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到下午三点半，我离开泰德的工作室。我虽然经商多年，算是能说会道的，几个小时下来嗓子也还是有些吃不消。吃晚饭时跟老公说了采访的事，老公是个话不多的老实生意人，建议我把想说的内容列个提纲，免得讲着讲着就跑偏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纽约……华月后来是不是去了纽约？”饭后，老公问了句。
对，华月，我想，华月的故事可不要忘记同泰德讲。
第二天上午，我精神饱满地来到泰德工作室。果然，有了计划就是不同，走起路来都底气十足的。这回我没有东拉西扯，上来就讲我的夜店生意。
“经过了2014年前后的整顿，我们东莞‘性都’的名称不复存在。晚上比原先安静了好多，不像早些年，夜里满马路都是ABS的车牌。”
“A我知道，”泰德抢答道，他今天换了套深灰色暗条纹的休闲西装，大概是和我熟了，举止没有昨天那么拘谨。“是广州，粤A。”
“对，B是深圳，东莞自己是S。想当初，东莞五星酒店的密度是妥妥的全国第一，世界都能挤进前十，人称深广后花园。据估计，有超过30万的女人在从事性行业。整顿之后，这些年轻女人的再就业成了问题。”
泰德点头。
我接着说：“昨天我也提过，刘志庚家族在任期间，把东莞正常的国企和民营都霍霍得不轻。这些女人失业后，有的确实从良了，回家具店、玩具店工作。还有的却是从高档夜总会头牌沦为地下工作者，无论工作条件和人身安全都比原来降了几个档次。所以我从那个老姐妹手里接过她的KTV店后，决定继续做这一行，为那些失业女工提供工作机会。但我们是合法经营，她们只是来店里上班，陪唱歌啊，卖酒水什么的，不做‘出钟’等服务。”
“我其实一直都想问，”泰德目光低垂地望着手中的笔记，“整个珠三角有那么多家工厂，原先那些女人为什么不去找份正经工作？”
“有多个原因，”我说，“辛苦又挣钱少，确实是主因。比如玩具厂，工作时间长不说，有好多厂家不在意员工的健康，中毒事件常有发生。相比之下，在夜店工作来钱快，那些女孩子也很少有人打算干一辈子的，就是想在短暂的几年青春里挣足了钱，可以一下子跳出这个阶层，接下来或者嫁人或者自己做点小买卖。”
顿了顿，我又说：“除此之外，还有个尊严问题。”
“尊严？”泰德不解地望着我。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也许他认为做三陪小姐就是最没尊严的工作，事实远非如此。
“我举个例子吧，在我接手这家店前，有个叫岚珠的女孩就在那里工作了。她刚来东莞的时候在一家制衣厂工作，因为人长得高挑漂亮，上至老板下至小工头，谁都想从她身上揩油，揩不到就给她穿小鞋。某次老板带她出去谈生意吃饭，对方的老板明确表示当晚想带她走，她不同意，回头就被解雇了。后来在沃尔玛找到工作，沃尔玛是你们美国的，算正经大企业了吧？”
泰德点头表示肯定。
“她们那家分店有三层，每层的十几个女员工，一周两次要么清晨要么午后，在店里站成一排，被一个矮个子湖南来的男组长劈头盖脸地训。不是躲在后台啊，有时就是当着顾客的面。”
“为什么？犯什么错了吗？”
“根源是因为实体店受网购冲击太大，店里的利润不如往年，”我边说边想，怎么又跑题了？可我没法不跑题啊，现代社会是张网，什么跟什么都是有联系的。
“那又不是她们的错，”泰德鸣不平地说。
“是不是你的错都要受着！现如今作为店员不是卖东西就行了，见顾客一个人在那里看货架，你要主动走过去，问对方想要看些什么样的商品啊？有没有问题要问啊？帮着对方拿主意。态度要友好客气，目的是多卖出商品，但同时还不能惹毛了顾客，不能让他们感到压力。有的时候必须站到顾客的立场上去考虑，不能一味推销贵的东西，否则人家以后就不爱来了呀！”
说到这里，我直指人心地望着泰德的眼睛，“做得不好，东西卖得不够多，你就像条狗一样被组长骂。贺先生你说说，这比在我们夜店里卖酒能强到哪里去？卖酒挣的钱，好歹是那些店员的几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