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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
这是血写的历史，不是小说，殃及了不少人的命运，有的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事情发生在八十多年前，但整个事件，一直延续到刘海粟的寿终正寝。
—九0九年刘海粟从常州逃婚到上海，经人介绍进了周湘创办的布景画傅习所，学生有四十多人，绝大多数是住读生，刘海粟因家在常州，自然是住读生了。那时校长和教师仅周湘一人，学制两年，刘海粟学了十一个月就被除名了。
事情正如八十年代末刘在大陆《人物》杂志发表的题为《老梅香馥自年年——我的爱情生活》一文中所说的：“当时在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读书，我巳认识了不少名家画家和上海名士，文化界、美术界一些朋友对我印象都很好。”（引自该刊四十六至四十七页）几乎与此同时，刘海粟在他所写的纪念徐志摩、陆小曼的文章中也无意透露了当时他在读书时，吃遍了上海的名店酒楼等风流韵事。
刘海粟生活不检被除名
周湘虽在海外漂泊了十年，但回国办学的宗旨依然着眼在“救国”二字上，而不同的只是从过去用政治的形式转移到今天用教育的形式罢了。周湘的此种教育思想，自然与刘海粟当时那种花花公子式、富家子弟般的读书方式格格不入。
他早就觉察刘的行为不轨，几度想把刘“革出教门”，怎碍于介绍人的情面。
此外，大凡教育救国，都必然求才若渴，看到刘年轻有为且有很好的绘画天赋，因此他一面单独地严厉批评他经常迟到、早退、旷课，甚至彻夜不归的不良行为，一面经常在课堂上表扬他的作品，藉此教育刘改正缺点，也同时勉励学生们像刘那样出成绩，在绘画的技巧上出灵感，希望他们思路开阔，画路宽广。周就是这样一个在教育上有较丰富经验的正统知识分子。
美术馆乱学一气
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批三千多万元兴建刘海粟美术馆，捐画三百多幅唐末元明皆假，清以来百分之九十是假。
但令人痛心的是刘所采取的办法是韬讳之计，他把老师苦口婆心的批评转为仇恨，表面上说要认真改过，暗地里却记恨在心。
不仅这样，在生活上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结识“名画家”、“名士”、“文化、美术界”的朋友，一直发展到外逛堂子（妓院），在校内调戏周湘家宅内的一名丫头。正好被周湘亲眼撞见，这时周湘才不得不下令把介绍人找来，由他把刘带回。
据查刘在上海只呆bu了两三个月就回老家常州了。目前存于国内外的各种史记杂志都记载着刘在布景画传习所只读了半年，此种说法都出自于刘海粟本人之口。但有一点刘海粟在历史面前无法说谎，在历史的时间排列表里，更无法自圆其说，那就是刘在一九〇九年从常州到上海读书，一九一一年才从上海回常州的教书。
从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八年整整十年，周湘在上海相继创办了四所美术学校，即布景画传习所、中西图画函授学堂、上海油画院、中华美大学。恰巧就在此时，一九一二年以刘海粟为首的一些人，其中有汪亚尘、丁悚、张聿光（此几人都是周的学生）等也开始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即上海美专）。刘海粟对周湘实施的第一次大杀伐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悄悄地、不动声息地拉开了序幕。
勾结官府流氓大打出手
周湘的办学，在前面说过有些政治目的，这个政治也就是康、粱的“君主立宪”制度，他信奉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他的一切政治主张，他不像杨度那样，后半生改弦更张，他是至死都不悔。
其实这种政治主张，在孙中山先生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早已成为一种鸟托邦式的泡影了，这些人在政治上是极其孤立的。周湘的迂腐，就在于他未认识到搞学术也必须有政治作后盾。而刘海粟又恰精于此道。这里有文为证。在他八十年代末写的《我的爱情生活》一文中已明确写道：“当时在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读书巳认识不少名士，文化界朋友……”何况到一九一二年又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他在“十里洋场”这块各种政治势力盘根错节的土地上完全可以说是运作自如、非常兜得转的。
刘海粟为了击败周湘，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买通文化税务稽查部门的某些要人，采取所谓“法治”的形式，说周湘办的学堂没有注册，未经教育部门的批准，蔑视当局私自办学，是违法行为。
殊不知，刘海粟就是从这个所谓没有注册的不规范的学堂里出来的。这第一招已经使周湘感到大有来头、力不从心，好不容易找了一些文化界朋友帮忙，送礼、陪罪之后才算勉强搪塞过去。后来教育界的名人也出来打圆场，说周办校，在教育局还是注了册的。
周湘魂魄未定，刘海粟又接着使出第二招，怂恿税务稽查部门的官老爷找上学校，强行封门，说周湘办学偷税漏税。天晓得，在当时，哪个学校是交税的，不管是陈嘉庚还是武训，这种吃粉笔灰的清水衙门，赔钱还来不及！此时，正常的教学已无法进行，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和税务衙门的一帮人在校园守着，他们翻箱倒柜。
周湘与夫人孙静安则整天奔波于上海官场的上层，为办学叩头作揖。幸好孙静安与上海上层衙门的一些官太太有些交往，好不容易打通了关节，终于使被封的学校超封而重新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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