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 日，整理信、稿，发现一张日本汉学家中岛碧教授寄给我的明信片。我怎么认识她呢，她还告诉了我什么呢？
那是1999年8月，在陕西延安举办“第八次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究会”时，世界各地的许多研究者，都前往参加。我们在西安集中后，即乘大巴去延安，途中顺路特地前往黄帝陵参观。
我与祖林哥哥在千年古松下，正准备照相时，突然，他向一位老太太打招呼，並即刻向我介绍说，她是中岛碧教授，就是送给我母亲《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这两本书的汉学家。祖林又指着我向她介绍，之后，我即递上名片。接着，我便与她一道在黄帝陵里走动参观，她又随即告诉我，这两本书是香港出版的与当时在上海滩出售的有区别、有不同。据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此书进行了删改。她又告诉我，将这两本书送给丁玲之后，根本就没有想到，她所崇敬的丁玲会产生那么大的误会，对沈从文会有那么大那么深的怨恨，以至最后达至失和、反目。
面对这张中岛碧寄给我的信件，使我回忆起了三十年前，我与丁玲及沈从文接触时所见及的和所了解到的情况。现就分述如下。
一、我不是作家
1979年，丁玲和陈明刚从山西长治县嶂头村回到北京，暂住在友谊宾馆7271号房间。我们三个兄弟特从福州前去探望。我哥哥为我介绍说：“伯母是大作家，少璋是小作者······”丁玲即刻打断他的话说：“不，我不是作家，我是老干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丁玲，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当时，我非常震惊，心想当作家是很荣耀的，人家求之不得，可她怎么会说自己不是作家呢？后来，我几经思索才理解了，说“我不是作家！”这句话的内涵。可能是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作家均是整肃的排头兵，挂牌、戴帽、游街、批斗、下放、劳改、坐牢······，更甚者，不是这个投湖，就是那个悬梁吗？而不爬格子的，三十年代到延安的，如今哪个不是当官的，就说当年为她牵马的警卫员小鬼杨伍成，如今不也当了什么司令员了吗。当年，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她时，为她搬凳子，倒茶水的警卫员，不也是当了什么长了吗。
如果丁玲是个文盲或对文学不感兴趣，再或根本不想拿笔杆子，她的日子不是比当大作家好过得多了吗。作家是看其作品，由读者来定夺，不是你加入了那一级的作家协会，就成了那一级的作家。作家也不是自己说是就是，自己说不是就不是的。
作家的日子难过，这是许多作家在特定环境下的现实景象，而丁玲却更胜一筹，因为，她坐过敌人的牢，也坐过自己同志的牢。
有人说，“有用时，作家见官大三级；无用时，作家见人低一等。”此言，听起来怪怪的，但只要你动一下脑就不难理解了。当有用作家时，当官的就接待你，请你参观、旅游，尤其是境外、海外的作家。当今社会金钱至上，大多作家“穷”，穷人有许多事是办不成的，当然，见人低一等了。
二、丁沈反目因由
1979年秋，中岛碧送给丁玲两本书《记丁玲》及《记丁玲续集》，她是第一次看到的，读后怒不可止。在1980年3月号的《诗刊》上，丁氏发表了《也频与革命》的文章。直指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並称《记丁玲》为“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丁沈反目与那两本书的内容是有直接关系的，她在《记丁玲》的书页里批了127处。其中的一段是：“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指胡也频）住在一起，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青年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对此，丁玲批了“混蛋”两字。读者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丁玲是个老作家也是一位部级老干部，再加上一些男女关系的传闻，沈氏再捅了她的痛处，你说她怎么不会发火呢。
批了“混蛋”两字，可看出丁玲是气极了。沈与胡、丁都是好朋友，对好朋友说出这样一段话，不但丑化了朋友的形象也降低了自己的人格。
这段话太难听、太缺德、也太过分了。丁玲与胡也频共同生活几年都只是身体的结合，那么，丁玲与别人的结合是否也都只是身体的结合呢？
丁玲严厉批评沈从文的文章是发表了，怒气是抒发了，但这一仗她並没有打胜。因为，读者的同情倾向于沈的一方。
此事促使《记丁玲》大畅销，而不断再版，得益最多的是香港出版商。其实，沉默並不表示软弱，反而显示出一种力量，沉默也是化解事件的一种办法。
1984年8月，我到北京学习，因为，学习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几乎每逢假日，我都有去看望丁玲，那时她住在复外大街22楼。
在一个假日里，我又去探望伯母，当祖林哥哥谈到他在上海由沈从文陪同母亲被送到湖南外婆家抚养的事时，我漏嘴说出了去沈从文那儿的事来，丁玲即刻显得不高兴，接着她说，你去他那里我不会管你。1933年我被捕后，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他就写了书，在上海滩上卖。他对革命既无知又无情。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不真实，按理说《记丁玲》这样的书，不应该是小说，而应该是真实的记录，但他胡编而且编得很拙劣，所以，我说它是“小说”。你不要去信他，他说不出真实的东西，他是个伪君子。《也频与革命》发表后，外间有些人反而同情他了，认为沈从文已经是被压迫、被惩罚的了，你有权有势，再去欺凌他，做什么？
丁玲停了片刻后，好像在思索了什么似的，後来又继续说：“建国后，我去看过他，对他说，共产党不会杀你的，言下之意是叫他不要再去自杀了，要活下去，有了工作，有了生活，不是就安定下来了吗。”
那是，在丁玲未看过中岛碧送给她的两本书之前的事。沈从文当时在生活无着，又自杀不成的惨况下，丁玲确有去看过他，帮过他。
在北京，闲时，我也走访过当时已80高龄的沈从文，他是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宿舍里的。宿舍並没有电梯，他住在楼上，几乎没有下楼。一进门就是客厅，我抬头便看到墙上有一架单人吊床。小饭桌就摆在床下，那是因为房子面积小，住的人多，孙子就只能睡吊床了。
沈老会客就在厅里，因厅小，客人只有一两个就坐在板凳上，再多就只能给一张凳子坐在门口了。由于，沈老患脑溢血，偏瘫，不能行走，不能多说话，口齿又极为含糊不清，还戴着厚厚的眼镜，看东西很吃力。所以，我每次去探访，都不超过半点钟。他说的话不连贯，有时我把断断续续的话，连在一起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时，这时靠在卧室门边的沈夫人张兆和就为我当翻译。
当我介绍了自己並说明来访的目的后，沈从文即问我：“丁玲知道你来我这里吗？”他脸上现出害怕的神色，好像只怕又惹出什么事来似的。我告诉他，是我自己来的之后，他的紧张神情才纾缓了下来。这时沈夫人也对我说：“你不要对丁玲说来过这里。”我即点头表示守信。当我听不懂，夫人也说不清楚时，他就在他整天坐的旧藤椅的扶手上写字。他写的字是歪歪斜斜的，好像是幼稚園里的小朋友写的一样，不过，都看得出来写什么字。
沈老家有许多客人来访，我去过几次都见到各地来的，拿着丝绸袍子等文物来请教，並听他判断年代和真伪。沈夫人告诉我，有江苏、浙江、湖南等地来的，他们大多是各地的博物馆及文物部门的。
建国后，沈先生在故宫愽物馆工作，天天与文物打交道，这个本来写文章的大作家，真是干一行爱一行，钻研一行，成了一位精明、精确、精通的文物专家。
如果是在今天，做文物鉴定专家会赚很多钱，比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多出万倍，可他却分文不收。自己的身体病到那个样子了，还在当义工，令人敬佩！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了唐杜牧《遣怀》中的两句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想起了唐白居易也写了类似的诗，如《听崔七妓人筝》、《醉后题李马二妓》、《卢侍御小妓乞诗座上留赠》等。这两位诗人並不因为写过此类的诗，而影响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人云自古才子多风流，沈从文也是很风流的。道德就像一条棍子，谁都可以拿这条棍子来打别人，可是，谁也不会拿这条棍子来打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