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再搬新家
在临时的家住了不久，后面的房子就被收拾妥当，有人通知我们可以搬到后面去了，就是“目”字的最上面那一横，这个院子里最靠北的那趟房。那天，听说我们要搬到后面去，我就准备自己先去探查看一下。过去之前，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 当看到房子的时候，进入我眼帘的第一幕就是我未来人生的预兆。
那个“目”字中间的两横的房子两端都是不到头的，两边各留出一条路。我从前面过来，看到的第一眼居然是一个小男孩在沙堆上翻跟头，正好头朝下腚朝天。沙子估计是收拾房子后剩下的。小孩和我差不多大，也是邻居，是八级木匠王师傅的儿子。不知这是何谶？
这一趟房子分成十几家，我家是东边第四户。巧的是，在三江口的左右邻居，居然这次还是左右邻居，东边王家，西边张家，相对位置都没有变。
这趟房子的东侧有一个大铁门，是很粗的铁杆做的，也很高，但上面的铁丝网已经除去了。大铁门平时都是锁着的，也不知道是防什么。隔着大铁门，再往东就是男厕所；房子西边是一个女厕所。两个厕所的规模巨大，大约都有二十几个蹲坑，估计当年这里面圈了不少劳改犯。
东边的一趟厢房多半是空着的，堆放着一些杂物，只有靠南端的几间屋子有人住，后来不久也都搬走了。其实这趟房子是面向西北的，冬天基本没有什么太阳，阴冷无比，还不如死囚的牢房。
西侧的一趟厢房有几个小作坊，如豆腐房。还有一个青年点，里面住着若干下乡知青，有男有女。那趟房其实面向东南的，而我们这趟其实是朝西南的。
【注】这是一个怪事，那帮满腔热血的知青，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结果稀里糊涂地被塞到了劳改农场，接受的不是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劳改就业人员的再教育，外加上臭老九们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那时我们五个营里都有不少知青，据说总数有2500之多，我们这里的知青只是其中一小部分。1972年末，省公安厅要扩大劳改农场的的规模（增加劳改犯），恢复以前被占用的管控设施，就要求知青们自找出路，去别处下乡（不是抽调回城）。如果自己找不到地方，就统一另行分配。这也成了全国几乎唯一的大规模“二次下乡”的魔幻奇观。到了1973年初，那些知青都不见了，估计他们有了新家，但他们也留下了许多轶事，我会慢慢穿插着讲。
我们对面的那趟房子，就是“目”字内部的第一横，是一个死牢。里面住着两个管教和一个长期死囚。后来经常会有押送来的犯人，来不及运送到里面的营里，也会在这个死牢里临时小住。死牢这趟房的前后都有窗户，但是很小、很高，还有铁栏杆。
那个长期死囚直到我五年后离开时他还在那里。据说他杀了人，但是没有供出指使人是谁，所以不能执行死刑，就这么挂着。他常年手铐脚镣，带铁链子、很重的那种，走路时必须用手提着脚镣上的链子才能行走，干活时也一样。因为他经常会被逼着干活，所以只能自己用碎布包住脚镣手铐，以免磨伤皮肤。因为有脚镣，所以走起路来总是拉胯的步子，两条腿都向外画半圆，带动铁链子哗哗作响。他从来不会和我们说话，估计是不允许。
这个院子里的唯一水源也是在死牢前，也就是“目”字中间两横之间的空地上，靠西边。这是一个传统的铸铁压水井。就是如图这个样子的，去挑水时，需要带一点水。因为这种压井几个小时不用就会干，这时就需要加点引水，把水引上来。
新家和三江口的那个差不多，进门就是厨房，厨房里面就是一个半间屋；左侧是主屋，兼任卧室、客厅、餐厅、活动室等诸多用途。因为这个房子只有南面一侧有窗户，所以那个半间屋是没有窗户的暗室。整个北墙冬天都是结冰的，冰下面还覆盖着许多黑褐色的霉菌。我家用一个大塑料布在离北墙两三尺的地方给隔离一下，里面就只能做储物用。靠南是一个通铺大炕，一家人都要睡在上面。
厨房里有一个七印大灶，负责做饭和烧主屋的大炕。厨房里还有一个小灶，负责烧半间屋里的小炕，姥姥住在那儿。两个都是烧柴的灶。主屋中间还放一个烧煤的铁炉子，我们叫站炉子，上面有铁皮的炉筒子支出来，只是在冬季用，主要是给屋里取暖，有时也烧点水。
地是夯实的土地，扫地前需要往地上掸水，不然就会灰土暴尘的。
关于东北都是一家人睡一铺大炕，还有一个我当时不理解的笑话。曲辰大学里有很多南方来的人，其中有一家，女的叫伍梅梅。一次两口子一起出差去北京，在旅馆入住时，服务员登记问名字，丈夫说我是XXX，她是伍梅梅。只是他的口音比较重，服务员听到的是 “她是我妹妹”，结果就说不能住一间房。大人在讲这个笑话时，他们都会心地一笑，可我听到后觉得不对劲儿呀，这有什么可笑的？就算是我妹妹，怎么就不能住一间房呢？咱们东北不都是这样的吗？一定是南方人穷讲究 （对于东北人来说，入了山海关都是南方）。
新家也没有什么要布置的，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第一件事，就是夹院子。
不记得是哪里搞来的一些高粱秆，家家在门前夹一个小院子，院门也是高粱秆夹出来的，进深有四五米吧。小院子的外面还有一个小菜院子，两米的进深，准备种菜的。再靠外就是留出来的通道。在通道和对面死牢之间估计有十来米的距离，是各家自己的“农田”，在东北叫“大田”，就是种主粮的地方。在大田和通道之间每家也需要夹院墙，防鸡。各家的大田之间是通着的，但两端必须也堵上防鸡，所以就各家分配任务，一家一段，最后把这个大田院落围严实了。这个大田的院子是后来晚一些才夹上的。本想在网上找一个高粱秆夹的院子的图以示大家，不料竟然没有找到，看来这种方法已经被彻底淘汰了。
第二件事，做一个饭桌。东北农村的生活是以炕为中心的，因为冬天太冷了。比如，招呼家里来的客人，热情点的就是：“快进来，上炕”。再高级一点的，就是：“快快快，来炕头上坐”。炕头是最热的地方，一般家里都是老年人/长辈的地方。到了冬天，一家人在屋里就是偎在炕上。东北的大炕上有两样关键的家具，和其他的地方不同，很有特色。
一个叫炕琴。这不是乐器，而是放在炕梢（炕的末端，最不热的地方）的一个前开门的矮柜子，是存放贵重东西和被褥的地方。每天用的被褥则直接叠好摞在炕琴的上面。这里还有一个关于南方人的笑话：一位南方老哥，到了东北农村怕冷，晚上睡大炕时就一个劲的往身下加褥子，褥子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冷。其实东北的大炕上不用厚褥子，否则隔热反而不暖和。所以炕琴上一般也没有太多的被褥。
没有睡过火炕的人第一次往往不适应：硬得硌人（薄褥子下面就是硬炕，没有厚厚的缓冲）；开始热后来凉（后半夜因为没有人烧大灶加热，就会越来越冷了）；早上嗓子眼干燥冒火（被烤的），所以东北人从小就习惯烧烤。这种炕琴我们家一直没有置办，因为我家在旁边有一个双层铁床放东西，简化了。估计父母那时的考虑也是经常搬家，没有必要置办累赘，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搬走。
另一个是炕桌，就是一个矮腿桌，往往高不过二三十公分。大家围坐在周围吃饭、唠嗑（聊天），需要盘腿。这是一个功夫，不是长时间适应了的话盘腿是受不了的。到了夏天，人们也会把炕桌搬到院子里来，大家坐小板凳围炕桌着吃饭。家里的孩子做作业也多是用这个小炕桌。所以这个桌子的利用率是很高的。
我家里人都不适应这种矮桌子，可是又不能没有吃饭的地方。经过权衡，做了一个半高的炕桌，大约有五十公分高，在炕上盘腿坐时显得有点高，但在地上坐小板凳用时要舒服一点。反正我们家里人也不能长时间盘腿，这个权衡出来的怪物一直用了好多年。
第三件事，搭鸡窝。
就是找一些砖头，在南窗户下靠房子围半圈，在中间放两根木棍供鸡站在上面，再留一个大开口当门。窝上面用木条/油毡纸盖上挡雨，然后上面压石头防风吹。晚上鸡进窝后，用一块大木板把开口堵上，外面再用木棍支牢，防止黄鼠狼偷鸡。我家有大姐干活，很顺利。不过，有的家就出笑话了。
王家那边的邻居，男主的是一个约四十岁的知识分子，动脑型的，也是南方人。他干事儿认真，在砖头上抹泥时，都先把每一块上面的泥抹得平平整整、溜光水滑的，就像现在往面包片上抹花生酱似的，再往上搭。这倒没有关系，有趣的是当他搭到够高度的时候，稍微一碰就倒了。原来他严丝合缝地把砖头上下对齐了，而不是错位的。也是难为这些知识分子了。
然后家家买鸡，日子就活分起来了。我个人感觉，鸡在农村的家庭里的作用和现在酒吧里的“气氛组”是同一担当，有鸡了就有生机了。个别家庭没有养鸡，那院子里也就冷冷清清的，没有人气。
家里的其他摆设也没有什么新的，都是搬过来的。那张三屉桌一直跟随，还有一张双层铁床。多年后我才发现，这些东西居然不是我们家的，是租来的，当时叫借，但需要每月在父母的工资中扣一点费用。
除了买鸡和打炕桌，建立新家其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搞”来的，东北话叫“整的”，不用花钱，也没处花钱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