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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回家——版纳知青大返城纪实
从乡村到城市的年少时光
无法抹去的青春记忆
当他们从英雄回归平凡
那段刻骨铭心的蹉跎岁月
那条来之不易的返城之路
我们要回家
——1978年版纳知青大返城纪实
四十多年过去，有人置疑，为什么1978年知青大返城，没发生在拥有80多万知青的北大荒?没发生在有10多万上海知青聚居地新疆?却发生在西南边陲的热带雨林、只有5万余知青的云南西双版纳农场?丁惠民何许人?他的初衷是什么?为何火种能在云南各地燃烧，签名、罢工、捐款、组建请愿团进京递交请愿书、这中间还穿插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昆明火车站卧轨、孟定绝食事件。“我们要回家”将每一个场面，每一声呐喊定格在云南知青历史中。最终，中央派出国务院调查组，由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队到云南调查，在取得云南知青现状的第一手真实情况后，赵凡实事求是地请求中央让知青回家，获得中央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副总理的默许，1979年1月21日赵凡召开的上海、北京、四川、云南四省市知青工作会议，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作了知青返城安置十五条讲话，云南知青终于得以大返城，结束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
火种在版纳燃烧
1968年到1978年的10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达1700万人。所有的理想，都在艰难困苦中消失，“我们要回家”的希望，支撑着全部知青在泥泞中挣扎。1978年，在粉碎四人帮后纠正冤、假、错案之际，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经过深思熟虑后，写了给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三封信，表述了知青的恶劣生活环境，及返城的要求。他写道：我们知青回城后可以干最赃最重的活，可以拿最低的工资。只要能回到父母的身边……。信中的内涵，让人泪目。
上海知青丁惠民
上海知青丁惠民，是勤奋学习，有独特思维能力的人，事前精心策划布署了整个行动的计划方案。他把大返城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采取给中央领导人写联名信的方式，诉说知青多年来的不幸遭遇，激发广大知青的生存抗争意识，迅速行动起来。第二阶段：从下至上完成组织结构，5万知青统一行动，令行禁止，造成声势和规模，包括签名捐款罢工等。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赴京请愿。不与地方政府纠缠，直接向中央要求回家。如果赴京请愿无果，他将指挥五5万知青，集体自行回城，在上海和重庆成都、昆明等地进行静坐请愿，依托家庭并动员知青父母兄妹、亲戚好友、社会各界声援支持，走和平请愿返城之路。
1978年12月7日，筹备组召开胶林会议决定：全体代表12月14日集中，12月15日出发。由于知青代表对北上进京请愿出发时间产生争执。因为罢工，云南省委派出工作组已到达景洪，责令不让知青赴京。知青代表内部也出现私自携刀携枪(匕首和自制火药枪者)，而且有一些情绪激动思想偏激的代表，形成一股新的势力。当时省委工作组告知，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已经结束，会议精神将很快传达下来，要求请愿团暂缓赴京。作为总指挥，丁惠民考虑到局势，为避当局耳目，决定暂时按兵不动，推迟赴京请愿。没想到，请愿团内部爆发了严重分裂;甚至有人用匕首顶着他腰部，强逼他率队北上。面对内外交困，在现场;无论是跟随者随远其走，彼此彼刻在会场产生的分歧，激怒吼叫，无声沉寂产生的各种情绪，无论是“看懂”了，还是“意会”了，时间都将把历史的定论，消解物欲横流带来的浮躁。无需评论，无需解说，有人指责，有人说他胆怯，那又怎样?他说：“版纳知青大返城，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只是为了回家”。大返城历时99天，获全胜。他站得高度和思想的深度，又岂能是一般人所能领会?
“我行我素”，使他不按常规出牌。他导演的大返城，从给邓小平的三封信到组织策划，从挑选筹备组负责人刘先国、胡建国，李长寿、邹盛永，黄玉清、刘庭明，等都是坚定派和勇者。让第一批请愿团12月16日，由黄玉清、刘庭明负责先走。第一批请愿团，在通关捐款的钱被盗，39名勇士在昆明火车站乘车被堵被打，孤注一掷绝食卧轨，使全国南来北往的火车停开3天、孟定叶枫、许世辅率211名知青绝食48小时，惊动了中央。中央派出了以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组长调查组，调查解决知青诉求，使大返城按原定轨道行驶。
1978年12月18日，由副总指挥刘先国率队，第二批请愿团，在景洪召开了宣誓仪式，抬着正在发高烧、躺在担架上的总指挥丁惠民出发了。途中，改变了列队抬旗、戴代表证的轰轰烈烈场面，在笼罩神密寂静的气息中低调前行。总指挥丁惠民的人生，从那时侯起，就因策划、因定向、因理想、因逆向步步为营。因无太多的失误、亦无太多怨言……。
知青大返城没有任何样板可借鉴，没有任何任何经验可照抄。他已做好长期、多次反复的准备，因此在制作第一面请愿团大旗时，指挥部就责令：必须在旗帜上标明“首批”两个字，告诉知青代表赴京请愿活动，将是多回合的长期之战。
声东击西杨武分兵
声东击西，是丁惠民的杰作。12月21日，第二批请愿团到达杨武，就地休整。丁惠民考虑人多目标太大，实行了减员。51名知青代表，在墨江劝退违纪人员8名，在杨武的43名代表分成北京、上海、重庆3个组，北京小组28人，承担请愿任务，其它两个组分头赴上海重庆作宣传。丁惠民下令赴京组团员把到普洱在供销社购买的210床四方小棉被、322尺纱布，每人缝制成一套棉衣棉裤。抵挡北方冰天雪地。
1978年12月23日早晨5点出发，从杨武~峨山~读书铺~成都已是24日晚上。至此，云南省政府和省农垦局还在昆明到处寻找丁惠民的踪迹，而请愿团却顺利摆脱了前有堵兵，后有追兵的困局，又一次掌握了主动权。
1978年12月24日晚，第二批请愿团抵达成都。茫茫人海，云南当局派出的便衣，再也没有找到第二批请愿团。为了安全，请愿团任何人都不得与外界联系。被派往昆明施放烟幕弹的人，到昆明发话：“丁惠民率第二批请愿团将马上到达昆明”。
在成都，由于当时政府规定，凡到北京的人员必须持单位证明才能购票，纠察组长李长寿，带几个人分头分批、购买28张成都到高碑店车票。当晚请愿团登上了火车，留下副指挥刘先国和另一代表，接应昆明过来的那两个送话代表。半夜，火车到达德阳站时，丁惠民又突然下令全体下车，在夜色中悄悄住进德阳车站招待所，没有可疑人员尾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住旅馆要单位证明。 请愿团没有单位证明，司务长翟荣志胡编了一个子虚乌有的"201小分队” 要去某军事单位学习，服务员瞌睡朦胧也不多加追问，收了钱就开房。为谨慎起见，请愿团把整个二楼都包下来了。第二天早上开始，除纠察组轮流在楼梯口值班守卫以外，全体人员在宣传组长邹盛永带领下，全部投入刻印传单，抄写大字报、整理内务等工作，为最后冲刺作准备。一切有条不紊。连日来，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碾转乘车十分疲劳。但代表们都知道胜利在望，士气非常高涨。而丁惠民则因为每一个细节的操心劳累。他躺在床上，由一名代表笔录，口述了"告全国人民书"，马上付诸刻印了一大叠传单，几乎用光了储备的纸张。临走前，每个房间都打扫的干干净净，晚上在64次成都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昆明成都过来的代表全部归队，请愿团28人重新汇合。
直达北京交请愿书
火车疾驶，车轮隆隆。距离北京越来越近，看到满车厢南来北往的旅客，丁惠为扩大宣传影响，便下令两人一组，分别到十多个车厢分发传单、在火车停靠站，下站张贴请愿书、宣传西双版纳知青罢工请愿的目的和真相，希望社会各界给予理解支持。很快火车工作人员知道这批不速之客，列车长与乘警一起找到丁惠民。丁惠民亮出知青北上请愿的代表证，列车长态度强硬，收回了早先同意补票、直达北京的承诺。要求请愿团到高碑店站必须下车。
车到北京还有一百公里路，走路太远，又怕耽误时间。丁惠民也态度强硬地告诉对方：乘车补票是国家的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享受。你们无权拒绝补票，请愿是对中央而言，与铁路部门无关，如果强行赶代表们下车，全体代表将立即卧轨…… 随即，他起草了“告64次列车全体旅客书”。各车厢旅客闻讯知青坐火车北上請愿，一致同情支持，纷纷要求列车长给知青代表补票。列车长同情知青同意北京站补票。到了高碑店站也没有人要求下车补票，那时候铁道部硬性要求，所有进出首都的列车必须准点准时，否则会被追责。请愿团又一次顺利脱险。
1978年12月27日早上，第二批请愿终于到了北京。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全体代表下车集合列队，重新佩戴起代表证，举着大旗走出火车站，按预定方案向天安门进发。
宣传组长邹盛永说：“冬天的北京，灰蒙蒙的天空飘着雪花，脚下冰棱吱吱直响，狂风呼呼吹，对初次从温暖的西南边陲来到寒冷的北方的知青代表，寒意刺骨，冷得手指脚趾、鼻尖耳朵都发痛，最后全身都痛麻木了，但代表们没有任何的怨言。”
为了五万版纳知青送请愿书到北京。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因为冷，有的浑身抖擞，但没有谁，发牢骚，凭着意志毅力、互相 勉励顽强坚持着”。
代表们暗自庆幸在杨武停留一天，做了棉衣棉裤，在成都每个人购买配备了棉帽棉手套、和口罩，否则，不用一小时就会冻僵病倒。空旷的天安门广场八面来风，宽阔笔直的东西长安街没有建筑物阻挡，雨雪交加，冷得浑身疼，脸被冻得发紫。全部人感冒，但知青代表全然不顾疲惫不堪和冰天雪地，还在为围观群众演讲……。
北京天安门围观群众重重叠叠。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刘天明接到电话，带车赶到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告知林业部副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已率领国务院调查组赴云南，由他在家主持工作接待知青代表。农垦总局领导看知青代表全部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派有关部门给请愿团送来了旧的棉衣棉鞋。
漫漫长夜已经过去，前面就是曙光，新的一天开始了，尽管不容盲目乐观，但代表团得知中央已经要接见知青了。向中央诉说知青苦难、要求回城，是请愿团的使命和存留在知青代表心中唯一希望。
在农林部招待所，国家农垦总局与知青代表，友好地洽谈交流。各抒己见，求大同存小异，气氛非常融洽，围绕罢工问题，双方也顺利地达成共识：农垦总局承认请愿团的合法身份和地位，复工后之后全体版纳罢工请愿知青的工资照发。总指挥丁惠民同时承诺：立即下达版纳知青复工令，共同营造良好气氛，最终顺利解决知青问题。国家对知青的诉求派中央调查组调查解决，对卧轨罢工、绝食事件表示宽容。中央说：相信知青们是听中央话的，是维护安定团结的，复工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1979年 1 月4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代表中央接见知青请愿团代表。会谈中仍然各抒己见，王震说：你们的请愿书，我已交给华国锋主席，知青的困难问题中央会解决。当天晚上请愿团回到农林部招待所后，总指挥丁惠民决定1月5日离京回版纳，因为递交知青请愿书给周恩来总理献花等四项任务都已完成。1979年1月18日，丁惠民率请愿团返回西双版纳。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省委书记安平生发表了十五条关于大返城安置知青的讲话。1979年1月23日，在确认安平生十五条讲话，同意知青返城内容后，总指挥丁惠民、副总指挥胡建国、刘先国三人联名向王震副总理发了自我检讨的电报登在1979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消息传到版纳，有的激进派说丁惠民是“叛徒” ，坚决不复工 。当得知中央已同意返城，他们渐渐读懂了大智大勇的总指挥丁惠民的“复工”、“检查”的良苦用心。版纳知青大返城，在共和国历史上，存留了“不能回家宁可死”、以命呐喊呼叫的请愿活动。1979年2月，经中央同意，五万知青终于蜂涌踏上了胜利返城之路。
请愿团从版纳走到北京，又从北京返回版纳，冒着霜雪带着希望，带着知青们的重托，带着一路风尘和疲惫不堪，避开了后有追兵前有堵兵，不负版纳五万知青使命，向中央递交了云南版纳知青返城请愿书。为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副总理制定政策，促进知青大返城，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全国知青史上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页。
坚定不移做自己
大返城四十三年过去， 今年秋天，在重庆嘉陵江边记者见到这位身材修长，五官端庄，思想敏捷、但背影微驼了的云南知青大返城总指挥。岁月沧桑，知青领袖的冠环早已淡去。这位68岁的上海知青，仍是目光深邃，胸怀抱负：话语中仍能感受到他浓浓的知青情结。大返城的脚步声早已久去，生活仍在继续。1979年他顶职到湖北仪表厂，当了六年的油漆工，85年调到重庆与妻女团聚，在搪瓷厂做烧瓷工，高温作业，汗流满面。工厂改制下岗，一直到退休。
坚韧不拔的毅力，关注知青群体 ，是丁惠民的精神指向。他从来忍受不了束缚，坚定不移做自己。2018年他拟在西双版纳建知青康养基地，因融资未到位，几年来都在东奔西跑筹措资金。2020年他行程3000多公里，历时近30天走访景洪、普洱、临沧等地区九个农场，摸索知青农场共同致富路子。可惜，遇上了疫情，计划又一次搁浅。
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摸索前行中。在困难面前，他乐观坚定，自由不羁的寻找新的出发点，就是起源于他25岁大返城那年的自信。
当过知青，为知青请命，专注知青的命运，是丁惠民一生的追求。作为知青大返城的领袖人物，他创办过重庆知青网，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知青文化旅游节。为上海知青提前退休、北京、上海知青争权益四处奔走。在西双版纳与祥诺公司共同举办知青健康养老基地。2021年3月，组织云南知青五十周年返版纳纪念活动。他还准备建一座大返城纪念碑，拍一部大返城电视剧。虽然仅是策划，但一切计划都均在实施中。我行我素的叙事表达，超前的见识和胆略，他勾画的把大返城搬上电视剧，在西双版纳市建一座大返城雕塑，把知青精神存留历史的宏图，正在实施中……。
杨培慧 ，63岁，党员，云南大学新闻系毕业 。供职：昆明市建委记者站站长、现任《云南经济日报》记者 ，从事新闻工作35年，著《城市之光》《高原彩虹》《丹心铸丰碑》三本报告文学。本人宣言：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云南知青大返城
第1集 我要回家
云南知青大返城
第2集 争取回家
云南知青大返城
第3集 终于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