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她的一篇非常受欢迎的作品“The Glass Essay”
她说这只是一次胡闹 （mess around），她说这是个失败的作品，说她想做的都没有做到。
“我把它看作是在一个较高层次上的胡闹，我想使之更深入合理化。我确实认为我有能力记录真情实感——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生活感觉的表层，包括身体生活和情感生活。但当我写 The Glass Essay时，我想做的是我称之为“理解生活到底像什么”的事情，我认为我没有做到。
我也不知道那样做会是什么样，但如果你读弗吉尼亚·伍尔夫或乔治·艾略特的书，你会有一种理解的氛围——这种氛围在你的头脑中，你和故事中的人一起经历了一些你理解的事情。当我想到我的写作时，我没有这种感觉。”
关于诗歌
T·S·艾略特曾说，"诗歌是标点符号"。
雅克·拉桑（Jacques Laçan）说： "我们阅读诗歌的原因不是为了智慧，而是为了拆解智慧。"
安妮·卡森认同这两种观点，觉得很酷。
又，安妮·卡森很欣赏东方（中、日）诗歌，她说：中国和日本的诗歌令人满足的原因是因为诗人们能够捕捉到现象级时刻的某种东西，然后让它散发出比那一时刻更大的意义。她认为这可以说是写作的最高成就。她在写作中也试图描述母亲、她的袜子或她的爱情生活，如果她是一个更好的写作者，她可以把所有这些都拿走，只描述天气、雪或光线的那一刻，而这将会是一个更好的艺术作品。
关于写给她哥哥迈可尔l的那本书
她买来一个笔记本，把公元前一世纪罗马诗人卡图卢斯（Catallus）的一首诗《再见与道别》（ave etque vale）的文本打印下来，拆解它，在笔记本的每页的左边，放上这首诗的一个拉丁语词和它的词汇定义，然后在右边页面上，放上与左边页面有关的她哥哥的生活记忆片段。在词条不相关的地方，她有所改动。所以也可以说她把东西偷运到了左边，这有点不够诚实。但这样做能使左边和右边连成一体，所以整个东西既讲述了这首诗的翻译故事，同时也拆解了她对哥哥生活的记忆。
关于性别，关于男人与女人
安妮·卡森说她从没有把自己完全定位于女性这个身份上。在她生命的不同时期，她把自己定位于性别谱系的不同位置之上，比如她在三十岁左右时，她觉得自己与女性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当然，她也不会说自己完全就是个男人，只有“中性”一词差可比拟，如果有“浮动性别”就好了，她愿意选择这个位置栖息。
如果把男同当作一种职业的话，安妮·卡森说她做得并不是太成功，她的职业生涯有点曲折。在高中十或十一年级时，她和朋友们对奥斯卡·王尔德产生了一种迷恋。她们模仿奥斯卡·王尔德的穿着，背诵他的警句，午餐时，她们装成奥斯卡·王尔德和他的朋友们，展开对话。
她已不太记得为什么会痴迷于奥斯卡·王尔德，但她觉得在这个过程受到了审美教育，还有一种对自己的讽刺，同性恋者为了在社会上生存大概也会形成一种持续的讽刺外壳，她觉得这对她自己在以后的生活中很有用。
她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当然更非男权主义。
关于绘画
安妮·卡森喜欢作画，她说：Drawing is quite, quite naked. Horrifyingly naked. 她说绘画让她快乐、诚实、有满足感。可惜现在出版界对她的文字比对她的绘画更感兴趣。
关于宗教
她觉得自己与上帝并没有什么关系。她认为，作为一个人，最好希望与虚无建立联系，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上帝就应该在那里，可惜上帝并不存在。她说，“If God were knowable, why would we believe in him?” 如果上帝可知的话，我们为什么要信仰他？只有当上帝是个“不可知的他者"，它的存在才令人着迷，在某种程度上才具有启发性，但并不真正可以为人所理解。西蒙·薇依也说过“上帝不存在，所以我相信他。”把自己放在那个虚无之境，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可以干预，但正如世界历史上所展示的那样，上帝从没有干预过，上帝就是虚无。
关于写作
安妮·卡森说，如果她读到某位作家的作品，非常喜欢的话，她会说： “哇，写得真好。我真想那样写。” 于是，她会停止读他的书，因为她不想成为模仿者，不想受她喜欢的作家的影响。这一点真让我吃惊。我则正好相反，如果读到自己喜欢的作家，我肯定会想读完他所有的作品，模仿？学习？那是肯定的，我正好想找好老师呢。安妮·卡森的作法我理解，避免受他人影响，这很好。但是如此一来，所读的书岂不都是自己不喜欢的？这很没劲。
当被问及她与艾丽丝·门罗有无共同之处时，她说没有，她俩完全不同。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有一种共同的态度，即无论生活多么糟糕，重要的是要从中找出有趣的东西。而这与物质世界有很大关系，与看待事物的眼光有很大关系，雪、光线，你的纱窗门的气味，以及构成你每时每刻的任何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