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四十八 血祭长城（下）
话说日军除了对古北口的重点进攻，还在其他几个长城关口发动了攻击。其中，喜峰口长城要塞本来由东北军万福麟第五十三军一部驻守，但该军在热河之战中畏敌退缩，士气已泄，只盼着西北军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赶快来接防。二十九军与东北军商议好，将于1933年3月9日夜里由二十九军接防。
可就在3月9日午后，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一部已开始从喜峰口关外发动进攻。在日军炮火攻击之下，东北军五十三军竟纷纷不战而逃，将喜峰口的一线阵地放弃。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冯治安第三十七师赶到，在喜峰口附近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们手提大刀，杀声震天，几处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当日12时30分，占据火力优势的日军终于攻陷第二关门。
为了夺回喜峰口，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命所部第三十七师趁夜偷袭日军，以避免白天敌军的火力优势。3月11日夜，三十七师采取迂回战术，分左右两路向敌出击。赵登禹旅长带伤率两个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袭其喜峰口西侧高地。佟泽光旅长率两个团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绕至敌左侧背，击喜峰口东侧高地之敌。王治邦旅在第一线固守，候左右两路出击得手后，即行出击。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夜暗踏雪，奇袭敌营。日军有的在睡梦中就被手榴弹炸飞，有的未及还击，就被大刀砍杀，尸首分家。二十九军官兵乘胜占领日炮兵阵地，毁其大炮，烧其辎重粮秣。
这个局部胜利就是闻名全国的“喜峰口大捷”，虽然从大局上二十九军未能真正收复喜峰口，但却对双方士气的改变起了重大作用。中方报纸上宣称“二十九军先后歼敌五千有余，夺回喜峰口”，辉煌的战绩轰动了全国。日本军人的武士神技被中国军人的大刀所破，以致当时日本《朝日新闻》称：“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口峰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3月24日，面对局部的胜利和全国上下高涨起来的抗日热情，蒋介石从保定到达北平，开始泼冷水，对于正在长城各关口英勇抗击日军的国军部队没有继续增援的表示，反而说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此时，蒋介石刚得到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惨败的噩耗，他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因此，在各地剿匪的百万大军是不能动的。
然而，国军将士对外敌之仇恨岂是“土匪”可比？全军上下请缨抗日者甚众。蒋介石更严厉警告：“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共者，当以贪生怕死者视之……立斩无赦。”4月7日，蒋介石进一步说：“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却没有多大关系。”这般逻辑，岂能不招致国人的批评？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尤其是负责全国武装力量的领袖，蒋介石逃避不了保卫国家的责任。而敌对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存在和发展，给了他一个暂时不去抗日的理由，这就是他自欺欺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其实，“安内”之后如何“攘外”？他此时基本不知道，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武藤信义司令官见中国军队并没有被打服，决定进一步扩大行动，将关东军预备队第三十三旅团投入，向长城东段界岭口、义院口方面进攻；又调上第六师团，重点突破冷口；在古北口主战场，第八师团也准备向南天门进攻。
从4月3日起，日军飞机大肆轰炸冷口后方迁安县城一带，并连续派小股部队侦察地形。4月9日晨，兵力雄厚的第六师团分兵三路，发起全面进攻。商震第三十二军伤亡甚重，难以抵挡，战到4月11日，撤至滦河西岸事先预设阵地。迁安失陷。
迁安一失，在喜峰口附近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顿时腹背受敌，处境危险。只得奉令撤至通县以东沿运河布防。
4月中旬，日军第八师团第十六旅团开始从古北口居高临下，向南进攻。此时，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因伤亡太大，已撤至密云整补，南天门及附近阵地由黄杰第二师接替防守。日军以炮火持续轰击，掩护地面进攻。第二师连续作战五天五夜，伤亡甚大，疲劳至极。此后，中方由刘戡第八十三师接替南天门防务。八十三师与敌激战直至高地全化为焦土，才放弃中央据点高地南撤。日军最终占领南天门。
这以后，日本关东军也面临打不下去的局面。武藤信义所率领的日军第六师团、第八师团、混成第十四旅团、第三十三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总计也就4万余人，经过热河之战和长城进攻战，死伤累计数以千计，不仅官兵疲惫，同时武器弹药消耗得也很厉害。至于各路伪军3万多人，比起中国国军的战斗力还不如，帮不了日军多少忙。东北四省这么大的地域，也有内部治安压力。日本天皇裕仁从国际局势考虑，认为占领华北的时机并不成熟，否定了日本军方扩大战果的提议。于是，日军从4月19开始撤出长城一线。国军趁机回头，顺势收复一部分失地。
蒋介石见自己嫡系部队3个师都阻挡不住日军的1个旅团，明白靠现有的华北兵力取胜无望。为了缓和华北局势，他请出了隐退于莫干山中的盟兄黄郛，任命其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北上与日方交涉停战。这个职位受行政院长汪精卫的直接领导，而汪此时同蒋立场完全一致。
黄郛北上之前，先在上海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秘密接洽，探讨妥协的办法。在日方的恫吓之下，他密电北平的何应钦，要其先在前线撤军。于是，中日两军在前线的表现大变，如同演戏一般配合。
1933年5月3日，日军休整和补充完毕，再次入关作战，而中国军队奉命不再像前次那样拼命抵抗，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二军、第五十三军、第六十七军等部节节后撤。至5月23日，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中方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虽然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但并没有进一步的攻势。
5月17日，黄郛到达北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既声称对日本“绝不妥协，亦不求和”，又表示“于互相谅解之程度下，谋一和平解决办法”。
5月22日，汪精卫指示黄郛“除签字、承认伪满洲国割让四省之条目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当晚，黄郛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中佐进行密谈，达成协议，写成停战案概要备忘录，随后迅速得到何应钦的承认，并派专人赴密云，向日军请求进行停战谈判。在此期间，黄郛同蒋介石保持直接联系，共发出四通长电，详细汇报谈判进程。
5月3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塘沽会见，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中将，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31日上午9时30分，停战谈判正式举行。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上午11时前作允诺与否的答复。中方代表熊斌提出《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被冈村弃而不顾。态度强硬的冈村还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熊斌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
这个史称《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长城是中国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国界”，并且划出绥东、察北和冀东为日军自由行动区，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所以协定签字后，南京国民政府不敢公开全文，但仍然被内部不平人士泄露出来，遭到了国内广泛的抨击。
1933年6月上旬，中国军队完全撤到了协定规定的防线之后。日军撤走了第六和第八师团，但将一个旅团留驻密云，一个骑兵团留驻玉田，以“监察中国军队”。为后来发动新的侵华进攻准备了前沿兵力。
面对国内各界的批评，1933年6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自我勉励：“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