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批准地方债发行试点让人百感交集
2011年10月23日
何必
伴随着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略。）
这件事太令人翘首以待了吧。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中国所谓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崔之元曾经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原本，这些文字应该是在大前天、也就是10月21日出来的，因为20日，国务院批准了上海、浙江、广东和深圳四个省市进行自行发行地方债试点，按理说，从事情的时效性上看，应该是在次日就此胡说八道评头论足的。可是，20日另外一个大事，冲了如此内容，那就是全世界头版头条上报道的卡扎菲被击毙的消息。为此，不得不为了老卡让路，让有关地方债的说三道四往后拖，而既然已经不是第一时间了，那索性就再为例行的本周经济让路，延宕到了今天。
国务院批准这四个王八蛋发行地方债，当然是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啦。虽然说比不过卡扎菲之死，但对中国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
洋鬼子在报道如此消息时，第一句话是什么？“老朱会很不高兴”！什么意思？朱镕基会对温家宝乃至胡锦涛以及中南海那帮子王八蛋此举非常恼火。
这是众所周知的吧。
俺坚定不移地认为，改革以来，中国领导人之中，朱镕基是最坏的。这当然是从动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看的。在朱镕基任上，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申办了奥运会，中国国有企业6000万工人下岗，中国的新三座大山让人不堪重负，中国的养老制度也土崩瓦解，中国的乡镇企业凋零败落，中国的市场化（实际上是伪市场化）进程如火如荼，中国的道德虚无主义甚嚣尘上……
而这个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所谓财政分灶吃饭，区分国税和地税。
这个动作，是朱镕基听取了中国所谓的新左派的活跃分子、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的政策建议而进行的政策设计和政策供给。
王绍光经年累月呼吁加大中央汲取财政的能力，主张提高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加大中央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一目了然的是，王绍光如此思路，与中国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邓小平开启改革以来，中国就在朝着市场化方向阔步前进，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沿着自由化的道路一往无前。从小岗村18个农民按下血印进行联产承包之后，中国曾经有着以乡镇企业为经济主体的时代。六四之后，万马齐喑，萎靡不振，我党保守派一股独大，有着向毛泽东时代回归的危险，为此，邓小平才有了1992年的南巡，开启了所谓第二次改革。而这第二次改革的特性，就是只涉及经济体制，而与政治体制没有一星半点儿的关系。朱镕基上任后，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大刀阔斧，开启了以国有企业改制为标志的市场化进程。朱镕基的经济学家身份，为其提供了改革的理论支撑。由此，中国也一直保持着经济学家占据决策话语权地位的时代，到现在依然如故。（俺曾经就人们津津乐道的什么中国思想界轮流坐庄——1980年代是人为系占据话语权，1990年代是财经系，到了新世纪，应该是宪政系取而代之的说辞嬉笑怒骂过吧，现如今的状况如何？宪政系连个毛都没有吧。经济学家把持中国决策话语权连续二十多年的状况，让中国生不如死的惨不忍睹状况愈演愈烈吧。美国三妹曾经发来文字，标题就是中国被经济学家误导。其实，中国的这种经济学家主掌国家事务的局面，才是导致中国必将死翘翘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个话题另当别论，于此不赘。）而按照朱镕基时代非常流行的奥地利—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弗里德曼当然是主张彻底的市场化的，这种市场化，以英美的小政府大社会为归依，政府应该越小越好，并且政府的作用和影响也应该被限制到尽可能低。所以，如果按照这种经济学路线，朱镕基应该是降低中央财政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活跃国民经济，这才是正本清源的路数吧。因此，王绍光主张增加中央财政的能力，与朱镕基市场化路线完全是大相径庭的不？
但是，朱镕基却采纳了王绍光的政策建议。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当代右派的领导人，却采用了左派的路线。
这种景象，是不是非常耐人寻味？
要不然俺说，中国哪儿有什么左派右派之分啊，整个就是一个属狗的，钱只许进不许出。我党才不会理睬什么普世价值或者中国特色呢，这要看什么场合什么需要了，揽权卸责一以贯之，揽权时号称中国特色，卸责时则强调与国际接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如此招数玩儿得滚瓜烂熟轻车熟路。剥夺国民权利时说是中国模式，取消社会保障时则说是普世价值。他奶奶的，这就是我党的王八蛋路数吧。
朱镕基非但没有按照自由派的路数限制中央的权力，反而扩大了中央委府的财政能力。这哪儿是什么市场化啊，整个就是一个强取豪夺吧。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人们称之为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这种王八蛋行径不？钱都被中央财政拿走了，可事都得地方当局去干。揽权卸责到了如此地步，也就是朱镕基干得出来吧。
如此，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状况愈演愈烈。如此，既然朱镕基干得出来，那么地方当然也可以照方抓药如法炮制。全国各地也都在进行了从上到下的揽权卸责，省级财政压迫地市级，地市级压迫县级，县级压迫乡级，乡级则把压力转移给村级。到头来，村镇经济死去活来，七站八所麻烦不断，所谓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事务都得有基层去完成，不管是计划生育，还是维护治安，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政治正确，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婆婆妈妈柴米油盐酱醋茶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但却没有财政支撑。而朱镕基的住房分配制度改革，让地方委府终于发现了一个增加收入中饱私囊的捷径，那就是土地财政。因此，各地争先恐后卖地的行径五花八门，也造成了强制性拆迁出现自焚的比比皆是。
这种状况，从正面看，加强了集权，中南海对于全国各地的控制在经济上还是比较稳固的。
人们在讨论什么是中国模式时，有好事者说中国模式的本质就是政治集权和经济自由。此言差矣，实际上，朱镕基采取的财政分灶吃饭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策略，就是经济集权的突出表现。易言之，中国根本没有什么经济自由。即或是被人们称之为“经济沙皇”在市场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的朱镕基，也是在听从王绍光等左派有关加强经济集权政策建议并付诸实施方面很是让人叹为观止吧。俺一向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纯粹的经济，与其他所有领域一样，悉数都被政治化了。
朱镕基最坏，是因为他既有念想，也有能力。
这不是说胡锦涛温家宝不坏，只不过胡温的能力比朱镕基来实在不值一提。也就是说，胡锦涛温家宝心眼儿坏，但却没有朱镕基那么大的本事把坏事进行兑现。
所以，胡温任上，只能继续着朱镕基的路数。
但是，胡锦涛是个不折不扣的左撇子，宁左勿右，对朱镕基路线的修正，表现为国进民退，加大国有企业的比重，扩大国有化（实质上只不过是官有化），抱残守缺，胸无点墨，没有任何政治理想信念抱负和追求，坐享其成，试图用消耗改革红利来混吃等死。
如此状况，才有了中国基层危如累卵土崩瓦解的状况。县域经济的破产，只不过是乡村经济灰飞烟灭的必然结果。
胡温在经济上的无能，导致了各式各样荒诞不经的经济政策连续不断。特别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中南海为了刺激经济，不惜开动印钞机，大量印制钞票，中央财政为经济注入了四万亿的流动性，再加上地方委府的配套，总是树木超过了二十万亿。这个数目，相当于当年GDP的三分之二还要多。而如此大规模的印制钞票，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现如今的通货膨胀。
这时候，财政分灶吃饭的状况纹丝不动。地方委府破产早就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各式各样的账户空转，形成了中国断子绝孙的财政状况。胡温们丧心病狂地坐吃山空寅吃卯粮，透支了太多资源和人伦。俺经年累月说人民的币应该贬值，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县乡级财政早已破产。
由是，通货膨胀高企，实体经济危在旦夕。人民的币大幅度升值而且愈演愈烈，导致中小企业大规模破产倒闭，失业率居高不下，全国各地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按照孙立平的统计，去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是2005年的三倍还要多。全中国就像一个火药桶，一触即发。
今年的经济状况更是令人悲观。国际上的状况自不待言。国内地方负债节节攀升。中国号称负债率并没有什么可怕，只不过是占GDP17%的低水平，比起美国的93%和日本的210%来，太小巫见大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真实的状况如何？连胡锦涛温家宝都无法弄清楚中国真实的负债率究竟几何。
按照洋鬼子的测算，中国真实的负债率已经高达70%甚至75%，这与美国的负债率已经不相上下。
现如今人们总是来不来就提及日本在广场协议后经济“失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可有一点却被人们只字不提的是，日本首相走马灯似的更换，却不会影响日本社会的运转，日本多党制的体制，使得日本可以频繁更迭国家领导人而不至于让日本完蛋。但中国可能么？如果中国也像日本那样平均每年都更换领导人，中国会是什么样？
如果中国的负债率真的到达了如此高度，是不是千钧一发？
洋鬼子的统计，还没有加上各地银行大量的表外贷款，以及造成现如今温州大量老板由于高利贷无法偿还而跑路开溜的所谓“影子银行”的存在。
实际上，中国的四分五裂，从财政上早就木已成舟。
而此时，胡温们悍然出手，允许沿海那几个省市尝试自行发行地方债，看上去好像是为地方经济松绑，可实际上却是分裂中国的一个王八蛋举措。
众所周知，地方保护主义早就妇孺皆知。中国省际之间的贸易成本比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本还要高。中国省际之间以邻为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愈演愈烈吧。
而允许地方委府发债，让朱镕基的加大中央财政能力的努力彻底付之东流，并且赋予了地方的财政权力。
表面上看，这是缓解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善举，可实际上，如果看到现如今中国本身早就分崩离析的状况，在朱镕基时代就已经“政令不出中南海”而让老朱只能通过财权上收来强制性维系奄奄一息的中国统一，到了胡温任上连这个底线也被突破了。
胡温们选择上海、浙江、广东和深圳作为地方发行债务的试点，这本身也是个耐人寻味的事情吧。表面上看，这都是地方经济非常发达的区域，并且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但是，说到底，不过是十八大争权夺利最为惨烈的上海帮和团派的大本营。江泽民习近平势力的上海浙江，与汪洋盘踞的广东，人人有份儿一个都不能少。而浙江能够恭列其中，当然与习近平惨淡经营多年的地盘以及温州高利贷风波密不可分。
哈佛费正清是如何盖棺定论中国的政权更迭的？五个要素之中，最争论不休的就是现如今中国的财政是不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胡锦涛和温家宝用批准这四个地方发行地方债的举措，无异于在通告全世界，中国委府的财政已经破产。
胡温们当然心知肚明，允许地方发债实际上就是丧权辱国的一个步骤，但胡温们为了混到明年平安着陆，不惜为继任者的习近平李克强挖坑埋雷设置陷阱，宁可让中国四分五裂，也不得有任何威胁胡温的因素存在。
如此中国，还好得了么？不得好死吧。
嘎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