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方励之》专辑
今年是李淑娴和我结婚的第五十年。有同辈友人祝贺金婚。实在说，用贵金属来形容婚姻，多少有点透着俗气。这是来自西方的习俗，也是西方的俗文化。为什麽不用花来命名？百合之婚，兰花之婚，野菊之婚……那怕是狗尾巴草花之婚，也富有生气。
二十年前，1991，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参加一晚会，主题是庆贺J&N.B.夫妇结婚二十五周年。各路宾客熙熙攘攘，各色大小气球漂浮在大厅里，上面写着“just married”。还真有一点新婚的气氛。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教授J.T.，借机发表高论。他说，这种party，只有在我们这一代常有，上一代人少有；下一代人可能更不会常有（此公生于1941年，“我们这一代”应指二战前后出生的一代，即如今的金婚和亚金婚一代）。他的理由是：上一代人平均寿命短，夫妇俩都能活到结婚30年的不多，都能活到结婚50年的更是稀有事件了；至于下一代人，平均寿命没问题，但能有百分之几的夫妇在二十，三十年里不生婚变?
言下之意，“我们这一代”的爱情观，已经彻底过时了。
李和我，最喜欢的爱情歌曲，是爱沙尼亚（？）盲人演唱家的“心儿在歌唱”，在海边，心上人依偎着，
像春天泉水在流淌， 是你的话在我心中回响。
像最甜美的梦， 梦见你给了我 春花和阳光。
我心头多欢畅， 我把爱情歌唱。
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
波浪哗哗响， 活泼又明亮，
爱情像春光， 闯进了我心房。
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
对堕入情网者，一句“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带来的美感，是不可替代的。爱情是一种美，一种永驻心间的美。
1961年10月6日，在北大物理大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李和我举行婚礼。婚礼不是西式的，因找不到出租婚纱和洋礼服的店铺；婚礼也不是中式的，因买不到金双喜大红烛；婚礼更不是当时流行的“革命”式，其核心节目是把西式的交换戒指变成互赠毛选一卷。戒指是爱情和婚姻的信物，以毛选作者充任婚姻的信物，不免太恶心了。
我们没有开喜宴请客，因为没有那麽多的粮票，油票和糖票。为了应付场面，我们只买了两样不要票的东西，高价糖（价钱高于要票糖十倍以上），和一堆又小又涩的梨。老人曾叮嘱我们，在婚礼上切忌吃梨（离）。果然，我们婚后的第一个25年（1961-1986）确是聚少（8年）离多（17年）。第二个25年（1986-2011），情况好转。一个忌讳的有效期是25年，和通缉令一样。
无吃无喝的婚礼，更像一场质询会。质询的重点是李和我的爱情史。李和我从相识，到相知，到相恋，再到结婚，前后经历了九年（1952-1961）。可讲的故事确是不少。
大学四年，1952-1956，青春年少，朝霞满天，李17 – 21 岁，我 16 – 20 岁，没有“少年维特之烦恼”。1952年入校时，北大当局让上海地区的新生8月入校报到，而北京地区新生要等到10月之后才准予报到，因为宿舍尚未完全盖好。当我们北京男四中众弟兄一行来到北大报到时，都被先来的上海新生们管理。从上海来的李，手上持有一份名单，她的任务是核查名单上的每一个人的住地。一轮下来，她没有找到方某的下落。原来，李拿着的名单里，我的名字被误写成方丽芝，她只到女生住地去找。后来，李终于在男新生暂住地（大体育馆）查到了我。问：“你是方励之吗？”答：“在下正是，有何吩咐？”。李和我，就如此相识。
直到大学二年级，我们还有课堂讨论，可以质疑课堂内容。马列主义课的讨论，可以质疑马列经典。在课堂里，还保有一点点辩论自由。这可能是欧洲大学传统在中国残留的影响，蔡元培的办北大的主张皆来自德国的F.洪堡“真实、公正、自由”的原则。欧洲教育重视辩论。古希腊柏拉圖学院的认识论就是，真理是依靠辩论（包括诡辩）而获得。“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去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自由地辩论”（密尔顿）。我一直很喜欢诡辩（如芝诺佯谬）的逻辑。其中的智慧，实在不是所谓“抬杠”能相比的。在课堂讨论上，我常试着以此道“标新立异”，挑战正统立论（当年的“标新立异”，后来证明并不全错，那是另外话题），看谁能識别诡辩的诡道。每当我发言之后，第一个站起来反驳，并甩下几句冷言冷语者，常常就是李淑娴。一来一往，使我们相知日深。
1954年秋，大三，北大全校评选优秀学生，必要条件之一是所有课程的考试成绩都必须是5分，即所谓全A学生。北大全校共评出28个优秀学生，竟有7个在物理系三年级。全A生高度集中在物理系，并不奇怪，恩格斯（马克思的赞助者）早说过，“物理学研究最简单的吸引和排斥运动”。据此有人说，物理系就是简单运动系，可简称简单系。还真说对了，揭露复杂现象的简单本质，是物理的追求。因为，“大自然是簡單的”（汤川秀树）；“简单是真实的标记，而美是真理的光辉”（E. Chandrasekhar）。世间万物的至极本质，是优美，简单和统一。
爱情的至极本质，是心灵里的优美，纯净和专一。
李和我都在“简单系”的那7个全A学生之中。两条世界线缠绕在一起了。泛彼柏舟，亦泛其流，终于双双落入了至极的情网。一篇日记里写有“燕园里，摇曳的树丛，阑珊的灯光，幽暗里充满着无尽的柔情；高远的天空，严肃而寂静。群星的闪烁，好像在窃窃私语，是不是在羡慕我们？此时此刻，还有甚麽更甜美的，能超过我们的相依相恋？”
1957年，朝霞的日子结束，灾难降临。反右派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用无产阶级的政治大棒，把不符合阶级斗争原则的年轻恋人，一一生生打散。李和我也一度被打散。1957年底，李被正式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我则还没有，按阶级斗争定义，当时相互已属敌对阶级，非分手不可。从那以后，李和我切断了联系。李下乡到京西斋堂劳动改造，我则被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劳动。天各一方，只剩“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的歌声还不时回响于心上 ……
1959年初，幸运降临：我终于也被开除党籍，高兴极了。按定义，我同李的阶级地位一样了。两条世界线再度相交在一起。其实，李和我的右派罪行是同一桩案子——准备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北大反右的后期，是由邓小平和彭真掌握，他们说北大右派质量高，右派帽子数量不应受（毛的）5%上限的制约，可以增加到7% 或更高。李的右派帽子就是在后期追加的。在政治上，科学院跟着北大走，我的名字也被列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右派名单中。据闻，时任科学院秘书长的“老右派”杜润生看到名单后说：“这个人太年轻了，哪儿够资格当右派”。顺手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所以，我始终没有一顶正式的右派帽子，恭列漏网右派。
反右运动过后，环视周围的同学和朋友，所有我们知道的反右运动之前的年轻情侣，凡被阶级斗争波及者，无一不被打散。有的人为此终生郁郁。没有人认真统计过，这种事例共有多少。
李和我是幸存者。
所以，婚礼的高潮——当友人要求我们唱歌时，李就唱了一遍“心儿在歌唱”。注意，1961年已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代。“红太阳”应是心中的“正统”，怎麽还唱“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幸好，参加婚礼的人，无人向党棍举报。
我们的物理启蒙老师黄昆教授也特意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李和我的恋爱故事，至少有一桩与黄先生有关。1960到1961年结婚前，我每个周末去找李。她当时住在北大女教工宿舍（未名湖畔的均斋）。教工宿舍一般两个人，有时不方便谈话，也影响他人。我们只能到校园里散步。一个周末，冬晚，雪后，气温零下16 C。照例，我们在未名湖周边的几条小路上缓缓绕行，被黄先生撞见。后来，在黄的教研室中，流传一则“新闻”：“李淑娴和方励之在零下16度的气温中谈恋爱”。不知这个纪录是否已被打破了。
如今的金婚和亚金婚一代，当年大都没有享受过新婚旅行或蜜月旅行。那时的婚假只两天。最多去香山和碧云寺一次。
大三时，李和我倒不时于周末去香山碧云寺一游。当时要想去香山碧云寺，又想不耽误吃饭，须在半天内完成。1952秋季 – 1955春季期间，当局对大学生特别优惠，实行伙食供给制，北大大饭厅一日免费供应三餐，不要钱，不要票，不定量，但不准带走。学校还发给每个学生一支捷克造搪瓷白饭碗，男生的饭碗口径是15公分，女生的12公分。中饭晚饭的开始曲是“骑兵进行曲”。一听广播此曲，学生就会从四面八方冲向饭厅，比骑兵还快。那个时代，极少学生有钱下饭馆。从北大到香山一路，也没有一家饭馆。所以，要想去香山碧云寺，必须在大饭厅的两顿饭之间完成 。当然，也可以早饭多吃，午饭就免了，但早饭只有馒头稀饭咸菜，至少要吃五个馒头才够。当年男生吃馒头的吉尼斯记录是一顿11个，我最高吃过9个。
如果骑自行车，两顿饭之间来回北大-香山不成问题。李和我常选择徒步。李是北大女子中长跑运动员，耐力极佳。半天走北大-香山一个来回，对她没有问题。我呢，也没有问题。在热恋的时候，Male是绝不会在任何PK 中示弱的。
结婚旅行并非新婚者专有的权利。只要爱情在心中，又有机会，任何时间都可以享受“just married”。
李和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机会，已是锡婚（结婚十年）了。1971年8月，林彪坠机前一个月，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那年南方天气奇热，许多部门不得不放假。我当时在科大砖瓦厂劳改。被专政者原本是没有假期的。然而，制砖工人也觉得太热，想休息，最后，军代表不得不决定“大赦天下”，一律放假一周！李当时在北大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也请准了假。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享有一个共同的较长的假期。当即决定：去度蜜月或蜜周！
蜜月一词，本来就有两层含义：甜蜜及秘密。对我们来说，秘密更是不可或缺。我们俩个都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贱民。此行必须秘密。我们并不害怕。连年不断的阶级斗争，使非贱民们都失去了玩兴，极少出来旅游，更何况贱民。所以，专政者们绝不会想到一对贱民竟会有兴致有胆量出来游山玩水，尽享天然美和爱情美的交融。我们推断，名胜之处反而是阶级斗争最放松的地方。后来证明，我们的推断100%正确。
蜜周的目标是黄山。以下是黄山旅行之后，我的追记，括号中的字是现在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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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12日旁晚，我从合肥动身，李从南昌动身，8月13日上午，我们的火车先后抵达上海。（当时没有手机，亦无卫星电话，无法实时联系。然而，两人选的车次居然几乎同时到达上海站。正应了，有情人，自有灵犀相通）。时间紧迫，不能暴露我们的身分，上海是最“革命”的城市，到处有“红袖套”游荡，上海车站尤其多。我们只相互一笑，原来我发现她一身同我一样黑，她发现我一身也同她一样黑。同等的劳改，同等的太阳晒，同等的黑。黑加黑到是一种很好的保护色。
在上海停留一晚，14日即去杭州。杭州虽好，又是我的老家，但不是此行的目标，也只在姨母家停一晚。
8月15日晨，乘长途汽车从杭州去徽州。车向西行，渐渐地，进入“蜜月”旅游的境界了。车外一派富春江的景色，安恬静谧，山水相依，线条细腻而分明，在阳光之下，真好像杭州织锦上的缕缕绣丝，熠熠生辉。
中午时分，汽车费力地爬过翌岭关，进入安徽省境。皖南的山，依旧葱葱郁郁，但水比浙江少，只有一些小溪在大山的夹缝中艰难地淌过。公路已没有柏油路面，都是土路。乡村更原始、更闭塞。下午一时，车在绩溪县的一个小镇休息，旅客下车吃饭。绩溪正是胡适的老家。中国的第一个“全盘西化”的倡导者，就出生在这个闭塞的山峦之中。
车到岩寺时，天已近黄昏了。所幸那时旅游者极少，方园30公里的黄山，一天的旅客不到30人。所以，还有车在天黑之前把我们送到山脚下的黄山宾馆。一眼就看到宾馆正墙上贴着斗大字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接待处人员并未查问我们的身份，就像接待其他革命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革命旅客的住宿费一个人一天八角（只有男女分住的大房间）。一顿饭一角五分。
黄山宾馆位于山坳里，很清幽。听得到流水声。一条溪水就在宾馆前的涧底流过。晚饭后，我们攀缘而下，到达涧底。这里，水声更大了。天已全黑。嶙峋的涧石，溪流溅出的水花，隐隐可见的白龙桥，一切似都被浸没在月光的淡淡银辉里。溪水很凉。空气也很凉。车中一天的暑气全消去了。清凉的水，也涤去了我们一天的仆仆风尘━━不，清洗了阶级斗争的污垢，让爱情有一个干净的空间。这时只有我们两个人，真想在这涧底一直坐下去，任凭溪水冲刷我们的心灵，任凭淡淡的银辉渐渐地散去……
8月16日一早6.30，我们就上路了。一小时之后，到达半山寺。从此，路更陡，山势更形险峻，渐渐进入黄山的主体。
黄山上的石头形状多变而且怪异，左看是圆，右又是方，远观很大，近看反而又小，扁长相杂，锐钝相间，毫无一定之规。好像所有石头都是活的，随心所欲地生长，没有任何羁绊。遗憾的是，许多黄山的石景都被取了拟人或拟神的名子。有的名字不错，有的太俗，如‘童子拜观音’‘丞相观棋’等等。因此，在半山寺，我们没等老僧讲完所有石景的命名，就继续向上爬去。
应当把启示权保留给黄山的石头，应当把想像权保留给每一个游人，应当把爱情的诠释权留给每一对恋人。
随后的两个半小时里，我们登上了黄山的两个主峰，1750公尺的天都峰，1880公尺的莲花峰。一般游人大都要安排两天分头去爬上述两峰，至少也要各用半天。我们之所以能在半天内一扫两峰，全赖劳改给了我们充沛旺盛的体力。加之，假期短暂，不能不加快一切速度。
幸好，那天风和日丽，使我们能走完━━不，是半跑完——黄山最重要的峰和景。天都峰是黄山群峰中最陡峭的。登上天都峰所必经的一段石坡，完全没有石阶，只在山石上凿有一排小洞，可供半个多脚踩入，匍匐向上攀越。有的地方还要靠手拉铁链助力。鲫鱼背是一米多宽的山脊，两面临渊，每年都有轻心的攀登者葬身其中。终于一切顺利，当我们登上峰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1987年我们曾再登黄山，是坐缆车，完全失去了徒手攀越的美感）。
天都峰的确是美。小小的峰顶，插向深空。像是一座小岛，屹立在聚散无常的飞云之中，任凭它们去冲撞、翻滚。在这里，空气变得稀薄了，风变得清冷。这里是世俗世界的上限。芸芸众生的爱恨情仇，都消逝了。就像“神曲”天堂篇所写的，在天堂的最高层，上帝也不存在了，只留有但丁和他理想的心上人——贝缇丽彩——的无尽欢悦。极目望去，才看得见山下远远的被阳光照得通亮的河川、土地，和充满爱恨情仇的人间。
下午一时，我们又赶到了第三个主峰━━光明顶，到达北海宾馆，这是黄山的海拔最高的宾馆。当夜就住在北海宾馆。
第二天凌晨起床看日出。此后，开始下山，就是归程了。
下山的当晚住在屯溪。第二天一早乘汽车北去芜湖。芜湖是安徽最繁华的城市，但它给我们唯一的记得住的印象是，在这里卖的面条里的肉都是臭的。李和我当夜再从芜湖乘火车赶到南京。到南京时，已很晚了，我们就在南京车站大厅里过了一夜，尽管没有床，没有枕，还有车站旁玄武湖里滋生的蚊虫的骚扰。但还是睡得很香。六天的紧张游程，已使身体疲惫不堪。
8月19日上午到安徽明光（嘉山），这是李的老家，也是我们的旅程的终点，“蜜月”（“蜜周”）就此结束。我们在此分手，各自回北大和科大继续去当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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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1971年还没有好相机，胶片也都是过期的，加之动荡的年代，留存下来的首次结婚旅行的图像记录很少。图1勉强可以弥补这一点。依稀可以看出1971年的痕迹。
图1：李淑娴在一制高点，远望“猴子”，“猴子”则在“观海”（1971年8月16日，方励之摄）。
后来，李和我还有过类似的结婚旅行。
十九世纪，也许包括二十世纪，新婚燕尔者最向往的蜜月旅行的目的地，是亚得里亚海边的威尼斯，一座浪漫的，梦幻的，诗般的水城。1983年，我们结婚的第22年（接近银婚了），也有了这样的机会。
1983年，威尼斯的游人还不多，懒鸽子也少，相比于黄山游，太悠闲了。我们在圣马可广场逗留期间，也没有看到成双成对的蜜月旅行者。我们可能是那几个小时里整个圣马可广场上唯一的一组双人行，加之李的服装颜色较为明亮。被一些游人误认为我们是一对新婚旅行者。热心来帮我们照相。为新人照相，可分享好运。一张不够，咔嚓，再加一张（图2）。殊不知，当时我们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了。
图2：1983年10月8日，李和我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
迟来的威尼斯“蜜月”游，虽然一样地心情舒畅，还是夹杂着一丝的惆怅。诗人徐志摩曾为威尼斯写有：
我灵魂的弦琴，
感受了无形的冲动，
怔忡，惺松，
悄悄地吟弄，
一支紅朵蠟的新曲，
出咽的香濃
但这微妙的心琴哟，
有谁领略，
有谁能听！
紅朵蠟（Gondola）船夫的歌，使诗人倍感神伤，因为他刚刚丢失了“谁领略，谁能听”中的“谁”。我们丢失的，则是最好的年华，岁月，和时光 —— 被夺走的年华，被夺走的岁月，被夺走的时光。
五十年的婚后岁月，就是一次漫长的结婚旅行。所到之处并不只有浪漫，只有微妙的弦琴，只有“波浪哗哗响，活泼又明亮”，更多的时候是在十八层或九层的地狱，和七层的炼狱里艰难跋涉（中式的地狱有十八层，无炼狱。洋式地狱，按但丁的模型，是九层，外加七层炼狱）。中式地狱里的景象，同但丁在“神曲”里所写的洋地狱和炼狱几乎一样，只要把“神曲”里的“神棍”等词汇转换成“党棍”等，就够了。
但丁在地狱和炼狱里跋涉时，总得到贝缇丽彩有形或无形的关照。一样，在人生的旅途中，有险阻，有颓唐，有失望。无论何时，只要“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的歌声在心中泛起，就会有一种温暖感，依托感，一种纯净，专一，甜蜜的感恩美感，那就是永驻心间的爱情美。
这种爱情观，已经彻底过时了。
方励之 2011年，Tucson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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