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美国报告的新冠死亡人数超过115万，一个机构估计的经济损失为3.7万亿美元，平均每人损失超过一万美元。全世界报告的新冠死亡人数大约7百万，估计的超额死亡人数为两千万，不同机构估计的经济损失在8.5万亿美元至16万亿美元之间。
新冠疫情的教训就是没有听从我的建议。不听爱迪生式的发明家的建议，损失惨重。如果当初听从了我的建议而采用反向隔离战略，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将低于6万，少死110万人，死亡人数减少近20倍，经济损失约百亿美元数量级，经济损失减少两个数量级。全世界如果听从了我的建议，死亡人数减少到约两百万，经济损失可控制在千亿美元数量级，减少两个数量级，也就是说可以减少约10万亿元美元的经济损失。
爱迪生式的发明家，就是像爱迪生一样的系统发明家。而专家通常是一个领域的专家，就是知识的条块分隔（siloization）。我，作为一个爱迪生式的发明家，并不是取代专家，我只是提出了新的战略。就像一个交响乐团，专家就是各种乐器的演奏家，而战略家是作曲家。
相信发明家，而不要相信专家，这就是新冠疫情的教训。发明家既然出来说话，就是因为发现了专家的错误，所以不能用现有的专家知识来评估发明家的建议。科学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权威还是专家，科学必须与事实相符。
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是想尽量减少死亡和经济损失，失败的原因是他们预先不知道战略选择的后果，属于战略误判。
新冠疫情会造成死亡和经济损失，但绝大多数伤害来自错误的新冠防疫战略。主流专家的压平曲线（或者说社交距离）是一个错误的新冠战略，是造成新冠疫情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主流专家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还在好心办坏事。要让所有人知道压平曲线战略错了，不然的话，还有可能疫情卷土重来。战略错了，单个的专家可能在其专业方面有出色的表现，但整体效果不行，劳而无功。
为什么压平曲线是错误的战略呢？简单地说，压平曲线就是人为地延长了新冠疫情的时间。戴口罩和社交距离，对健康人群来说没有必要，对高危人群来说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觉，高危人群应该选择反向隔离才是有效的保护。
2020年3月，美国疫情之初，帝国理工学院预测美国如果放任自流将在两个月死亡220万人。白宫召集了美国十几个顶级疫情预测团队，在2020年4月初的共识是采用压平曲线可以将死亡人数降到10万左右，华盛顿大学进一步优化到6万。
我知道主流专家的战略预测与事实不符，但我不知道他们错在哪里，于是我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构造了一个独立系统，提出了我自己对美国疫情的战略预测：
【上策一，严格隔离，人口死亡率百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死亡人数300～3000，时间二个月，经济损失百亿美元。
上策二，反向隔离，人口死亡率十万分之二到万分之二，死亡人数6000～60000，时间二个月，经济损失百亿美元。基本上是无为而治。
中策，放任自流。死亡人数100，000左右，时间二个月，经济损失百亿美元。放任自流就是自发的反向隔离。
下策，压平曲线，死亡人数600，000到1，000，000，时间二年，经济损失万亿美元。】
我对美国政府建议反向隔离。反向隔离就是感染者不隔离从而在健康人群中自然传播新冠病毒快速完成感染，有基础病的人群实行自愿的反向隔离以降低死亡率。健康人死于新冠的概率为十万分之二，低于每年车祸死亡的概率（万分之一）五倍，也稍低于美国打新冠疫苗死亡的概率（十万分之五）。
我为什么没有建议严格隔离呢？因为美国当时的感染率已经超过严格隔离战略的适用范围（）。
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如我所料，美国两年内新冠死亡85万人。在第二轮（Omicron）时，大多数美国人忽略了专家的建议，表现为相应的感染高峰，少数美国人仍然采用压平曲线，表现为持续的低水平感染。这种低水平感染如果不停止，最终病毒变异会导致新一轮疫情。
中国的问题是事先不知道严格隔离的适用范围，在第二轮（Omicron）感染较多时，没有及时转为反向隔离，其代价是非新冠超额死亡27万人和约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放开时的大方向是对的，在两个月完成了感染，细节却不尽人意。有些地方人口死亡率在预计的范围内，说明战略可行；有些地方则高得多，说明细节有误。如果在我的指导下，死亡人数可以控制在25万以内。当然，中国政府不知道我稍加指导就可以减少一百万人以上的死亡。细节决定成败。你忽略了的一个细节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发明家的指导可以大幅度降低风险。
非洲国家接近放任自流，损失较少。
新冠疫情的教训有两条：第一，在战略决策上，采纳发明家的战略；第二，在战略实施上，接受发明家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