和韩宪伟去过他家，现在也记不得是三楼还是四楼，只记得那房子实在是太小了，而他直到去世还是住在那里。他后来调到教师进修学校当书记，也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再换一间大一点的。他走到哪里都是一位深受大家欢迎的好“班长”。
他总是关心我们语文二班的老同学。我调回母校华师一附中后， 他与韩宪伟特地从硚口区赶到武昌区来表示祝贺，鼓励我抓住机遇争取出成果。
老同学熊传德，1995年在家观看男篮亚锦赛中韩冠亚军决赛那场直播，他为中国队奋力拼搏终于夺冠而激动引发心脏病不幸去世。刘福民得知噩耗后，立即与韩宪伟赶去他家吊唁。
等到我们都退休后，只要听说我回到武汉，立即与群主老罗商定聚会时间和地点。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的那次在武汉11中对面的“农家小院”聚会，到会近四十人，大家欢聚一堂，热情欢迎我们老两口从美国回来了。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们准备离开武汉再到美国前，他又组织十几个老同学到崇仁路茶叶市场品茶、聊天、聚餐，特地给每位同学赠送一包上好茶叶。那次聚会，没有实行AA制，他买单后微笑着说：“老同学难得聚一次，更难得李培永在武汉，我们都老了，以后与李培永见面的机会不多，就算是我为他饯行吧！”
真没有想到，大约十年前吧，罗步青在微信中告诉我，老刘中风后失去了语言功能，但是对前去看望他的老同学，只要自报姓名后，他总是微笑着示意：“我怎么会忘记你呢？”
我们更难忘总是热情亲切微笑的刘大哥！愿老刘在天堂仍然笑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