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淘金时代的华人黄金出口中国概况

                澳大利亚淘金时代的华人黄金出口中国概况

 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的澳大利亚淘金热，吸引了大批中国人前来，以实现发财致富的梦想。中国人参与的这场淘金热潮，从1850年代初到涌向维多利亚(Victoria)开始，1860年代则大批进入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到1970年代，则以昆士兰(Queensland)北部为其主要目标，延绵几十年时间。在此过程中，自然有部分人确实是实现了梦想，淘金有所得。于是，将淘金所获自行带离澳洲或通过相应途径输送回中国，也是澳大利亚华人的一项出口业务。

自1850年代开始的华人赴澳淘金过程中，确实有一小部分人有相当的收获。例如，1851年抵达墨尔本的雷亚妹(Louis Ah Mouy)[1]，次年便加入淘金大军中，在淘金中运气奇佳，所获不菲。因当时这些乡村仍处荒野，与墨尔本尚未开通道路，交通落后，山贼出没，许多淘金人备受劫掠，常有人财两空的情形发生。雷亚妹曾怀揣从耶伊(Yea)地区所得之价值500镑的金块，昼伏夜行，顺利返回墨尔本。此后，他故技重施，都是拿着价值500镑左右的金块，往返于淘金地与墨尔本之间，且每次都很顺利；即便曾有险情出现，他都机智躲过，化险为夷。[2]1957年5月，中国人发现了阿拉腊特(Ararat)广东矿脉的金矿，仅仅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该地黄金出产量就有158,211盎司。当时在此地的中国淘金人的数量极大，由他们从中分享到的份额也应该是相当大的，何况在最初发现黄金的一小段时间里，中国人严守秘密，只是因为去购买商品时直接使用金子而被欧洲人发现，跟踪找到矿脉。[3]在昆士兰的白马河金矿区(Palmer River goldfields)，官方没有华人所得黄金的数据，但从当地的片段记录中，也许可窥一斑而观全豹。比如，仅仅在1875年大批华人涌入白马河金矿区不到几个月，就有淘金工收获有几百盎司的黄金，一家商行一周就收购得400盎司黄金；当年10月驶往香港的两艘船Fyen和Brisbane号，就载运有14,000盎司黄金和一坨重达80盎司的金块。[4]据1870年代末期在白马河矿区管理采矿事务现场的官员希尔(Hill)回忆，许多华人淘金工获利极大，他们至少将几千上万盎司的黄金通过走私的形式带回了中国。一位在白马河金矿区做生意的华商就曾经告诉过希尔，他在一个月内就通过自己的渠道将1,000盎司的黄金送回中国。希尔以自己对中国人的了解，认为这位商人所说属实，确信许许多多的华商也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5]例如在新南威尔士中西部金矿区希尔恩德(Hill End)居住长达72年的刘妙捷(Bew Chip)，从他留存下来的记录可以看出，许多中国淘金工和商铺店主获得金子后，就通过相关渠道自行携带返回家乡；那些仍然留在澳洲继续“掘金”挣钱者，则通过宗亲或同乡回国或者返乡探亲者携带回国，以赡养家人。1865年就来澳淘金的刘妙捷所保存的记录，其中就记载他在1865年至1890年间，前期是托同乡代为携带黄金回国，后期则通过悉尼的商行寄送回中国的详情。[6]

这些为适应华人淘金工及其他行业的个体将其所获黄金及盈利款项送回国内家人的商家或商行，也称之为金山庄。[7]澳大利亚的华人基本上都是来自广府话方言区，在这里的大中城镇华商中从事和经营的业务与进出口货品等相关的那些店铺和商号，很多都具有金山庄的性质：都是在向居澳乡梓提供他们所需的家乡物品，传递家书，办理汇款(称之为“金信”)，也代理华工出入境等事务。或者说，这些澳大利亚华商的店铺和商号就是以香港为基地的金山庄的联号，反之亦然。[8]金山庄所经营的金信业务，最终是要送达到具体的侨属家庭，其终端是在广东侨乡，由此，澳洲的这些经营金山庄的商号也通过香港与侨乡的商号、钱庄或银号(行)联号，从而完成金信的发出与送达。[9]十九世纪末开始经营香港到澳大利亚的客轮运输，主要行走的路线是澳大利亚东部以悉尼和墨尔本为终点，但也停靠东海岸华人较为集中的主要城镇，故这些地方也有金山庄。在悉尼，华商安昌号至少在1865年就充任金山庄角色，办理金信业务；[10]此外还有义益号、德兴号、合益号、芳利栈、合和号、新广兴、永和兴、新三才、新昌盛、经兴号、广和昌、安和泰、公平号、成记栈、安益利号等等；[11]在墨尔本，除了雷亚妹和1853年就从英属马来亚携资赶赴墨尔本经商的刘光明(Lowe Kong Meng)[12]，有新同安、两利号、均恒盛、美珍号、安昌泰、安泰号、宽记号、广英昌、岐生号、恒益号、新祥安、兴记、新源盛、怡昌号、同昌号、新广盛、广裕丰、广美隆、永兴隆号、新遂盛、福安祥等商行；昆士兰则有布里斯本的佑生号、孙祖佑公司、安和泰号、泗和号、广生昌号；洛克汉普顿埠(Rockhampton)的述记号、汤斯维尔埠(Townsville)的福和栈及凯恩斯埠(Cairns)新顺利号等；内陆的重要市镇，如本迪戈埠(Bendigo)悦昌荣、新德源和安隆号，巴拉瑞特埠(Ballarat)锦源隆和均治合，以及西澳首府佩斯埠的广同盛等商号，也都具金山庄性质。[13]

至于大宗的款项及黄金输送回香港，基本上由墨尔本和悉尼主要华商承揽。在墨尔本，早期是通过刘光明和雷亚妹等商家安排船运到香港，再转回国内。[14]据统计，1854—1870年，有价值3,531,956英镑的886,065盎司的黄金和价值560,627英镑的黄金制品，从维多利亚输往中国。其中仅从1856年7月1日至1857年6月30日的一年间，就达116,903盎司，时值50万英镑。[15]此后的1850年代末到1860年代初的几年间，从维多利亚输往香港的黄金每年价值都超过30万镑。[16]新南威尔士华人淘金所赚财富金额也是无法统计，但其所获黄金及由此而铸成的金币，则是通过悉尼的主要华商安排，也同样是不时地通过航运公司将相关黄金和钱币输往香港。如1868年12月，新金泰和安昌号分别安排2,400和1,275个金币及30.5盎司黄金船运香港；[17]1869年9月新金泰、安昌及新金安号分别安排1,865、1,100和751个金币船运香港；[18]1895年2月，澳东航运公司从悉尼前往香港的一艘客船，就代华商运送14箱黄金，价值10,260镑10先令；[19]1896年10月，从悉尼驶往中国的Airlie号轮船，载运有华商托运的黄金价值8,420镑。[20]由此可见，十九世纪下半期澳大利亚华商所从事的金山庄业务，是其跨太平洋商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二十世纪后，因华人参与淘金人数所剩无几，已经没有说明黄金可以输送回中国。尽管金山庄等仍然承担派送金信业务，但这个“金”，则基本上是华人在澳所赚之钱换成金币或金条，或者是银行支票。

附表：新南威尔士1863-1880年出口中国大宗商品列表(单位：镑)

New South Wales exports to China, 1863-1880 (£)

Year年份	Coal煤碳	Gold黄金	Other其它	Total总计
1863	40,813	50,960	9,867	101,640
1864	36,185	47,834	18,904	102,923
1865	31,294	55,500	22,438	109,232
1866	59,581	23,071	34,803	117,455
1867	50,305	18,951	24,100	93,356
1868	66,148	17,601	17,821	101,570
1869	56,215	14,008	21,401	91,624
1870	38,935	600	29,632	69,167
1871	36,844	44,457	18,162	99,463
1872	54,572	67,829	19,375	141,776
1873	86,442	53,022	40,377	179,841
1874	86,437	58,082	75,175	219,694
1875	105,681	55,127	46,520	207,328
1876	72,720	61,633	35,734	170,087
1877	103,894	69,319	31,680	204,893
1878	84,302	60,210	35,402	179,914
1879	57,006	59,720	2,117	118,843

资料来源：Nicholas Dennis Guoth, Trad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lonial Australia and China, 1860-1880, 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7, p.40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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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ctoria’s First Chinese”, Myrtleford Mail and Whorouly Witness (Vic.), 6 June 1918, p.9.

[2] 见梅伟强、张国雄主编：《五邑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3] 参见亨利·简斯顿著:《四邑淘金工在澳洲》，杨于军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第二章。

[4] Noreen Suzanne Kirkman, The Palmer goldfield, 1873-1883. Diss. James Cook University of North Queensland, 1984, p.179.

[5] Bartle Frere, “Boom days at the Palmer (1873-1880)”, Townsville Daily Bulletin (Qld.: 1907-1954), Wednesday, 2 August 1950, page 4.

[6] Juanita Kwok, “The Life and Times of Bew Chip”, in Bew Chip’s Register: A Chinese Australian Remittance Register from the Tambaroora and Hill End Goldfield, trans. Fly Finch. Carlton, NSW: Hill End and Tambaroora Gathering Group, 2022, pp.1-31. 

[7] 1840年代末在美国西海岸加州发现金矿，随后不久澳洲也发现金矿，为适应源源不断的华工及华人移民前往北美和澳洲及南洋各地，满足其对中国货品的需求，一批主要由广府人经营专门供应海外华侨华人并为其服务、以沟通东西方贸易为主的商号，在香港应运而生，专营北美和澳洲、大洋洲市场的称“金山庄”。香港因其转口贸易中心的优良地位，大批来自广东的华工，便以此为基地，为前往金山预做准备。金山庄业务的最大特色是在经营一般货品出入口之外，还代办存汇款和华工出国事宜，充分发挥“人、财、物”的流通功能。而因这些华工大多未曾受过教育，目不识丁，金山庄还起着保姆的作用，即帮助他们购买船票、出国体检、申请出国文件以及在等候外国批复的出国证件期间的住宿安排等等，属于一条龙服务。详见冯邦彦著：《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亦见李培德：“香港华人商业：历史与文献Exhibition on Hong Kong Chinese Business: History and Documents”(香港大学图书馆)，载香港大学图书馆网站https://lib.hku.hk/general/research/guides/HKChiBusHistory.pdf (访问日期：2021年9月22日)。

[8] Kuo, Mei-fen. "Jinxin: the remittance trade and enterprising Chinese Australians, 1850-1916." The Qiaopi Trade in China and Overseas.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8, pp.160-178..

[9]亦见：Michael Williams, Returning Home with Glo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9, p.102, 118。

[10] 常增书：“澳洲淘金华工的‘银信’”， 载王炜中主编：《第二届侨批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455-460页。见：http://app.lib.stu.edu.cn/qiaopi/editor/attached/file/20140416/48%E6%BE%B3%E6%B4%B2%E6%B7%98%E9%87%91%E5%8D%8E%E5%B7%A5%E7%9A%84%E2%80%9C%E9%93%B6%E4%BF%A1%E2%80%9D.pdf (访问日期：2019年9月24日)。

[11] 详见杨永安：《长夜星稀：澳大利亚华人史，1860-1940》，香港：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9-85页。

[12] Paul Macgregor, "Lowe Kong Meng and Chinese engag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olonial Victoria," Provenance 11 (2012): 26-43.

[13] 黄艺平、粟明鲜：“战前澳大利亚的金山庄与华商的跨太平洋商业网络初探”，《八桂侨刊》2021年第3期，第51-59页。

[14] Paul Macgregor, "Lowe Kong Meng and Chinese engage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olonial Victoria," Provenance 11 (2012): 26-43; Nicholas Guoth and Paul Macgregor, “Getting Chinese Gold off the Victorian Goldfields”,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ume Eight, 2019, p.140.

[15] Myra Willard, 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 Psychology Press, 1967, p.19. 转引自张秋生：“早期澳大利亚华人的经济生活与主要职业构成”，《历史档案》2008年第2期，第79-84页。

[16] Nicholas Guoth and Paul Macgregor, “Getting Chinese Gold off the Victorian Goldfields”,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ume Eight, 2019, p.145.

[17] “Weekly Commercial Report”, Empire (Sydney, NSW: 1850 - 1875), Saturday 5 December 1868, p.2.

[18] “Exports”, Empire (Sydney, NSW: 1850 - 1875), Thursday 9 September 1869, p.2.

[19] “Gold for China, Wool for Japan”, Australian Star (Sydney, NSW: 1887 - 1909), Saturday 9 February 1895, p.5.

[20] “Gold for China”, Maitland Daily Mercury (NSW: 1894 - 1939), Wednesday 21 October 1896, p.5.

[21] 该表显示的1863-1880年期间澳洲新南威尔士黄金出口中国情况，可作为华人参与黄金出口中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