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仲章忆刘半农：组队赴塞北
节选自沈亚明《众星何历历：沈仲章和他的朋友们》
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里，还有一位白涤洲，与沈仲章同为助教。白比沈年长五六岁，对学术研究起步早而且专一，在方言和音韵领域里颇有建树。相对来说，沈兴趣广泛，又因乐于助人解难，头绪特别多。虽然父亲有专人单间办公室，但根本没什么坐班制之说。刘半农对沈仲章性情有所了解，一方面给他很多任务尤其是难题，另一方面也给他不少自由。父亲得空会出去转悠采风，常能带回有价值的资料和启示{#9}
1934年暑期前，父亲忙于别事，可能还曾短期外出{#10}，有些日子没与刘半农交流。一天，白涤洲上门来找沈仲章。白涤洲一踏进门，父亲先开口：听说为了庆祝瑞典考古学家斯定·赫文（Sven Hedin）七十寿辰，计划出版一本国际性纪念册，中国学者也要贡献几篇论文。刘半农为此要去塞外考查，将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和西北科学考察团里选人，我想参加。父亲话音一落，白涤洲就说，我今天就是受刘半农的委托，来问你愿不愿意一块儿去。
既然是刘沈双方互相寻求，当下一言为定，白涤洲回去复命。其后筹备工作，略过不提。
到了预定出发日期6月19日，父亲拿着简单的行李，挎上一架德国产的伊卡（ICA）相机{#11}，直奔集合地点西直门火车站。考查队共有五位成员：刘半农领队总管，也亲自动手；白涤洲专职记录方言；沈仲章分担记音辨音，并主管采集民歌调查民俗等事；周殿福负责抄录和管理仪器；还有一位工友料理杂务，并照顾刘半农生活起居{#12}。
刘半农是知名人士，一路上老有新闻记者跟着。长随左右的有两位，一位叫陆诒，另一位叫杨令德。考查队每停一站，地方报纸都有报道，一些全国范围的大报画报也常刊登消息和照片{#13}。
据父亲回忆，刘半农那次率队西行，有三重目的{#14}。
广见于报刊记载的学术研究{#15}，仅为目的之一。那倒并非巧立名目{#16}，而确是全队的首要任务。差旅经费由两个学术机构，即北大和西北科学考察团联合资助{#17}。
大多关于刘半农的文章传记，只说这次出行为了调查西北方言。也有一些提到采风，或提收集民歌等等。但对采风是原定项目还是业余顺带，大都没说明白。有的同队成员，直到考查结束回到北平，仍以为关注民俗民歌等，只不过是刘半农“工作之余”的趣味{#18}。
确实，采风不在最初计划内，是有了沈仲章才增加的。原来，学界二强刘半农与傅斯年，虽互相敬重友善，却也暗中“较劲儿”，各自希望在填补学术空白方面，更胜对方一筹{#19}。刘半农的那次出行，有了沈仲章的参与，大大增添了特色，主要就是因为刘半农有沿途采风之“奢望”。
运用现代方式采风，比如采集民歌和调查民俗等{#20}，不仅知难，行也不易，还非得用沈仲章不可。沈这个语言学和音乐兼通的青年，碰巧还有些莫名其妙的能力，不可思议地合于一身。想到了特殊的课题，又觅到了难得的人才，刘半农为此而自豪。
学术大题内各项缓下再议，这里先简介另两个目的。
目的之二是摄影{#21}。刘半农告诉沈仲章，他回北平后，得向三个团体汇报。除了上述两个赞助单位，还有光社。光社是在北平的一个业余摄影家协会，全称“北京光社”。刘半农是中国早年为数不多的摄影家之一，还曾指导北大学生摄影研究会{#22}。父亲与刘半农在摄影方面，有共同话题。两人相约返回北平后，联合举办一个摄影作品展览会{#23}。连地点都已定好，就在中央公园{#24}来今雨轩的水榭。
当时在中国，摄影还不普及，少见研究者将摄影列为刘半农此行之任务大项。我也有个“奢望”，如果史学摄影等界协力关注这一例证，可以窥探早期中国学者如何重视现代科技，如何尝试多媒体实录考查……父亲非常理解摄影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这方面起步相当早。比如，他在1933年协助刘半农搜集古代音乐史料时，已经分担摄影任务。据常理推测，对1934年那次考查，记录方言声调，大概不需要摄影，但采风尤其民俗调查，拍摄照片当很有意义{#25}。
目的之三呢，刘半农可不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他最早出名是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充当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后来虽然转向做学问，成了大教授，仍然关心时政。因此，刘半农在做学术考查的同时，还考虑借机视察社会，了解民生民情。父亲与三教九流都可以交接，能与下层民众打成一片，这方面又是个好帮手。
刘半农文笔好，打算此行结束后，写几篇政论文章或文学作品，抨击地方弊政、军阀霸道、土豪劣绅为富不仁，还要议论土匪鸦片等社会问题{#26}。以前的官员对大教授都怕三分，尤其像刘半农这样的大名人，担心这个笔杆子发文章骂他们。所以，对这个小小的学术考查队恭恭敬敬，对刘大教授更是竭力恭维“呵护”。如此一来，刘半农反倒行动不自由了。
举个例子来说，那时西北一带抽鸦片成风，上至官僚权贵，下至人力车夫。考查队外出，时需乘坐人力车。常常车夫拉到中途，停车不走了，客人得在车上等很久。起先他们以为是车夫拉车拉累了，休息片刻。后来父亲下车观察，才发现车夫在过鸦片瘾。那一带的人力车都有个长长方方的车蓬，车夫停下车，躲在车篷下，泥地上一坐，拿出烟枪就抽。抽足来劲了，再继续拉车。
他们还了解到，当地部队的军费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种植鸦片和贩卖私烟。父亲跟刘半农曾经愤慨地议论，军队官府挂着禁烟查烟的牌子，实际上成了专卖局，只准他们自己做买卖。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刘半农的笔伐对象。可是他大名人随便拍照的话，惹人注目。而沈仲章小人物不起眼，可以东走西跑照相查访，搜集素材。可见，对这第三个目的，摄影也有新闻纪实之用。
令人扼腕的是，刘半农壮志未酬身先死。要不，他把那些文章加照片轰出去，有些认为刘半农斗志消退的人包括鲁迅，可能会对他重作评价。
【编者按】
以上为中华书局授权转载精彩章节 (zhbc.com.cn) ；原节选无注释，现补于下（注号与书内相同）。
【注释】
{9} 在1934年塞外考查之前，父亲已作过不少小规模采风，关注范围相当广。我脑中此刻冒出的有宗教寺院、民间文艺（包括民乐、民歌、曲艺等）、庙会集市、江湖帮派、妓赌行业……（不依系统分类）。父亲做过笔录，也尽可能拍照，可惜大都散失。以上每项，父亲都对我随口说过些情况，有详有略。
{10} 更正：此处原文为：“1934年暑期前，父亲有事外出。回到北平……”云云。我当初这么推测，是根据一张照片反面标记。现在认为，该照拍摄年份仍需细辨，“外出”与否尚未确定。
{11} 全称当为 International Camera Aktiengesellschaft，德国相机制造商（试译“国际相机股份公司”）。较正式的书面缩写为ICA AG，父亲写 ICA 。“伊卡”音译为父亲选字，不一定是通用汉译，因中国不曾正式进口该相机。参见篇后补记。
{12} 下文还将议及较具体的职责分工。有资料言，工友名梅玉。
{13} 父亲提到《大公报》《申报》等，录此供研究者参考，若查得资料告知当感激。
{14} 沈仲章为主要当事人，非常清楚有“三重目的”或“三个目的”，曾多次言及。父亲所忆这次考查的大小课题，多于有关刘半农的通行著述所言。先在此略述提纲，下文将随相关议题稍稍展开。本篇与下篇补遗所录，尚未涵盖父亲对我所述（既限于篇幅，也因记忆模糊零碎难以入文）。
{15} 冠以学术研究总题的多重设想，通行记载皆未详。本文也仅略议，细考容缓。
{16} 我有点好奇，不知当年此类项目是否必须书面申报。若有较早的文字计划，不知刘半农是只写方言调查，还是明言包括民歌民俗调查？本篇仅据当事人口述，提出思考之题，希望有志者留意。不过，申报计划有不同写法，有伸缩余地。比如，可只列“保险”（即预计必有成果的）项目，也可视情“交底”，为日后续接课题张本。但是，不管弹性多大，书写资料都有参考价值，关键在于有机解读。而有机解读，便需对照知情者所忆，包括纸面未载之情，即当事人实际怎么做。
{17} 沈仲章经手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账本，而塞北考查队全体成员都是北大全职雇员，所携仪器也来自北大文科研究所……对这两个机构，父亲所言当有据。不过经费由领队张罗，并不排除还有其他团体赞助的可能。一般来说，资助机构（不限于本篇提及）当存文件，望有志者搜索，关注合作情况。参见篇后补记，内中言及刘半农也兼职中央研究院，以前采风所获有些可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果。
{18} 比如白涤洲，从白的忆述（容另议）得到个基本印象：他专注方言调查，对其他多项课题不甚知情。不过，我须为白一辩：团队合作过程中，这种情况可能也常有。下文有些例证，对于尚处摸索阶段的项目，刘沈之间先私下商讨，未向全队仔细解释。
{19} “较劲儿”是父亲原用词。据父亲叙事口气，刘傅之间是健康的学术竞争。我听时印象，像是公开的秘密，但不知“公开”范围多大，愿闻佐证。
{20} “采风”是宽松用法，包含性相当大。我认为符合当年实情，即采集范围较宽、自由度较大。
{21} 估计对摄影这一目的，除了刘与沈，其他未携相机的队员不见得清楚。刘突然去世而沈不喜张扬，因而外界知者不多。
{22} 父亲学摄影，似乎是进北大后的事，很可能通过摄影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据父亲回忆用词，不排除可能仅是学生间习惯指称，不一定与校方登录名称一致。
{23} 关于刘半农拟归来办影展，目前我还没见到别的资料提及。希望专攻中国摄影史者，关注佐证。不过，早年比较随便，也可能仅是口头协定。又据友人传来资料，北京光社在录历史为1923年到1933年。于是我又担心，父亲回忆刘半农在1934年拟向光社汇报，是否有误？已初步想到几种可能解释，包括重振光社或重组社团。我认为，计划办划影展和向同好汇报皆当有据，团体名称另议。
{24} 即中山公园，“中央公园”是父亲用词。据资料，该公园在1928年已改名中山公园，但估计民间仍有人沿用旧称。
{25} 摄影对调查记录的重要性，现在极易理解，但当时不一定已成共识。父亲在助刘之前，已自行使用摄影作为采风手段。
{26} 回想父亲言谈，他很清楚这第三个目的。不知为何，其他同行者未多谈这一点。估计刘沈两人常议该任务，以便默契配合。父亲在不同语境提及，刘半农打算继续撰写批评时政的文章。我认为，对刘半农志向的盖棺定论，应考虑这些信息
{10} 更正：此处原文为：“1934年暑期前，父亲有事外出。回到北平……”云云。我当初这么推测，是根据一张照片反面标记。现在认为，该照拍摄年份仍需细辨，“外出”与否尚未确定。
{11} 全称当为 International Camera Aktiengesellschaft，德国相机制造商（试译“国际相机股份公司”）。较正式的书面缩写为ICA AG，父亲写 ICA 。“伊卡”音译为父亲选字，不一定是通用汉译，因中国不曾正式进口该相机。参见篇后补记。
{12} 下文还将议及较具体的职责分工。有资料言，工友名梅玉。
{13} 父亲提到《大公报》《申报》等，录此供研究者参考，若查得资料告知当感激。
{14} 沈仲章为主要当事人，非常清楚有“三重目的”或“三个目的”，曾多次言及。父亲所忆这次考查的大小课题，多于有关刘半农的通行著述所言。先在此略述提纲，下文将随相关议题稍稍展开。本篇与下篇补遗所录，尚未涵盖父亲对我所述（既限于篇幅，也因记忆模糊零碎难以入文）。
{15} 冠以学术研究总题的多重设想，通行记载皆未详。本文也仅略议，细考容缓。
{16} 我有点好奇，不知当年此类项目是否必须书面申报。若有较早的文字计划，不知刘半农是只写方言调查，还是明言包括民歌民俗调查？本篇仅据当事人口述，提出思考之题，希望有志者留意。不过，申报计划有不同写法，有伸缩余地。比如，可只列“保险”（即预计必有成果的）项目，也可视情“交底”，为日后续接课题张本。但是，不管弹性多大，书写资料都有参考价值，关键在于有机解读。而有机解读，便需对照知情者所忆，包括纸面未载之情，即当事人实际怎么做。
{17} 沈仲章经手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账本，而塞北考查队全体成员都是北大全职雇员，所携仪器也来自北大文科研究所……对这两个机构，父亲所言当有据。不过经费由领队张罗，并不排除还有其他团体赞助的可能。一般来说，资助机构（不限于本篇提及）当存文件，望有志者搜索，关注合作情况。参见篇后补记，内中言及刘半农也兼职中央研究院，以前采风所获有些可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果。
{18} 比如白涤洲，从白的忆述（容另议）得到个基本印象：他专注方言调查，对其他多项课题不甚知情。不过，我须为白一辩：团队合作过程中，这种情况可能也常有。下文有些例证，对于尚处摸索阶段的项目，刘沈之间先私下商讨，未向全队仔细解释。
{19} “较劲儿”是父亲原用词。据父亲叙事口气，刘傅之间是健康的学术竞争。我听时印象，像是公开的秘密，但不知“公开”范围多大，愿闻佐证。
{20} “采风”是宽松用法，包含性相当大。我认为符合当年实情，即采集范围较宽、自由度较大。
{21} 估计对摄影这一目的，除了刘与沈，其他未携相机的队员不见得清楚。刘突然去世而沈不喜张扬，因而外界知者不多。
{22} 父亲学摄影，似乎是进北大后的事，很可能通过摄影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据父亲回忆用词，不排除可能仅是学生间习惯指称，不一定与校方登录名称一致。
{23} 关于刘半农拟归来办影展，目前我还没见到别的资料提及。希望专攻中国摄影史者，关注佐证。不过，早年比较随便，也可能仅是口头协定。又据友人传来资料，北京光社在录历史为1923年到1933年。于是我又担心，父亲回忆刘半农在1934年拟向光社汇报，是否有误？已初步想到几种可能解释，包括重振光社或重组社团。我认为，计划办划影展和向同好汇报皆当有据，团体名称另议。
{24} 即中山公园，“中央公园”是父亲用词。据资料，该公园在1928年已改名中山公园，但估计民间仍有人沿用旧称。
{25} 摄影对调查记录的重要性，现在极易理解，但当时不一定已成共识。父亲在助刘之前，已自行使用摄影作为采风手段。
{26} 回想父亲言谈，他很清楚这第三个目的。不知为何，其他同行者未多谈这一点。估计刘沈两人常议该任务，以便默契配合。父亲在不同语境提及，刘半农打算继续撰写批评时政的文章。我认为，对刘半农志向的盖棺定论，应考虑这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