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还没有说李益徽挨打一事之前，应将陈寿这个人及一些事情交代清楚（至于其它人将依陈述陆续加入，更多有关保皇会的人物则在文中最后陈列），否则会乱成一团。
陈寿（？ - 1909年11月），香山窈窕乡（现中山市张家边窈窕住宅小区位置）。据陈寿在法庭上的供词，他原在庇和窝连那埠Brewarrina种菓及开店8 - 9年，1899年到雪梨并居住在东华报馆（广益华报1901年11月16日第5页“续殴打值理”），据称日常生活费用靠收庇和窝连那埠商店的租金。1899年保皇会成立时捐款10英镑，选为总理。1900年5月代替赵星枢为管银，后因1901年10月26日晚殴打李益徽被法庭判罚2英镑及堂费29英镑13先令6便士。1903年1月19日回华，1909年11月病逝。死后遗下一妻及3岁幼儿，家道中落。
庇和窝连那埠Brewarrina在雪梨北部靠昆士兰省边界及甚接近土箸社区，现有人口1600多人，有机场及TAFE；距人口有6000多人的窝炉结Walgett为137公里。
上图为Quoy Kee华人商店在1900年的收据，可清楚看到其经营范围是杂货﹑面包及水果店；椭圆形的图章使用的是距庇和窝连那埠更北的Goodooga商店的图章，并清楚说明庇和窝连那的商店是Goodooga商店的分号。按年份来说极有可能是陈寿所说他经营的那家。
庇和窝连那埠虽然人口少，历史不缺华人经商，包括现在仍有中餐馆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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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y Kee | 庇和窝连那埠 | 1901.11.16 | 见“续殴打值理” | 广益华报 |
| 德昌 | Duck Chong | 俾厘湾拿埠 | 1911.2.4 | 招顶 | 东华报 |
| 李滔园 |
| 布叻横拿埠 | 1913.10.11 | 两华人互殴 | 东华报 |
| 林福骈 | Hook Ping | 布鲁湾拿埠 | 1918.10.26 | 欲携眷回华,菜园招顶 | 民国报 |
| 三和 | Sam War | 庇厘湾拿埠 | 1934.3.3 | 菜园出顶,私人物业 | 东华报 |
另外在上表中也可以看到早期华人在地名上翻译的随意性。
关于保皇会人物，下图是依据“保光绪皇帝会议事章程日志”中签名次数所作的统计，每次会议的记录都有两名总理署名证实，但各次并不固定：
议事章程中的署名名单（记录中有署名的会议共47次）
从职务安排来说，与所捐的份数并不匹配：
当总理的人中，赵湘基是没有捐款记录的，冼俊豪只有20份，吴济川更少至10份。上图中括号内的数字是该人捐款的份数，每份为4先令，也就是吴济川仅捐了2英镑就官封“总理”，那就怪不得是攻击李益徽的急先锋了。
从总理协理到值理的名单中可以说是囊括了在雪梨不同县域的商界人士（一一查证太需时，因为当年也没有列明，部份人是很难再验证了），但关键不在这，而在会议中核心人士的态度，非常明显的在议事章程中的并没有列出与会名单，仅见核实内容的署名在最后。
陈寿殴打李益徽是发生在1901年10月26日晚联益堂发帖在佐治街231号酒楼里开会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陈寿殴打李益徽表面上与保皇会没有关系，而实际上是陈寿借意发泄。
保皇会在1900年2月初立，梁启超于年底即来澳洲，他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有如下记述，“初来时，睹外貌情形，以为最少亦当得五万左右，不意美利伴自弟子行后，即以风流云散……雪梨已加捐至五六次，人心倦极矣……”，是故可以想象雪梨保皇会所承受的压力。不单这样，墨尔砵华侨的捐款几乎是刚收到就被梁启超划走了，导致墨尔砵侨团的不满而迅速倒向孙中山。
直至1901年4月14日雪梨保皇会电汇香港的200英镑中，其中英镑还是由墨尔砵支付。
搞甚么为光绪帝祝寿和邀请醇王来澳洲之类的活动在在要花钱，本来就对李益徽离开保皇会不满（起码他是个财源，并有联益堂日常收入的流动资金），保皇会已不考虑道义之类了，先把联益堂的锅底端了再算。
之所以这样说，李益徽在脱离保皇会前允诺在联益堂拨银100英镑以供梁启超来澳洲时使用，一如前文所说在李益徽不在场的情况下“1901年4月华商30余人在维记聚会，有人提议要联益堂捐70英镑作梁启超及其随从转回日本的费用。与会者大多数赞成，也有人反对” （广益华报1902年6月7日第5页“东华输案”）。
之后陈寿的供词却是“四个月前联益堂允将银七十磅，交与保皇会；惟有李益徽一人，抗拒不支”(广益华报1901年11月16日第5页“续殴打值理”),实际上联益堂开会讨论此事时“甚多值理不愿，独有李官益刘汝兴要支此银。是以共同商量，李补云说送五十磅，惟李官益刘汝兴不肯收五十磅，要索足七十磅….”(广益华报1902年4月19日第3页“续报馆被控”)。时任保皇会管数的陈寿数次上安益利店追索该款，李益徽干脆躲到鸟卡素避而不见。而陈寿则“统计被告（陈寿）来讨此银已有十次。迨十月廿五号，被告对吾谓不论如何必须交出银七十磅，否则用武以取之也“（ 东华新报1901年11月13日第3页“殴案详审”）。
一如刘汝兴在法庭上作供所说“联益堂每年入息，拉扯共计有一百三十磅”(广益华报1901年11月23日第6页“三续殴打值理”),同时他曾任联益堂值理多年，应知联益堂“不能支多，因要存二十磅底银；会内独有七十磅，故送五十磅”的缘故。那刘汝兴非要收足的原因何在？在保皇会成立到陈寿殴打李益徽的时间不足两年，其间已为保皇会支去130多英镑，也就是说再加上这70英磅及两年8名值理薪资160英磅，联益堂不仅是个空壳，甚而沦落为保皇会的附属。
另外不能解释的是陈寿并非雪梨商家，而出现在联益堂所召集属下商人的会议并出手打人，无论从那一个角度都说不过去，那他因何而来？
剑指李益徽，无非是想办法取而代之，将联益堂变成可随时提款的机构。
在此案审理期间，东华报自称“自有李补与陈寿殴打之案出，论者纷纷，莫衷一是。有谓李补骗瞒税务﹑心术不正者，有谓陈寿不计交情﹑不顾体面者。本报若连篇累牍而载之，则不刻论说﹑不刊新闻，全然登录此事”（ 东华新报1902年2月5日第3页“致广益华报”），然而却又连续两期刊登读者来稿，并言“夫陈李之事人人皆知，人人共闻。即陈寿一时之愤，咎不容辞；李补立心之诈，罪有应得，亦人人所共知共闻，而陈李所不能辨者也” （ 东华新报1902年2月5日第3页“致广益华报”）。
东华新报在1901年7月连登两期“华人议事录”到陈寿殴打李益徽案闹到法庭，华人社区众说纷纭，传之甚远，造成李益徽商誉极大损失，部份外埠的商人转而向其它商人交易（广益华报1902年4月26日第2页“再续报馆被控”）。 李益徽随后将东华新报以“诽谤罪”告到法庭，连审至1902年7月以东华新报败诉告终。刘汝兴又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