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听刘达谈往事
五十年前的访谈
谢文梁（6566）
1966年11月，我们656的几位同学步行去延安串联，于12月上旬回到北京科大校园。当时，学校里空空荡荡，学生大多去了外地，完全没有了文革初期那番热闹劲。不过，那时学校里还没有形成两派（形成两派是 1967 年所谓“一月革命”以后的事），所有师生之间，可以自由地讨论对学校领导的评价以及从全国各地带回来的新旧消息等等。我与班上的徐明贵讨论学校形势，认为学校党委书记刘达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从种种迹象看，刘达跟北京市委刘仁关系确实不错，尤其是到顺义搞“四清”，刘仁任团长，刘达任副团长，关系亲密。我们觉得，刘达要是跟“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挂上钩，问题就严重了。终于有一次，我们突发奇想，要当面去找刘达谈谈。
那时的刘达，虽然属于被审查对象，但实际上处于无人管的状态。我跟徐明贵两人，跟刘达进行了两三天的竟日长谈，听刘达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以及他参加革命的经历，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往事。因为时间隔久了，这些往事已经难以详细叙述，但主要的梗概，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刘达原名刘成栋，生于1911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地区肇源县人，是一个地主家庭的独子。“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陆续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刘成栋作为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决定逃入关内，到北平读书。到北平以后，他首先进入张学良创办的一个专收东北流亡学生的中学，随后又考入辅仁大学。面临日寇向华北步步进逼，学生中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他成为中共外围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在“一二·九” 运动中，刘成栋是辅仁大学学生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一二·九”以后，即被学校当局开除。
此后，刘成栋成为中共党员，并经组织安排，准备参加 “民先队”（抗日民族先锋队）南下宣传抗日。在筹备南下期间，他接到党组织通知，改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跋涉，他终于进入了延安。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他改名刘达，跟后来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成为同班同学，其中，柯庆施既是同学又是老师，因为柯还兼讲一门课程。从党校毕业后，刘达被分配去抗日前线晋察冀一分区任地委组织部长。晋察冀一分区地委书记是王国权，司令员是杨成武，初始辖地为北平西南面的易县、涞源、涿县一带，活跃在该地区的野战部队是王震所部359旅。当时，地方工作除了打游击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筹募军饷、扩军等。为了粉碎日寇对我根据地的扫荡，王国权、刘达率领一分区地方武装，全力以赴配合杨成武、王震同志领导的主力部队，粉碎了日寇向我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就发生在一分区，中国军人第一次击毙日军中将（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黄土岭战斗也发生在一分区。由于一分区工作出色，地域面积迅速扩大，后划分为两个分区，刘达任新成立的五分区（主要活动范围是雁北地区）地委书记。五分区工作同样出色，刘达提拔的属下山西繁峙县县委书记马天水，文革中是上海市主管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年斗争考验中，刘达成为王震同志一辈子最信任的知识分子朋友。解放后，王震任农垦部长期间出国考察，就提议刘达以副团长身份同行。王国权也是刘达的朋友，曾接替王炳南任驻波兰大使和中美华沙会谈首席代表。1965年初，王国权从华沙回国时向刘达透露：“刘少奇过去被认为是一贯正确的，但最近听说他搞的四清运动十条（指‘前十条’）受到毛主席批评了。”
抗战胜利前夕，刘达改任晋察冀城工部长。中国的行政关系，讲究条条和块块，从条条关系来说，中央城工部长康生是他的上级，而北平市地下工作负责人刘仁是他的同级。当然，那只是短暂的工作关系，因为1945年秋，苏联出兵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国共两党争相派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中央从全国各地（包括延安、晋察冀、山东等地）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强大的阵容，前往东北开辟工作。刘达作为东北人，自然是开展东北地方工作的合适人选。
刘达到了东北，为了工作方便，恢复了用刘成栋名字。当时，陈云同志任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北满工作打开局面后并入东北局），刘成栋任陈云同志的秘书。北满分局的工作任务，就是解放哈尔滨，从日伪残余手中，接管哈尔滨市政权，并逐步扩大政权范围，组织力量，支援前线，使哈尔滨和北满地区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的可靠后方基地。经过陈云为首的一批军队和地方干部的艰苦努力，哈尔滨成为当时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第一个省会级城市。1946年年中，钟子云任哈尔滨市市委书记，刘达任市长。钟子云与刘达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建立了终生的战友情谊。
1948 年，因为反对高岗关于城市工作的一些极左意见（高岗要组织农民进城，对城市工商业者“挖浮财”，遭到刘达和钟子云一致反对），刘达和钟子云被双双免去职务降为副职。随后，刘达改行搞教育工作，去创办东北农学院。从此，刘达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贡献了他整个的下半生。后来，东北农学院分成东北农学院和东北林学院两个大学。1955年，刘达被任命为林业部副部长，依旧兼任东北农学院和东北林学院两个学院的院长。
刘达还跟我们说过他 1959 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1962年被平反的情况，讲了他被整过程中的许多事情。例如，在一次会议上（当时刘达仍是省委常委），他以火柴为例，批评轻工业生产抓得不得力，没有能满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需求，说“我们黑龙江不缺做火柴的木材”（大意）。结果，此言论被作为反对“大跃进”的右倾言论受到批判。又例如，在讲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过程时说到，某日，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打电话给他，说康生要到林学院视察，要求林学院组织一万张大字报，贴满整个学院。第二天，欧阳钦陪着康生来了，刘达对康生说：“昨天欧阳书记要我准备一万张大字报，迎接你的视察。我不想造假，所以一张也没有”。康生忙说：“不要造假，不要造假，我要看真实的情况”。弄得欧阳钦下不来台……
根据刘达的建议和指点，我还曾经在 1966 年 12 月和1967年1月，先后拜访过王震同志和钟子云同志。
拜访王震，我是和同班徐明贵同学一起去的。记得，那天在西单西面一个胡同内，贴着一幅特大标语，每个字有一人多高，上书“王震家奴撕毁革命群众大标语罪该万死”。
显然，这是农垦部造反派贴到王震家门口的。到了王震的家中，当我们问及刘达与彭真关系时，王震做出有点生气的样子说：“你们革命小将的造反精神很好，但不能把不是黑帮的人打成黑帮。”王震对刘达有极高的评价，说“彭真把北京市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就是要插一根针进来，要泼一点水进来，所以我把刘达搞到北京来了。”
再说拜访钟子云。钟子云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煤炭部和纺织部合用北京饭店对面的一栋大楼。我去拜访那天，他正在挨批斗。煤炭部的造反派听说我是科大学生，倒也客气，让我等候。批斗会到下午一点左右才散场。钟子云被斗完后，听说是刘达要我去找他的，也不顾被斗后的一身疲态，饿着肚子同我谈了近半个小时。钟子云说，现在全国有很多煤矿因为群众搞运动而停产了，总理几次电话找他，要他设法恢复煤炭工业的正常生产，他必须马上去工作了。他又说，我要了解的当年东北的情况，其艰苦和复杂程度，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因此，钟子云只简要地对我说，刘达政策水平高，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我从钟子云的谈话中，深深体会到当时国民经济形势的严峻。他的话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至今难忘。
此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由于我参加“东方红公社”资料组的工作，所以，同刘达仍有频密的接触和交谈，并成为铁杆的“保刘达”分子。而在科大形成两派，并且两派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激烈以后，我就不再活跃于文革运动。但我对刘达的关注、惦念和支持，一直没有改变。
同刘达的交往和交谈，转眼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刘达的音容笑貌，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如今，在母校建校60周年的前夕，我决定把刘达的谈话，尽量回忆和写出来，作为对刘达书记永久的怀念。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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