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子往事
-- 续《童年的记忆》
有好友建议我续写《童年的记忆》。我想了一下，好像从少儿的眼光来看文革年代的生活也是蛮有意义的。这是不同的视角，或许更真实、更直白。所以就再记录一下我接下来的故事。注意虽然是故事，但也是纪实，包括细节，没有任何杜撰，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当时看到听到的事件。
只是在我回忆到那些清晰的细节时，让我自己都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会不会是自己在潜意识里的合成？那我就请名人名言来为我加持吧：
- 有回忆才是完美的人生。
- 对逝去年华的追忆，无需与真实记忆如一。
- 回忆中的生活比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更为现实。
- 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 当岁月流逝，所有的东西都消失殆尽之时，唯有空中飘荡的气味还恋恋不散，让往事历历在目。
- 生命只是一连串孤立的片刻，靠着回忆和幻想，许多意义浮现了，然后消失，消失之后又浮现。
来自《追忆似水年华》 – 马塞尔·普鲁斯特。
【斯卡布罗集市】 https://youtu.be/Arx0L2HcTYo
（一） 临时的家
那是1970年9月13日，是个星期天，我又搬家了。
这次搬家我有一种逃出升天的感觉，想尽量把前两个月的霉运彻底甩到九霄云外去。这也许是潜意识里的活动。可以佐证的是，从开始要搬家，直到来到高山子下火车前，估计有一个多月时间里的记忆我是一点都没有了。
这第二次的搬家过程，年龄又大了一岁，七岁半了，本该有更多的记忆才对的。一定是选择性失忆，通过某种神秘的生理机制让我强行忘却那些梦魇，就像《Men in Black（黑衣人）》电影里的笔状的Neuralyzer一样，在别人的眼前一闪就把他们指定时间段内的记忆给消除了。
[网上借的图，真正的高山子是一个小秃山丘，寸草不生的那种，也比这个小很多]
只是记得搬家乘坐的好像是夜车，因为一早就到站了。这是一个三级小站，只有最慢的列车才停靠的那种。车站是露天的，旁边只有一个售票处。上下火车几乎没有人管，反正平时也没有几个人在这里上下车。当时的列车乘务员比较辛苦，就是来回在火车上检票以防有逃票的。
下了火车，天是昏昏暗暗的。第一印象就是地上到处都是大小不一的石子，和铁路地基上的石子差不多，硌脚。
一家人手提肩扛，拿着大大小小的随身包裹，来到了新家。还有后续的东西没有到，比如大箱子、大水缸、腌菜的坛子、七印的大铁锅（1印大约10公分，但不是精确数字，只是一个大概）、猪等，那些东西是托运来的，还要等几天。没有人接站，也不需要，因为新家就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走路用不了10分钟。
这里又是一个劳改农场，我们一营就被分配在火车站的边上，后来常被称为“外面”， 因为二至五营都在“里面”，他们进出都要经过“外面”，才能通过火车来去。其实那时他们在哪里我现在也不知道，好像汽车都要开约半个小时才能到四营（那是我去过一次的地方，在发大水的时候）。
这里其实是平原，只有一个几十米高的小秃石头山（也许就是高山子名称的由来）。那个劳改农场在这里的主业就是开采石头，以及围绕采石头而配套的生产、生活活动。而劳改就业人员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这采石场的主力军。
我连着两次搬家都落户于劳改营，不能说是巧合吧？我猜一是故意为之，是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 耄早就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定性了：是需要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管你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还是旧中国带过来的，哪怕是早年就加入了“革命”的；二是劳改营实在是太多了，需要了随时就可以安排。
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走资派”一样，都是耄的发明，“发展”了马列主义。毕竟马是真博士，列也是念过大学的，不会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耄的另一大社会发明是中共七大上的“等额选举”，“发展”了民主政治，直到后面的“全票通过”。
大家猜猜下面这张图里的小白点代表着什么？
可能有的年轻朋友都不知道什么是劳改就业人员，我来稍微解释一下。
我作为旁观者，一个小孩眼里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不管贴的是什么标签被押解来的人，我们统称劳改犯，直接送入监狱。当他们被“改造好”了以后，就被释放出来了。据说也有不进监狱，直接劳改的，但需要被监督劳动。不过，这些人往往原籍户口已经被注销，回不去了，只能就地就业。这时他们就成为了劳改就业人员，官称留场就业。有两种情况，被强制的，和自愿的，但这种自愿其实也是被迫的，间接强制（在那个年代，生活资料都被“户口”控制着，就像“红码”一样，没有户口你能去哪儿？）。在管教们的眼里，他们和劳改犯也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管教们也会经常用劳改犯称呼他们，而且后来还有一个半官称：二劳改。他们收入低、劳动强度大，是采石场的主力。这些人里有许多是前20年历次运动的受害者，所以其中也有不少能人，藏龙卧虎的。我就把他们称为就业人员吧。
还有一个令二劳改沮丧的问题：虽然劳改从程度上看是比较严重的，但一般都是有期限的，还有个盼头；而二劳改在那时看是终身的、没有期限的，也就是没啥盼头了。当然，他们在改开后慢慢都有机会离开那个鬼地方，但在当时看是没有任何迹象可以逃出升天的。
中国的劳改营制度传承于苏联，而劳教则是本土独创，二者长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劳教所才划归司法局。因而在数十年中，劳改营和劳教营难以区分，只有局部的差异。可叹的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现实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别说我那时年龄小，无法理解劳改和劳教的区别，就是年龄大的也未必正在能分清，因为这两种人在那时往往被同样对待的。
我们这个高山子劳改农场不像那“著名”的五大劳改农场，没有那么惨烈，但规模却是不小。想了解那五大劳改农场的纪实，有很多文献记录，搜索即可：夹边沟、兴凯湖、清河茶淀、峨边沙坪、青海湖。
这里说明一下，“劳（láo）改”这个词里面的“劳”，在当地平时的发音是3声的，就是念成“老（lǎo）改”。不知道是否是故意而为之，因为在其他情况下，比如在“劳动”这个词里，“劳”字还是2声的。这个“老”字在这里隐含着没完没了的意思。所以在我知道“劳改”这个词的官方含义之前，年少的我一直以为是“老改”，就是没完没了地改造。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在苏联，“劳改营”还有另一个令人胆寒的名字，叫古拉格。这个高山子也算是中国“格拉古群岛”的一个岛屿吧。
高山子那时还有一个公社，现在已经是镇了。在我的眼里这个地方可以分成两部分，互不相干：车站这边，有劳改农场、我们、和一些类似小乡镇的服务设施；隔一个小山头，也就是两里地外，那边就是高山子公社，住着当地的农民，叫社员，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服务设施。平时彼此没有多少相关性，只是每当阴历初一或十五的时候，公社那边会有一个大集市。我们这些新来的在当地算是相当富裕的了，会去集市上搜刮一通，主要是买鸡鸭鱼肉蛋等副食。除此之外，那地方对我们来说就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的到来给那个集市带来了不少生机，明显的一点就是物价上涨，充分地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
在车站这边，除了我们这些新来的人，他们主要可以分成三类：就业人员，占多数；管教，占少数；再有一些当地农民和来源不清的普通人，很少。我们就成了第四类人。
我们家被分配在一个曾经是监狱的大院里。这个大院由几排房子组成一个“目”字（上北下南），南北长有近百米，东西宽也有七八十米。外围一圈房子的连接空挡处都是三米多的石砌高墙，墙头还挂着一米来高的铁丝网，上面残留的白色磁瓶显示着那曾经是通电的。外围一圈的房脊上也有铁丝网的痕迹。所有的房子都是由石头砌成，很结实的样子，而且所有的窗户上都有拇指粗细的铁栏杆。外围一圈房子的窗户都是面向院内的，没有向外的窗户，除了南边的一排房子，那是曾经的管教办公室。南边那排房子靠近院子内部的是一条走廊，屋子都在南面，窗户也是南向朝院外开的。
【注】东北管这样多家连在一起的一排房叫“一趟房”，我在前面用“排”来替代，怕非东北人看不懂。不过，我在普通话里还真的找不到太贴切的对应词。“排屋”可能比较接近，但有点洋味，不贴切。东北人可以把我文章里这种用法的“排”看成是“趟”，可能会亲切许多。
我家就被分在了办公室这趟，也就是“目”字最底下的那一横，老少五口人占了两间屋子。这是临时的，因为“目”字里其他的房子还没有收拾好。估计那些头头脑脑们也觉得直接把这些老九们塞进原封不动的监狱里有点太过火，还是得稍微处理一下。其实，在那些当权派新贵们的眼里，这些老九们比那些二劳改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大的差别是这些老九们的工资比较高，比他们的工资还要高，所以在瞧不起的同时也有不少妒意。虽然那时钱的作用被各种票券限制了，但在大集市场里买鸡鱼肉蛋还是很好用的。
【注】据我的了解，当地的就业人员月工资最多就是在二、三十元左右，有的单职工孩子多的家庭勉强够买口粮的，那时也没有其它的门路挣钱找补；管教/普通工人一般在三、五十元之间，外加上一点地位带来的优越感，一般生活是无忧了；老九们是五十起步，多数七八十，上百的也不少。我有一次和一个看死囚的管教聊天，把父母工资打了八折告诉他，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你父母工资那么高？”。我父母的工资应该是在老九中的平均数。那时我糊涂地觉得收入高好像有原罪似的，尽量少说点以免麻烦。
[我的父母是6类地区18级，20多年未变]
拐个弯：当年定工资标准时，耄嫌56版的标准高干工资太高，后来连降三次，主要是针对18级以上的党员干部，非党员倒是没有怎么降，18级及以下的工作人员也没有降。这也是传闻耄的工资从行政1级的￥644降到￥404的来源。还是耄看得透，和权力比起来，那点工资真不算什么。现在看好像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但那时还是要点形象的。
耄在文革前曾经批过高工资人群，甚至批过工人贵族。那时的高工资人群主要是：官（走资派）、军官（比同级官还高）、知识分子和大城市曾经的红色富豪。工人就算是最高的八级工也没有多高，估计耄那时有点犯晕了。
这趟房子中间是一个过堂，两边各有一个大门，连接院内外，是这个曾经是监狱大院仅有的人员正式出入口（后面还有一个大铁门供车辆出入）。那两个大门都是三七门，就是两扇开的，一大一小。我们家来得稍晚了点，之前已经有人住进来了。我刚到就看到了一段轻喜剧，现在还记忆犹新：三四个十来岁的女孩儿在捉弄另一个同龄胖女孩儿。我们那个年代胖子是极少的，更别说是胖成那样了。但凡胖一点的，那外号基本就是胖子。对于男孩，叫习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后来才知道，这个胖丫头是我们一营营长的女儿，姓张，名字就省略了吧。她大我几岁，也住在这里，是够吨位的，不比肥肥（沈殿霞）差。那天，她的几个同学把那个向院外走的三七门的大扇给用力顶住，只留出小扇让胖丫头出来，可是她的身体从那里出来比较困难，正好卡在门中间，动弹不得，叫骂着、挣扎着。挤了一会，那几个女孩儿看有人来了，笑着一哄而散，留下涨红了脸的胖子在那里喘着粗气。这个搞笑场景成了我来这里落户的欢迎仪式。
到了新地方，我还是很高兴的。作为小孩，不用操心下一顿饭哪里来；马上入冬了，不用担心衣食准备好了没有。我感受到的都是新鲜事儿、没有见过的东西，很是高兴。特别是我离开了那个三江口的噩梦，就像早上醒来一样，爽得很。我们就这样进驻了。
南面广场的旁边就有一个食堂，我们可以先在那里解决肚子问题。不少靠托运搬家的东西还没有到货，无法起炉灶开伙。
很奇怪，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住的了。现在想，就靠一家人肩背手提的那一点行李，怎么在这两间空屋子里安顿下来，连床都没有，还真是一个难题。家里有老有小的，难为我的父母了。
好在这时天气还没有冷起来...
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们被强行迁移到三江口劳改农场，在寒冷的三九天抢盖了新房住进去，结果不到八个月就再次被迁移到这里？难道就是为了顺某人心愿，让我们不能在城里过1970年的春节？这么折腾到底有什么好处？
耄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其精髓就是一个“斗”字。有斗的就有被斗的，那些被斗的会其乐无穷吗？“天”是不怕的，而且可能在笑话那些其乐无穷的人在蚍蜉撼树；“地”也不是很怕，任你折腾，到时间就会反噬，然后自我修复，但被土地报复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一定是人类自己；只有被斗的人，不仅苦不堪言，而且可能无处诉苦。
其实，那战天斗地的都是幌子，渺小的人类只能顺应自然。真正有效果的，就是与人斗！我刚刚开始记事儿，就开始体验这种“斗”，无处不在。我的父母，在之前已经经历的20年的斗，他们的感受一定又是大大的不同。
再有，是斗人的人多，还是被斗的人多？我感受到的是后者多，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斗人的人也会是被斗的人。最后，绝大多数都成了受害者，而至今没有官方有深度的检讨和反思，以免重蹈覆辙。
这“其乐无穷”的三斗来自耄1917年的《奋斗自勉》。在1945年的七大上他强调：“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他一直强调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2年），薨前一年，在会见尼克松女儿的时候，又重复了这一概念：“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他把这个“斗”字在他的人治玩权术的一生中贯穿始终，并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时我的父母都不到五十岁，我七岁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