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奇葩”老同学
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有个同窗6年的老同学，外号“曾八”。他一手毁了两个人的人生，先是诱奸了一个农村姑娘；后来又构陷了一个本班同学，本文暂称其“广州人”。身犯“诱奸”与“诬陷”双罪，曾八非但没有被绳之以法，还逃脱了道德谴责，安然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几十年，他虽然远称不上飞黄腾达，却也混得顺风顺水。奇葩此人，堪称我60年来所见过的，最卑鄙龌龊的人。
我赶上了“瞎折腾”的年代
1962年，我考进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好不容易考进去，自然希望好好读书，学点儿本事。谁知事与愿违，命运不济，我赶上了那个“瞎折腾”的年代。“瞎折腾”的事件接二连三，第一件就是改学制。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老的一所国立大学，其传统学制一向是4年毕业。但从1950年代开始，学制变来变去，仅数学系里就曾有过3年制、4年制与5年制的学生。扑朔迷离，非我三言两语能说清楚。无关的搁置一旁，单说我入学那年，北大各系的学制就不一致，粗说就是文科5年，理科6年。数学力学系言明6年毕业，据说是为了“向莫斯科大学看齐”。当时校长的陆平曾信誓旦旦，要把北京大学办成“北京太学”，意思是比大学“多一点儿”。不到一年，陆校长的话言犹在耳，当局一道通知下达：数学力学系中的数学专业和计算专业，学制改为5年；而力学专业仍维持6年不变。学制，对于任何学校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我无从晓得，北大数学力学系学制为什么说改就改？但我知道，那个年代“政治挂帅”，政治运动等等远重于学制。当局有权者一句话，学制说改就改了。
这是当年北京大学“瞎折腾”之一例。我之所以讲这个例子，是因为将要叙述的故事，就是在那不停顿的“瞎折腾”的大环境中，产生的罕见怪事，是以正常思维逻辑，无法理解的怪事。
以强凌弱，始乱终弃
1964年，中国大闹“四清运动”，据说是要“整”农村的基层干部们“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等等“资本主义倾向”。照理说，这与北大学生何干？不知哪位高层脑筋一转，下令大学师生一律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借以接受教育、改造。于是北大停课近乎一年，各系师生纷纷下乡。我们全班被派到河北省正定县，参加当地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队”。工作队里北大师生之主要任务，就是核查生产队的账目，向村民宣读、解释党中央文件等等。我读小学时学的打算盘，此时派上了用场。没事儿时，我就和生产队的会计比赛打算盘。那会计本是我查账的对象，他除了记账不够正规，其实没有什么大毛病。
时代背景交代得差不多了，咱言归正传。就在正定参加“四清”期间，曾八不守规矩，以教唱歌为名，一步步接近乃至诱奸了一个农村姑娘，生产大队长的女儿。该大队长是四清运动的重点被审查者，朝不保夕。此时的曾八，头顶北大学生和工作队队员的“桂冠”；而那姑娘则是“靠边儿站了的四不清干部”的女儿；二者强弱地位悬殊。曾八趁人之危，以强凌弱，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宽恕的恶劣行为。他理所应当地受到了处分:“开除工作队队籍”。我曾看到，已被工作队隔离审查的曾八，被禁闭在一顶军用帐篷内，灰溜溜地趴桌上写检查，乖乖地承认错误。我从帐篷门前经过时，曾八抬头看见我，露出一脸猥琐、羞惭。
北大师生在参加工作队前，曾接受集训。学校和工作队的领导者，三令五申“工作队纪律”，明文规定工作队员严禁“谈恋爱”，更不消说“奸淫”了，并申明：若犯错被“开除工作队队籍”，即等同于“开除学籍”。换言之 ，在正常情况下，已被“开除工作队队籍”的曾八，从正定回北大后，等着他的相应学校处分，就是“开除学籍”。
然而情况不正常，更大的“瞎折腾”文革运动闹起来了。天下大乱，各级政府纷纷“躺平”。北大亦然，管理瘫痪，运转脱轨。全校不务正业，不分昼夜地批斗黑帮分子陆平校长等等“大人物”，就没人顾得上处理道德败坏的小流氓曾八了。
除此之外，曾八后来也受到了与其沆瀣一气的“红五类造反头头儿”的包庇。我同班有这么一对儿造反头头男女，在正定四清期间也不老实，违反了工作队纪律，偷偷摸摸“谈恋爱”。这个“红五类”男的、居然还把这个“黑五类”女的，在四清中发展成党员啦。文革爆发没几天，这位新党员女同学的父母，被其单位定为“历史反革命”，立马将他们及其年幼子女，连锅端轰回老家了。家庭遭此劫难，这女同学一方面声称“坚决与父母划清界限”，一方面则变本加厉地祸害师长、祸害同学，立功求赏。提起来我的这一对儿假正经老同学，就令人作呕。这一对儿“祸害”，可谓劣迹斑斑，暂且按下不表。
话说回来，至于文革中曾八怎样如泥鳅般滑溜溜蒙混过关，容我后面细说。因为我也是在47年后，直到2013年，才知道原委真相的。
却说那被曾八诱奸的姑娘，天生丽质，本来有个现役军人“对象”。奸淫事件发生后，她惨遭“对象”抛弃。可怜那姑娘，孤零零跑到北大寻找曾八。这个流氓居然翻脸不认人，猥琐躲避。曾八始乱终弃，毁了那姑娘的一生。当初，四清工作队决定开除曾八队籍，其实是从轻发落，考虑到“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动了恻隐之心，宽大为怀，没有把曾八一棍子打死，仅以“道德败坏”、而未按“妨害军婚罪”移交有司衙门，司法论处。
清华大学“走门路”
文革中到处皆一片混乱，我们哪能继续读书、完成应有的学业？1968年同年同学，包括败类曾八，统统稀里糊涂地算作“毕业”，打发到各地，或厂矿、或农场，美其名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自此，我北大同班同学如鸟兽散，各奔东西。我和内子则被发配甘肃，先在山丹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后来再分配到临夏教中学。文革过后，受华罗庚先生向清华大学刘达校长举荐，我夫妇终于回到故乡北京。之后，我通过了教育部当年规定的“留学资格”考试，“公派自费”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UCSB)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分别在加州大学和清华大学教书。这是我离开北大后的经历，几笔简要带过。
1996年，我协助同事、华裔学者陈树柏教授，在美国硅谷创办了国际科技大学（ITU），回京办事。曾八辗转知道了，找上门来。这厮惯于歪门邪道，找我之目的原来是：他儿子刚刚考上清华大学，异想天开地利用我，在清华为他父子“拉关系”、“走门路”；还恳求我容许他儿子，居住我在清华的宿舍。对这个道德败坏的流氓，我一向内心鄙视。他满脸堆笑上门，我违心敷衍而已。其如此不知天高地厚，提出荒谬无理的请求，当然被我拒绝。这是离开北大后，我和他打过的一次交道。
是谁害的我？
2009年，内子和我专程赴广州、拜访长期被边缘化的老同学“广州人”。他在文革中，被几个掌权的北大数学力学系“红五类造反头头儿”，打成“反动学生”，押送劳改农场。多年后才被平反，回到故乡广州教书。我们与“广州人”，劫后重逢，百感交集。“广州人”陪伴我们三天，待我如兄弟。回京后，我向北大数学全体同年，发了一封简短电邮，报告老同学“广州人”近况：“身体健康，夫妻恩爱，儿子孝顺，不差钱。”
我没有向老同学们报告的是，“广州人”多年心里，始终一团迷雾：“是谁害的我？” 百思不解，他曾经试着询问，在文革中很红一个老同学。不料那人立即翻脸，厉声呵道：“难道你还想反攻倒算？”那些在文革中干下伤天害理的勾当，文革后害怕追责的心虚之态，色厉内荏，可见一斑。
当年，“广州人”风华正茂，无端惨遭陷害，沉冤至今55年，不得昭雪！
造反头头，劣迹斑斑
想当年，自称“出身工人、贫下中农”的“红五类”，文革中突然大红大紫，自动成为班级的造反头头儿，开始了一系列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们指挥写大字报，祸害那些兢兢业业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们。他们诬陷恩师们“迫害工农子弟”，他们在大字报上昧良心、泄私愤，取绰号，肆意辱骂老师们。多年后，一位文革中曾被侮辱的老先生，见到往日的学生们，第一句话就是：“当年我害了你们，向你们道歉！”老先生当然是说反话、吐怨气。文革中被自己的学生批斗，成为恩师们难以摆脱的梦魇。足见，造反头头儿们当年伤害师长何其深！
他们策划、号令裹胁全班“紧急集合，立即出发”，打着“抄家”、“造反”的旗号，带头闯进三位北京大学教授的家，翻箱倒柜。一个平时还算温和的女生，此时如凶神恶煞，声色俱厉地训斥教授及其家人，包括已经被吓得战战兢兢的高龄老人：“你们必须老实交代，不许乱说乱动”！抄家造反必有的一幕，是在教授居所门前，当着其家属和左邻右舍众人，开该教授的批斗会，还把教授的工作、生活用品、甚至避孕套等等全部家当，摆在校园“示众”，极尽羞辱师长之能事。至今，这批造反头头儿们，对不法行为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悔过；也没有一个良心发现，去向受害教授的家庭道歉忏悔；更没有一个肯帮助受害家庭，找回被非法抄走了的财务和其它物件。反之，个个推责：“咱们当时可都做了登记的。”
他们在班级里大闹派性排除异己，盯梢、打小报告，还假借组织之名搞内查外调、骚扰同学亲属，拼凑编造同学的“黑材料”，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企图把同学及其亲属制造成“反革命集团”，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歇斯底里般地“抓叛徒”，“抓反革命”，无事生非地整出大包大捆的“黑材料”。被诬害者既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既有领导干部的，也有平头百姓的；既有老师们的，也有同学们的。如此胡作非为，越界过分，上级终于下令：把这些黑材料统统烧了。据说，销毁黑材料的这把火，在北大烧了三天三夜。大大小小的造反头头们，不仅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还接二连三地被送进牢房；眼见大势已去，空前失落，惶惶然如丧考妣。
他们私设公堂，限制他们的打击对象，包括“广州人”的人身自由，并且非法监管、审讯。一个当年的凶恶打手，仗势欺人，曾对“广州人”极尽辱骂、霸凌之能事。多年后，他到广州旅游，厚脸皮召集老同学和他聚会，活该这厮吃了“广州人”的闭门羹！这是后话。 “广州人”墙倒众人推，昔日“似女友”，此时忙不迭地“反戈一击”，鸡蛋里挑骨头，情书中找反动言论，揭发立功。
造反头头还对“广州人”施加一种名叫“喷气式”的折磨，即由两个同学，一左一右地掐脖子、拧胳膊，押解“广州人”到批斗会场，再在一片嚎叫“打倒广州人”的口号声中，两押解人又加大力量，使“广州人”低头弯腰超过120度。“广州人”从此落下腰背伤痛的病根儿。
那些年，我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诸如此类之恶行劣迹，一言难尽。文革过后，造反头头儿心中有鬼，未免担心被法律追责，毕竟干了那么多违法犯规的坏事。于是个个对往事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他们怎么把“广州人”弄成反革命的，也被包得严严实实。我和多数同学，均不知其详。
这里多说一句，就在那种邪恶污浊环境中，心地善良、坚守道德底线的同学，也有人在。一位同学，曾被造反头头儿分配押解“广州人”到批斗会上，并施加“喷气式”。他拒绝了，便被斥责为“阶级感情大有问题”！
真相大白
常言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北大同班的两位同学，后来结为夫妇，2013年来美国西雅图探亲。这位女同学在电话中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曾八当年在文革中，是如何诬陷“广州人”的。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广州人”惨遭迫害的源头。
她的娓娓叙述，好似让时光倒退了50年，回到那令人恐怖的文革，天下大乱的中国。那个年代的主旋律就是批斗黑帮，打到刘邓，文攻武斗。本应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曾八，反倒没人管了。然而他自己心怀鬼胎，终日惴惴不安。四清中他犯下的奸淫罪，就像是悬在头顶上的一把剑。自认归属“黑五类”的曾八工于心计，一方面低眉顺眼、极尽所能讨好“红五类”、找保护伞；另一方面思索着如何转移公众视线，使自己蒙混过关。为此，他编造出一套谎言，举报“广州人”写“反动小说”，记“变天帐”。这无疑为大权在握的造反头头儿打了鸡血。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不要真凭实据，先把“广州人”捉拿归案，私设公堂“逼供信”。“广州人”屈打成招，潦潦草草地被定为“反动学生”，立马押送劳改农场，监督劳动，受尽屈辱折磨，……。
这纯属无中生有。事实是，“广州人”曾经时不时地写日记、忆往事。日记中曾有一段回忆：他因为出身地主家庭，从小遭受歧视，心中惶恐不安。9岁时一天，他想逃避学校严厉的老师和嘲笑他的同学，漫无目标地走到海边。天黑了、涨潮了，他发现自己坐的地方已成为一座孤岛，使他第一次感受到在鬼门关前的恐惧，……。文革前曾八偷看了人家的日记，文革中他为了转移焦点，竟以此为由编造弥天大谎，检举揭发：地主的狗崽子“广州人”，藏有“变天账”，还撰写“反动小说”，……。
“广州人”劳动改造数年后，终因“查无实据”，获得平反。可是，时光不能倒流。不仅他的学业废了，而且长期被歧视、受侮辱，就业受阻，颠沛流离，很晚结婚。
曾八陷害同学以自保的目的，在那个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年代，居然达到了！这个流氓恶棍在文革中不仅毫发无伤，竟和我们一样地毕业、分配工作。此后，他继续施展钻营、蒙骗之术，居然混在广州某大学任教，再摇身一变，成了“中共党员”；沐猴而冠，管着该校的研究生处！广州这大学被欺骗了。曾八后来的那个媳妇，也是被欺骗了，大概率是她不知道，嫁了个流氓恶棍！这个惯骗，在国内屡屡得手，又贼胆包天移民来骗美国啦！
不许他进我家门
来到2015年。美国很有几位我当年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同年老同学，或曾在美国求学、工作；或退休后来美探亲定居。年初，老同学张某夫妇，从纽约州飞来加州，自称“感恩之旅”。他预先和我约定，先和已经在南加州定居的陈同学夫妇会合，然后四人同来北加州我家，和定居此地的六位老同学相聚。
张、陈二位，同游圣地亚哥时，见到自称“在美国坐移民监，给儿子当保姆”的曾八。他居然想搭顺风车北上玩一趟，于是他们五人上路，直奔我家。途中张同学突然想到，计划外多出来一个人，应该跟我这个东道主打声招呼。我一听火冒三丈，不是冲张同学，乃是冲曾八！
前面说过，西雅图的老同学已经揭穿了曾八构陷“广州人”的老底子。我焉能违心地敷衍这个、我本来就看不起的流氓小人？当即在电话中对张同学表明：
“曾八北上，随他便，但我不许他进我家门！”
张同学不知所措，只好叫陈同学在电话里劝我“顾全大局”，“他见面礼都给你准备好了”。到此，我不得不实话实说，把曾八的恶行劣迹，据实和盘托出。陈同学无语，张同学连连道歉：不知此人底细，考慮不周。
张、陈二位后来告诉我，这个流氓小人，两眼贼溜溜，极其善于察言观色，能感觉到不受欢迎，担心难堪，于是提出：北上至洛杉矶便分手，他“去看望老哥”。曾八就坡下驴，张同学如释重负。此后，张、陈两家一路顺风，10位老同学在硅谷欢聚一堂。我不容许曾八进门之事，不胫而走，不少老同学知道了，支持、称快，有的说：换了我，也会这么做！
曾八知道自己在老同学面前已原形毕露。“广州人”来信告诉我：“曾八曾打电话似想向我道歉。我即说自我保护可以理解，但不应出卖别人而保护自己……。我没讲完他就挂断电话了。”
可见，曾八至今仍然不知悔改。他向“广州人”的道歉完全虚伪，不过是在受到众同学谴责的压力下，勉强作态而已。无独有偶，当年的造反头头儿里，有人不仅毫无廉耻、与曾八蛇鼠一窝，而且对他们自己在文革中，祸害师长、祸害同学等等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至今死硬不知悔过，良心喂狗，还扬言：“要是再來一场文化大革命，我还会那么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