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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合群的自大与平庸的邪恶
“合群的自大”
与平庸的邪恶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的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示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鲁迅
鲁迅勾画的“合群的自大”这幅画像，何等的逼真！“合群的自大”与平庸的邪恶，值得国人警醒。
——王育琨手记
2019年6月25日
陈凯歌：我是群氓中一份子
作者：陈凯歌
来源：石挥话剧站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听不清母亲在臣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
父亲其后的境遇更坏。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部学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现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昔日从旧照片上望着我的微笑，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有了和当年姐姐一样的茫然。那一年他刚满50岁，生命已经像旧照一样褪尽了颜色，模糊了。31年前，他因无法忍受他母亲每日为驻在福州的美国空军洗衣服和年幼弟妹的相继被卖去而到了战时的重庆。然而，国民党却使他失望了。他放弃了十几打干净的衬衣，拉着母亲的手跑到了华北，然后又在北京给自己的儿子起了“皑鸽”的名字。他爱艺术因而可爱；他是一生不安但求安宁的书生，而终不可得。他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张晓翔他们走到那首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9点钟。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50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它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
父母是靠工资生活，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数几个家具以外，都搬了出声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许多人围着看，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是个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呆在监狱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他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
奶奶不久就走了。临走，拉着我的手，摸着，说：“奶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想想还是走。别怪奶奶。走了，还能来，想你们。你是大人了，凯燕还小，好生照看你妈。事，奶奶经过多了，也都过来了。皇上也烧书，不是头一回。听清楚了？”果然以后她常来，教我怎么做饭，之后回到不远的正觉寺胡同。她住在一间小屋里，饮食起居都在那儿。还梳头，只是后来买不到桂花油了。算算那一年，她正好66岁。她是世纪的同龄人。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又是他们绝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内有总数几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毛泽东8月31日再次接见红卫兵时，拥挤的人群过后，地面上遗下了金条和首饰。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烂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青年时代的陈凯歌与妹妹在北京
我已经记不清究竟多少次看到大大小小斗争会的场面。一些人在另一些人的逼迫下，站在更多的人面前。他们使他们的身体向前几乎折成两截，按住他们的头颅，抓住他们的双臂，从背后伸向天空；他们成排地打落他们的牙齿，整把地揪掉他们的头发；在他们昏迷时突然放开双手，让他们跌得头破血流；他们用细细的铁线系住哑铃或杠铃盘，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眼看着铁线没于肉内。这些过程，每每使我想起被厨师揪着尾巴提出水面的鱼儿，起初跳跃挣扎，而后眼膜凸出，腮也渐渐渗出淡淡的血痕，砧板上的刀已经准备好了。
对这个共和国来说，位高尊至的国家元首如刘少奇，殴打他的正是曾经日夜警卫他的年轻军人们。功劳大如彭德怀者，其堂堂元帅之身仍不免在斗争会上被“连续打倒在地七次”，以致“胸部左右两则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最后以癌症不治而死。重臣尚且如此，遑论小民！
暴力蔓延中，真正悲苦无告者是那些有“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头衔的人群。他们往往被迫裸露着膝盖，手举重物过头，跪在煤渣或玻璃上，稍有动摇便拳脚相加。若敢有异议，轻则遍体鳞伤，重则被活活打死的事屡见不鲜。行凶者中尤其凶悍的，除了男性还有女性。这些双唇鲜艳如樱桃的女大中学生，束胸、短发，甚至剃了光头，自恃血统高贵，便出言污秽，下手狠毒。在北京的一次抄家中，竟用皮带将一个被称为“地主婆”的老年妇女打死，因皮带上的铜扣准确地击中了她的太阳穴。
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年纪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孩将手指伸进一个“剥削阶级”妇女的嘴中用力撕扯，因对方拒绝呻吟，反倒使她陷于歇斯底里的狂怒状态，手上沾满了受害人的鲜血。他们或她们在北京火车站外几百米地一字排开，站成两行，叉腰，怒目，手持皮带或其他凶器。抄家之后被逼离开北京返回原籍的“剥削阶级”们，在进入车站之前须首先在这两条长龙之中通过，作为回乡的洗礼。与四中同样是男校的北京六中红卫兵，竟然在校园内构筑堡垒，扯起铁网，名为“劳改所”，实属公堂私设，并押包括同校学生在内的人犯多人，昼夜拷打。刑罚名目之多，暴行之烈，惨绝一时。他们蘸着牺牲者的鲜血在墙上作书：红色恐怖万岁！终于我在第二年的夏天也打了人。打过之后，我躺在公共游泳池的阳光下，闭上眼睛，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1967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的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还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颚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6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在“文革”中，我吃过苦；我看别人受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苦———我是群氓中一份子。
鲁迅先生说：“‘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的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示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