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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70周年之际，日本NHK电视台向民众征集战争证言，当问及是否愿意为国参战献身时，一位日本年轻人的回答是：那时的日本爱国热情，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他们爱国家、爱天皇，举国为战争疯狂。最疯狂的是日本爱国青年的表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愤青。他们分布在军队、学校等各个角落，谁敢说几句清醒的“不爱国”话，马上就会被斥为日奸，你白天说了他们不爱听的话，没准晚上他们就会来暗杀你。什么“五·一五事变”“二·二六兵变”，那些血脉喷张的青年军官，动辄就血洗内阁、首相，将他们看不顺眼的“国贼”清除。而事后，他们竟能得到法律的宽大处理，因为他们的“爱国义举”得到了广大日本民众的支持请愿，有的年轻人还希望替他们去死。在国内他们不容“不爱国”的人，对国外那些不如日本爱国热烈的国家，他们也是满脸看不起。例如日本有个叫“佐藤贤了”的少壮军官，曾在美国做武官三年，他对美国青年就非常看不起：“美国人没有爱国心，美国兵嘴里嚼口香糖，跳舞……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举国而上打一场战争。”美国人不爱国，怕死不禁打，去打它，征服太平洋直至全世界！疯狂的不仅是日本青年，还有中老年军政大员，直至囊括了妇孺所有日本人。那时的日本，打仗不仅是成年男子的事，而且还是妇女和孩子们的“神圣使命”，怀抱婴儿送少儿上战场的日本女性形象充斥了妇女杂志的封面和宣传画，她们无私地把孩子送上战争前线。不能生育的妇女竟有“对不起天皇”的“国家罪人”自责，纷纷写出“罪己信”。有一位“石女”曾这样写道：“我多么希望能为国家生育一个男孩，可我连个女孩也没生，像我这样的石女于君、于国都感到极端不忠，感慨唏嘘，每天恨不得将自己粉身碎骨。我含泪并深感羞耻地写了这封信。”其时无论男女老少，日本国民无条件地为政府服务。随着战局的扩大，在广播、杂志和报纸等政府宣传工具中，无节制地生孩子、送年少的儿子加入有去无回的“神风敢死队”的“军国之母”越来越多。战后的反思录中，回归理性的日本人，无一看好当年日本的“爱国运动”。从战败被美军占领再到占领军“归政”，不到十年，日本人就大多调正了爱国观——比起爱国来，他们更看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何以见得呢？我们不妨翻看一下七十年代那一幕，一起发生在日本自卫队东路军总监部的军事政变——1970年11月25日，位于东京新宿的日本自卫队东路军总监部，发生了一起非常事件。自卫队东路军总监益田兼利被几个壮汉劫持，劫人的首领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当红“军旅作家”三岛由纪夫。纵观日本文学史可知，对日本人产生触及灵魂影响的人物，大多来自作家群。即便是在战败之后的“被阉割”岁月，日本重量级作家也层出不穷。三岛由纪夫就是其中一个。有着“日本海明威”之称的三岛由纪夫，是日本和平年代狂热的爱国者。他从小由祖母带大。祖母出身于贵族武士世家，“她有孤高不屈的灵魂，疯狂的诗一般的灵魂”，往三岛脑袋里灌输了大量的贵族武士思想。使得三岛从小就对武士的尚武精神怀有向往之情，对战争充满期待。二战末期，他正在上高中。“甚至连战争，我都觉得像孩子般的高兴。……连预想自己的死，也使我由于未知的喜悦而颤抖不已。”尤其在生命的最后四年，他把武士道精神奉为人生信条。三岛曾接受自卫队的特务训练，在这过程中他对自卫队的期望值升高，而后又认为自卫队辜负了他的期望。因为他“忧国忧民、慷慨捐躯的精神”，提倡“天皇信仰高于人道主义”，这些想法得不到自卫队长官的共鸣。于是他筹组了小社团“盾之会”，准备效仿军国日本时的少壮派，发动兵变，干大事。唐纳德，这位英国《泰晤士报》驻东京的记者，同三岛有很深的私交，从1996年到1970年三岛生命终结，一直关注三岛的一言一行，他在所著《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一开篇就详细描述了“出事”的那天三岛临出门的情景：“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起了个大早。剃须时，动作缓慢而谨慎。这将是他死亡时的脸庞，绝对不能有一点丑陋的瑕疵。他沐浴了全身，系上一条雪白簇新的日本传统兜档布，系好腰带，直接穿上‘盾之会＇制服。”三岛挥舞着一把“关孙六”日本刀，携三名“盾之会”成员突然闯入自卫队营地，将自卫队东路军总监益田兼利劫作人质，然后头缠白布登上阳台，发表他的“勤王”演说：“我等看到了战后日本被经济繁荣夺去了魂魄,人们忘记了国家的大义、失去了国民的精神、舍本求末、万事只姑息眼前……日本被这样一群让美国人去势而且变节无常的政治家, 继续走向自己欺骗和自渎的深渊,为了所谓‘尊重生命’,难道就让灵魂死亡吗?除了自己生命之外没有更尊贵追求的(军队)算什么军队？！现在我等就给你们看,比‘尊贵的生命’更高的价值的所在！”三岛由纪夫的演讲如泣如诉、声泪俱下，可谓一个武士的啼血之作，但演说并不能令营中的自卫队员揭竿而起、重演军国日本少壮军官兵变惊心一幕，反而招致众人的嘘声和哄笑。演讲的失败效果，令三岛万念俱灰。于是他即进入了人生最后“壮丽”时刻：剖腹自杀……许多描写三岛由纪夫的作品都对他自杀这一段浓墨重彩，以为最震撼的一幕。但我却认为，对于日本的未来而言，最震撼的，不是三岛自杀，而是台下1400名士官生的反应——他们无动于衷，甚至嘲笑三岛由纪夫是疯子。这些年轻的官兵，彼时的精神领袖已不是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也不是天皇陛下，而是再造日本之父——美国远东军司令、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由此可见，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改造是成功的。战后，日本的最大改变，不是从军事大国转型经济大国，而是“世道人心”。七十年前的那种“爱国主义”在日本再也无法成为主流，无论煽动者多么赫赫有名。战后日本，年轻人的参军热情也大大下降，很多男青年甚至不愿当兵，以至于日本自卫队频现兵荒。这种情况迄今没有改观。2012年8月6日的日本《产经新闻》曾报道：日本滋贺县大津市的陆上自卫队大津驻地为新应募入伍的自卫队举行了“迟到的仪式”，按照惯例，这一仪式应在每年的4月举行，但是今年由于“追加招募”等原因，延期至8月才凑足79名男性参加了仪式。而在这些参军的日本青年当中，狂热的好战思想几无市场。这再次证明了日本青年“爱国思想”的变化：战后日本青年，追求的是自由、生命和财富。现代日本国民大都是民主社会里的理性公民。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坛虽然右翼势力抬头，国家主义偶冒火星，但是就日本现状而言，修宪、完成正常国家、甚至发动小规模战争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发动大规模战争，打着爱国主义旗号重回军国老路，几无可能。因为新日本国民和美国国民的精神底色已经一致，可以卫国而战，但不会穷兵黩武、当任何战争狂人的炮灰。美国总统不愿打仗死人，日本首相更不敢再现东条英机“风采”、拿本国人生命“赌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