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中改善就业其实很简单——城市结构
2009年1月14日
何必
今年1月1日起，我国就业领域首部基本法律《就业促进法》正式施行……（略。）
经济危机来咧。现在，对于咱们中国来说，最麻烦的就是就业了吧。北京市两会上，有提议，建立什么“学士后”，也就是让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留在学校，干温家宝所谓的“见习”，由财政拨款，缓解就业压力。这种建议，简直不可理喻吧。
但是，就业形势严峻，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可究竟如何缓解就业压力呢？
其实，中国的城市结构本身就对就业产生着抑制作用。
相信很多人对这种说法感觉到很是匪夷所思或者新鲜。
不信，看看就知道了。
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BBC和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禁不住。；IE、）
而官方媒体也曾经对相关内容进行报道。
（何必注，略。）
洋鬼子在中国的媒体的相关报道。
（何必注，略。）
詹奕嘉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崔之元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何必注，崔之元发来如此内容，意味着北京市并不是那么混不讲理，还是为北京的未来着想，看看，人家都把北京城市中心区迁移列入了议事日程。但是，崔之元曾经看过我传播的我在央视做节目时对赵燕菁的采访内容。当然，我不知道崔之元传播如此内容是不是受到看了赵燕菁内容的影响。赵燕菁在2002年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很有年头时就言之凿凿地表明，从历史以及中国周边的比如日本与韩国的经验看，无论是东京奥运会，还是汉城奥运会，抑或韩日世界杯，都表现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在大规模运动赛事之前，举办城市会有一个缘此的经济增长高速期，一旦赛事完毕，经济增长就会减缓乃至停滞，城市结构改善的机会将不复存在。北京城市中心区迁移，需要而且只能在奥运会之前完成，此后绝无可能。而崔之元对北京市当局如此内容的赞颂，却是根本不顾像赵燕菁那样的“业内人士”的警告，太一往情深咧。）
（何必注，略。）
（何必注，怎么样？崔之元所发的内容还是洋洋洒洒应有尽有吧，涉及到了太多的领域。其中，城市规划也算是一条主线吧。）
（何必注，略。）
（何必注，哈哈，良政、以人为本、励精图治……真是见仁见智啊。评功摆好真是拿手啊。顺便说一句，清华好像成了新左派的大本营咧。汪晖、崔之元、王绍光、胡鞍钢、张维为、旷新年……恐怕朱苏力、强世功、钱理群、孔庆东们会非常为北大成为右派阵营而撮火吧。）
咱们再来看看詹奕嘉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无所不能的胡星斗发来的相关内容。
转发: 关注经济公平、推行中派主义；全国哀悼日:中国领导层破天荒的举动值得一赞；专访胡星斗；亞洲週刊1/6/2008關於四川地震的民生建議；專題報道：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預測；四川震后重建问题答记者问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关注经济公平、推行中派主义
——在拆迁问题与《征收法》立法研讨会上的讲话
（何必注，略。）
2006年，中国的官方媒体曾经有过如此内容。
（何必注，略。）
而去年的消息则也很耐人寻味。
（何必注，略。）
李昌平则把农民的组织化与城市稳定联系起来。
（何必注，略。）
老周发来的参考材料。
（何必注，略。）
为保护北京市乃至全中国的旧城建筑、特别是私人产权而不遗余力的华新民大姐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交待了这么多背景，再来看看2002年我在央视时所做的演播室访谈节目的内容吧。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结构对就业所产生的影响。
通过空间政策调整扩大就业
中央电视台商务电视“经济视点”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经济学家就事论理，解读新闻与数字背后的含义。这次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燕菁先生。}
（何必注，略。）
怎么样？
我曾经多次介绍过，赵燕菁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国际上签证制度的翻版，此言不虚吧。
赵燕菁的如此分析，实际上告诉我们，甭提什么产业结构调整，甭提什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是将现有城市格局进行改变，就可以像变戏法儿似的凭空多出就业岗位来。
我当时在央视所做的节目，是与中国宏观经济基金会合作，而合作方就是该基金会的常务秘书长王建、以及杨大侃。王建之所以介绍赵燕菁加入，就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是线性而平面地思考问题，太缺乏像赵燕菁这样能够从空间角度解析经济形势的视角了。
实际上，上面秦晖所做的分析，也没有真正从城市规划以及城市结构角度来涉及问题的实质。这就是现在中国的专家学者的局限性所在。
前面也曾经就崔之元所发北京市已经将城市中心区迁移列入议事日程的内容作了评述。实际上，赵燕菁在城市结构对土地价格、对城市竞争力、对历史名城保护、对就业等等，都有着让人耳目一新的分析与结论。
不过，就像赵燕菁在我的节目里所说的那样，他作为中国历史名城保护研究所的所长，很可能是最后一任，他的同事甚至建议组织类似三峡工程开工之前的三峡告别游那样的北京胡同游，向即将消失的文物进行诀别。
赵燕菁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但是，他告诉我，北京市非常反感他。
为什么？
因为他主张保护北京的四合院。而这正是北京市官员所咬牙切齿的。贪官污吏们急于通过房地产开发中饱私囊加官进爵，如果不能大兴土木，则阻碍了升官发财。
现如今，从最高层一直到普罗大众，谁会为未来着想？谁会为什么民族利益考虑？那还不都是扯蛋的事？
去年，广州“土楼公舍”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该建筑10月3日在美国纽约的库伯-休伊特国家设计博物馆个展开幕式上，“土楼——中国的低收入住宅”被单独展出后，《纽约时报》刊发长文，称赞“建筑创造力的爆发已经从宏伟的奥运会场馆、光鲜的办公大楼延伸到了低收入住宅，这足以让美国人称羡不已，因为整整一代美国人都没有将公共住在作为一个严肃的话题来反思了”。可是，人们却发现，这个在去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福建土楼式的针对低收入群体而设计的建筑，并没有入住低收入人群，而悉数为白领阶层所盘踞。这让设计者以及开发商头痛不已，太有违让低收入群体有居住的尊严的初衷了。
全世界对于住宅的贫富分化都讳莫如深，但是，唯独在中国，从政府、开发商到大学里的建筑学教授以及普通市民，花园洋房、封闭小区、贫富分居，几乎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所有中国人共同宣扬和向往的居住理想。
这个例子非常突出地说明，在中国，公共性建筑物是何等的稀缺，公共空间的缺失，则让赵燕菁的喋喋不休成为空中楼阁。
这也是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真正缺失的，是公共性的缘故。换句话说，在中国，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物件，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公共文化，抑或公共财政、公共选择、公共道德、公共价值、公共意识，以及什么公共建筑、公共财产、公共交通……我们能够看到具有公共性最为突出的劳什子，就是公共场所，它的臭不可闻，就是中国公共性的最好表征。
赵燕菁分析说，无需干什么别的，只要把中国学习地广人稀的前苏联那种大广场大绿地宽马路的思路调整一下，将各式各样的大院或十字或井字之类的切割开来，就会平抑地价，而且产生出就业岗位来。
如果在公共性的视野下来考察，问题马上就出来了。中南海是公共的么？要不然咱切丫挺的一家伙？这是可能的么？
还甭说别的。赵燕菁同样在我的节目里，涉及到了城市房地产的“影子价格”概念，举例说天安门广场就是个“影子价格”的典型，因为那个价格只可能是理论上的，现实当中不可能被卖掉。这话没有什么问题吧？结果节目被毙掉了，因为他拿天安门广场举例了。换句话说，天安门广场是不可以用作如此例子的。
再考虑到我前面引述的有关强制性征地拆迁的内容，切割大院的设想就更是空中楼阁了吧。
昨天，崔之元发来汶川地震后有关三川异地重建问题的内容，老专家痛心疾首地上述温家宝，直陈异地重建的弊端，温家宝也做了长篇批示，但四川省委府根本不理睬温家宝那一套，照样进行异地重建规划，并且借此向中央财政要钱。
温家宝连个汶川都搞不定，就别说北京市的各个王府啦。不信，让中南海率先垂范让出新华门、让公安部让出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院落、让中央军委让出木樨地大楼、让铁道部让出木樨地大院、让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交通部、国防部、财政部、发改委、税务总局、质检总局、卫生部、教育部、工信部、人保部、文化部、等等、以及民主党派与全国工商联总部都让出在北京市中心的位置来，或者咱们干脆按照赵燕菁的路数，切割杂种的，看看是不是可能？
没戏！
经济危机当中，中国的就业成为大事。人保部长人模狗样地说就业成为重中之重，那只不过是丫挺的在为自己争权夺利，就业问题得到了重视，人保部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机会才会源源不断。对他们丫来说，照样挥金如土，才不会管什么失业问题呢。
实际上，欧美国家各式各样的机构，很少有用院墙包围起来的，甚至连大学的各个楼宇之间都属于城市的公共空间，行人可以随便穿行停歇。看看中国的状况吧。哪怕就是个家属院，也是高墙耸立。这一个个院落，是对公共性的绝妙讽刺，更是对就业的无情贬抑。
改变城市结构就可以改善就业状况，说得很轻而易举吧。实际情况呢？
啊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