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2.22—1959.5.24)1953-1959年间的美国国务卿。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在朝鲜半岛上视察三八线时留下的眺望照片相当有名，就此有说法称他是“不祥之之鸟”“走到哪里就会发生战争和动乱”。他有一个绰号——雷管。其弟弟艾伦·杜勒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1950年6月1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三八线策划侵朝战争。图中左起：杜勒斯、韩国李承晚政府国防部长申性模、美国军事顾问团准将罗勃特、韩国李承晚政府陆军参谋长丁一权。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朝鲜三八线策划侵朝战争
当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次向无产阶级进行猖狂进攻的时候，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沾沾自喜，他们兴高采烈地翻开了过去的白皮书，以为实现白皮书的理想似乎有了指望了。
八年以前，在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卖国统治的革命斗争在大陆上胜局已定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曾经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这个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的白皮书，当时曾经教育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们——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
因为，美国的“白皮书”公开承认，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之流，曾经企图用在中国民主阵营内部组织反共派别的手段，使得摇摇欲坠的蒋介石反动政权“能恢复把握住知识分子和群众”。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
艾奇逊当时曾经这样写道：“我们继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指中国的人民政权)。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发展，这些发展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
美国的“白皮书”当时擦亮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眼睛。绝大多数爱国的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走上了同人民共命运的道路。经过中国社会八年来的惊天动地的变化，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人，已经坚定地拥护社会主义，有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大习惯。他们还需要时间和努力，来调整他们个人同社会集体之间的关系。这原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奇。
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里面，也有这么一小批人。他们口头上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却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抱着敌视的态度。他们对于美国具有强烈的好感和幻想，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不胜依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愈是往前发展，他们就像坐错了车子的乘客一样愈是急于想跳车走回头去。这一小批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也就是艾奇逊所指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们是艾奇逊在中国的潜在的同盟者。他们像艾奇逊一样，把自己的野心寄托在那些资产阶级思想的孽根未净的知识分子身上。
八年过去了。杜勒斯替换了艾奇逊。可是美国利用中国知识分子右派颠复中国革命的阴谋没有实现。八年过去了。中国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右派夺取政治领导权的打算没有实现。中国的右派分子在人民的压力下面憋了八年的气，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使他们觉得出头的日子来了。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攻击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组织，拉拢知识分子，企图实现他们的野心。中国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这种猖狂进攻，立即引起了太平洋彼岸的喝采声。
美国新闻处对中国的右派分子的荒谬言论，极为重视。它转播了葛佩琦、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龙云等人所说的话，称赞他们的“倔强”。“纽约时报”还把龙云的挑拨中苏关系的话说作是“很有用的”、“一件好事”。杜勒斯在六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极端敌视中国人民的演说中，特地引用了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所说的咒骂中国共产党的话，并且把它夸奖为“勇敢的话”。杜勒斯并且据以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民不喜欢共产主义。
杜勒斯心目中的“中国人民”，无非就是艾奇逊心目中的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因为杜勒斯接着就说：“中国人民首先是个人主义者”。杜勒斯因为发现了“民主个人主义者”在中国还没有绝迹而感到高兴，并且因此而“有信心地”假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
杜勒斯还提出了同艾奇逊在八年以前提出的一模一样的主张。不过这一次不仅是为了给美国的侵略分子打气，也是为了给遭到人民反击的中国的右派分子打气。杜勒斯是这样说的：“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
当然，杜勒斯只是在依着艾奇逊早经破灭的旧梦。在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上，美国已经成了一条动弹不得的涸辙之鲋。而中国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也已经成为被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浪潮冲上岸来的涸辙之鲋。杜勒斯这条涸辙之鲋，现在对中国右派分子这条涸辙之鲋濡之以沫，可是泡沫毕竟只是泡沫。他们要想凭着这点泡沫跳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大海，把海水搞混，那只能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梦。
杜勒斯的确把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看作是自己的心腹，并且向他们交代了任务，要他们配合美国，里应外合，来推翻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美国的殖民统治。中国人民应该感谢杜勒斯，你看，杜勒斯又在给中国人民上了一堂值得深思的政治课。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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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斯特·达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年2月25日—1959年5月24日），美国共和党政治人物、第52任美国国务卿（1953年－1959年）。冷战早期重要人物，主张强硬态度对抗苏联与中国共产党。
生平
投入政坛
杜勒斯早年曾任律师，自1944年起成为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1945年，他作为顾问参加旧金山会议。他在1946年、1947年和1950年作为美国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大会。1949年7月7日至同年11月8日，达勒斯短暂出任联邦参议员（代表纽约州）。1950年6月17日，他以杜鲁门的外交顾问身份在韩国一侧视察了三八线。
国务卿生涯
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成为总统之后，选择达勒斯作为时任国务卿。在美国国务卿任内，达勒斯是强硬的反共主义者。当时，麦卡锡主义笼罩美国，曾任联合果品公司纽约法律事务所股东、时任国务卿达勒斯及其曾任联合果品公司股东的弟弟、时任中情局局长艾伦·达勒斯为对抗阿本斯宣布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瓜地马拉大片限制荒废土地收归国有的政策，乃于1954年策动阿马斯从洪都拉斯入侵危地马拉。这件事使他成了控制各个香蕉共和国的名人之一。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即是为纪念他而命名。
1953年，达勒斯出访埃及[1]，当时埃及刚成为共和国。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他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握手；同年12月3日，在华府代表美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杜勒斯访问台湾[2]和巴黎[3]；1958年，访问摩洛哥[4]；同年10月6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父亲于上周曾往南部主持军校毕业礼返台北后为杜勒斯发表对我不利之言论而益为烦忙”[5]。
1959年4月，因病提前辞去国务卿一职，同年5月去世。
美国推回Rollback政策
在政治学里指的是以强硬手段达成一个国家的主要政策改变，通常是达成政权更替
推回（Rollback）在政治学里指的是以强硬手段达成一个国家的主要政策改变，通常是达成政权更替。与推回不同的是强调防止其他国家影响力扩张的围堵政策，以及强调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缓和政策。在国际关系上，推回最知名的现实世界例子是在冷战中美国对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在冷战前期，美国曾两次尝试使用推回策略—在1950年的韩战和1961年的古巴，两次都以失败告终，而在1953年的东德六一七事件和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美国决策者也曾考虑进行推回，但最后因为担忧苏联干预而引发世界大战因而作罢[1]。
到了1980年代，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受到传统基金会等保守派智库的影响，开始广泛的推回作为对抗他所称的“邪恶帝国”（苏联）的主要策略，并且在1980年代初期将冷战白热化，直到1985年改革派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巴契夫上台为止。1983年美国入侵格瑞那达将马克思主义政变形成的政权推翻，成为推回策略最著名的例子[2]。尽管历史学家对其决定性仍抱持著不同的意见，一般都认为里根在1980年代初采取的强硬派策略和对苏联的各种攻势大幅加快了苏联体制的崩坏，并且迫使苏联共产党高层在经历两任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任期后，选择年轻的改革派来领导苏联，而非延续勃列日涅夫的路线[3]。
在冷战之后，北约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也采用了推回的策略来推翻塔利班政权[4]。在历史上，美国决策者曾利用推回策略来打击敌对势力影响力的冲突包括了南北内战（1861-65）、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击败德意志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击败义大利、1945年纳粹德国、1945年日本）、1953年伊朗政变（推翻穆罕默德·摩萨台）、巴拿马（1989）、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海珊）。在2014年9月，伊斯兰国斩首两名美国女记者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将组织一个庞大的联盟反击这种恐怖威胁。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我们将通过全面和持续的反恐战略，削弱并最终消灭ISIL。”[5]。2020年7月23日，在中国政府以港版国安法镇压反送中运动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说，宣布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的一个新的民主联盟，以改变共产中国[6]。
冷战中的推回
早期[编辑]
在美国的战略术语上，推回指的是对一个国家的军力进行彻底的消灭并且占领其领土，例如南北内战中对南方的美利坚邦联的入侵，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和日本的作战[8][9]。
美国的保守派作家詹姆士·伯纳姆（James Burnham）首先提出推回的概念，并且主张用推回来对抗苏联，这个概念也获得当时一些人的支持[10]，杜鲁门政府在韩战中便试著以推回策略来打击朝鲜对韩国的侵略。当时争论的话题之一在于是否应该以推回策略来对抗苏联于1953-56年之间于东欧巩固铁幕的种种举动，最后美国决策者没有采用此策略[11] 。
而美国政府用以取代推回政策的，则是以各种心理战手段来打击共产主义和共产政权的正当性，并且对反共的游击队和异议人士提供部分支援。这种心理战早在1945年的东欧便开始被运用，包括了试图向苏联非法并吞的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下的反共游击战士提供武器。类似的行动也在1949年于阿尔巴尼亚进行，但因为潜伏英国的苏联间谍金·费尔比暗中提供苏联情报而导致整个行动的失败，并且使得美国的特务遭逮捕和处决[12]。但此种方式并没有被放弃，它在后来的苏军入侵阿富汗时美国在当地扶持抵抗势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3]
韩战[编辑]
在韩战中，美国和联合国正式的替推回的策略背书，要以多国部队击退朝鲜对南韩的入侵，并且考虑一并推翻整个朝鲜统治[14]。然而尽管一开始战事顺遂，美军穿越38度线后攻入北韩的举动却引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预，使得毛泽东派遣大军进入朝鲜与联合国军交战。率领多国部队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坚持运用推回击退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然而杜鲁门没有采用此方案，美国并且在后来与中国和朝鲜谈判达成停火，在那之后美国的决策者便抛弃了推回，改以围堵政策作为应付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大战略[15]。在战争期间美国只在1950-1951年早期使用了推回战略。[16]
中国[编辑]
在1950年11月，美国政府构思出了相当具野心的“白纸行动”（Operation Paper），计画支援遗留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也就是由李弥将军率领的国军第93师，入侵当时由共产党占据的云南南部，作为日后台北的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的试验。然而李弥派遣进云南的部队都很快地遭到击退，在1952年8月最后一次攻势失败后，美国便减少了对此计画的支援[17][18]。
艾森豪和杜勒斯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冷战初期在美国国内提倡推回政策十分积极的政治家之一，他亦是美国共和党内鹰派的代表人物。
共和党的政治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推回策略的大力支持者，他在1949年说：
| “ | 我们要明确的向数千万水深火热下的东欧和亚洲人民表达一个讯息，那就是我们不会接受当前苏联共产主义加诸在他们身上的暴政和奴役，我们的外交政策是要达成对他们的最终解放。[19] | ” |
在1952年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同意了这个立场，并在当年当选为总统，还指派杜勒斯担任他的国务卿。在艾森豪威尔任内，他开启了对于共产主义的一系列心战措施，包括了由美国国会支援的自由欧洲电台的播放，试图以此在东欧传播反共的讯息[20]。然而，艾森豪威尔仍然采用了比推回更保守的围堵政策作为对付苏联的主要策略，在1953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162/2档案中明确定下这个立场，于是抛弃了在欧洲使用推回策略的机会。
艾森豪威尔在同时倚赖中情局的能力，以隐密的活动来颠覆与美国为敌的小规模共产国家，并且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巩固与美国友好的亲西方国家。推回策略的成功例子之一是1953年伊朗政变，由中情局与英国合作一同推动政变推翻了亲苏联的穆罕默德·摩萨台，并且重新让沙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掌权[21] 。
匈牙利[编辑]
在1956年10月到11月的匈牙利起义中，艾森豪威尔决定不采用推回策略，担心此策略可能会引发与苏联的对抗而导致核战争。
批评者则认为美国在匈牙利革命中的无所作为损失了推回苏联影响的大好机会，当时改革派领袖纳吉·伊姆雷宣布匈牙利将会从华沙公约中脱离，然而当他和其他起义的匈牙利人民呼吁西方协助抵抗入侵的苏联军队时，艾森豪威尔觉得在匈牙利这样内陆的国家进行干预的风险过高，担心与苏联爆发核战的风险，而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错误的以为纳吉·伊姆雷抱持的是亲苏的立场。
杜勒斯在1956年10月25日向美国驻贝尔格勒的大使馆发出了一封电报，指出他担忧纳吉·伊姆雷可能会对匈牙利起义的自由斗士“采取不利动作”。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隔天便对纳吉·伊姆雷的政府抱持最坏打算，在私下的官方备忘录中称匈牙利政府与苏联并没有两样，几天之后苏军在11月4日大举入侵匈牙利，证明了美国决策者犯下了大错[22][23]。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两人都将注意力放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上，两件事在当时同时占据了国际新闻的头条。苏伊士运河危机严重妨碍了美国对匈牙利革命采取实际行动的机会，主要不是因为美国决策者的注意力被转移，而是因为美国在支援英法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同时，在道德上很难对于苏联对匈牙利的侵犯进行谴责。如同当时副总统理查·尼克森后来所说，美国很难在帮助英法对抗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的同时谴责苏联于匈牙利的行径[11]。
雷根政府
美国陆军游骑兵在紧急狂暴行动中空降入侵格瑞那达，1983年10月25日。里根的外交政策强调以对苏联的强硬攻势来寻求冷战的胜利。
然而到了1980年，推回策略开始获得主要的重视和支持，受传统基金会等美国保守派影响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雷根在1981年执政，很快便开始向各地的反共组织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包括了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尼加拉瓜等地，并且在1983年成功的入侵格瑞那达，推翻了刚透过政变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此次入侵是推回策略的经典展示，是在韩战之后首次由美国军队明确以推翻共产主义政府作为入侵目标所进行的行动[2]，同时也让莫斯科担忧美国下一步会针对哪个国家进行推回[24]雷根在第三国家的干预政策后来被称为“雷根主义”，推回策略尤其在中美洲被广泛运用，包括了格瑞那达、尼加拉瓜等[25]。
推回策略的批评者则主张雷根的做法导致了所谓的“反弹效应”（Blowback）－亦即对他国干预所可能产生的长期负面作用，同时主张推回会造成第三世界不必要的冲突升温。然而，许多推回的策略实行的确引发了苏联的让步，尤其在后来苏联在1989年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对此Jessica Martin评论：“就推回这个策略来说，美国对于反叛势力的支持，尤其在阿富汗，对苏联的资源和人力造成庞大损耗，最后成为该国整体危机和瓦解的原因之一。”[26][27]
寻求民族自决的运动在1989年于东欧和苏联内部全面爆发，几乎所有的东欧卫星国都和平地从苏联脱离，推回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唯一的例外是在罗马尼亚的革命，因为当局的暴力镇压而有流血产生，东德并且与西德统一。在1991年15个剩馀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一起宣布他们的主权高过苏联本身的主权，也因此苏联在1991年12月25日正式解体，美国也终于推回了整个欧洲的共产主义[28]。
欧巴马政府[编辑]
在2014年9月，由于伊斯兰国斩首两名美国女记者激起美国民众和舆论的愤怒，并取得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后，美国总统欧巴马宣布了一项在中东的推回政策。他宣布：
| “ | 美国将组织一个庞大的联盟反击这种恐怖威胁。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我们将通过全面和持续的反恐战略，削弱并最终消灭ISIS。[5] | ” |
川普政府
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肯定会改变我们。从中国共产党手中确保我们的自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而美国处于领导这个使命的最佳位置，因为我们的建国原则给了我们这个机会。[29]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发表《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说，2020年7月23日。该演说彻底扭转美国数十年来对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政策”，对日后美中关系影响深远。背景
《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发表时，最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的2019冠状病毒病已蔓延至全球各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趁全球各国饱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之苦的时候，通过港版国安法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亦于此时执行。之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C·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A·雷及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等川普政府官员先后分别在亚利桑那州、哈德逊研究所和福特总统博物馆就美中关系发表了系列公开讲话， 介绍了美中在意识形态、情报及经济领域里的对抗。[5][6][7]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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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国务卿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讲话则全面阐述了川普政府对美中关系前途的看法，“详述中国的威胁对我们的经济、自由乃至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的未来所产生的意义”[1]。
中美新模式：持续接触但以民主社会为前提
演讲开头先抛出对中美建交50年的疑问。他表示，如果世界仍想保持自由的话，“跟中国盲目交往的老旧范式是走不通的”[1]。他提到中国对“武汉病毒”、香港反送中运动、新疆集中营、贸易霸凌及军队愈发“险恶”等问题的处理及回应[1][2]。然而蓬佩奥的演讲将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区分，表示“我们必须同时与中国人民进行交往，给予他们权利，他们是一群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人，跟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8][9]。演讲表示，“最大的谎言莫过于中国共产党为受监视、压迫，害怕发声的14亿人代言”，而真相是“中国共产党害怕中国人的诚实观点，胜过外国敌人[10][11]”。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是“濒临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信徒”[12][13]。蓬佩奥呼吁自由世界联手帮助中国改革[1]。
演讲中指涉的观点与见解
自由世界所拥有的特质
在讲话中，蓬佩奥在提到自由世界与中共等共产主义政权的斗争时，多次使用“自由世界”一词。这其中包括针对中国追求“小国服从于大国的屈从式国际制度，而不是小国共享平等权利、依规则形成的国际制度”的人士发起的斗争，以及对不关心自然权利或开放市场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斗争[14]。蓬佩奥指出，自由世界的公平属性，为中国培育了健康的经济，但中国共产党却反过来剥削自由世界[15]。
理查德·尼克松的对中外交
演讲提到了理查德·尼克松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讲话指，尼克松在他的一篇讲中美关系的文章中表示，“只有中国改革，世界才会安全”，而美国的目标“应该是促成变革”[16][17]。蓬佩奥认为，尼克松对中共的形容已经变成“弗兰肯斯坦的怪物”[18]。
中共与苏共
演讲中提到，中共正重蹈苏联过去犯下的错误。但又指中共与苏联有所不同，中共渴望中国在全球形势下实现规模更大的一体化[1]。蓬佩奥也提到了罗纳德·里根讲苏联问题时用过的“信任，但要核实”一词，认为放在中共身上应变成“不信任，而且要核实”[19][20]。
帮助中国异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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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在演讲中提到罗冠聪、魏京生和王丹。魏京生和王丹出席了此次活动，蓬佩奥让他们向观众问好。蓬佩奥称魏京生“中国民主运动之父”、称六四事件幸存者王丹为“从未停止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关键学生”。蓬佩奥认为，“中国异见者曾警告我们所面对政权的本质”，而这些话常常被前任的美国领导者忽略，美国与异见者的接触将会逐渐增加[21][10]。
好莱坞
蓬佩奥认为好莱坞是“美国创意自由的中心”，也是“自认社会正义仲裁者”的云集之地。但眼下好莱坞的自由审查极为严重，即便是最轻微的对中国不利指涉都会被抹去[22]。
评价
正面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关闭中国驻休士顿总领事馆一事上做得非常好。格雷厄姆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其在美国的外交和学生人员，试图在涉及知识产权尤其是在疫苗开发领域时，无视美国。同时格雷厄姆指出，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他的一生中，为对抗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工作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要多。对此他感谢川普总统的领导。[23][24][25]
美国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凯利·罗福勒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欺骗是无止境的，包括在疫情上误导世界、试图窃取美国疫苗研究、在美国国务院要求关闭中国驻休士顿总领事馆期间烧毁盗窃和间谍活动的文件，对此罗福勒很高兴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其恶行负责。[26]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迈克尔·瓦尔兹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致力于摧毁自由世界并获得对其人民的全面控制，对此瓦尔兹赞扬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视中国共产党这个美国历史上面临的最危险敌人。[27]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参议员约翰·尼利·甘迺迪表示，美国终于站起来对抗中国共产党，自由世界要求其他国家加入他们的行列。[28]
美国德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兰斯·古登表示，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是全球性的，自由世界的盟友必须警惕中国共产党。[29]
美国田纳西州联邦众议员马克·格林表示，如果中国共产党提前一周通知世界，就可以预防60％的美国人因冠状病毒而死亡，而现在中国共产党黑客正试图窃取疫苗研究。[30]
美国阿肯色州联邦众议员里克·克劳福德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断证明他们是自由世界的最大敌人。[31]
负面[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驳称：“蓬佩奥的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是美国政府高官近期密集炮制涉华政治谎言的‘大杂烩’。”[32]他还指出，蓬佩奥代表不了民主自由，而是为了美国的霸权和身后的利益集团服务[33]。另一位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蓬佩奥的所作所为形象地展现了什么叫“蚍蜉撼树”[34]。8月25日，《人民日报》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发布《蓬佩奥涉华演讲的满嘴谎言与事实真相》一文，对该演讲逐条批驳[35]。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以“五个绝不答应”的言论，不点名回击蓬佩奥。
前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指出，蓬佩奥的演讲效果将“适得其反，这会强化中国人对习近平的支持，以及对美国的愤怒”[36]。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指出：“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就中国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但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这个国家的首席外交官毫无外交手腕，更糟糕的是他对历史的描述是错误的。同时未能提出一条连贯或可行的道路，以管理比任何其他关系都更能定义这个时代的双边关系。”[3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