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大会战（三）
六. 武汉会战（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十月二十七日）
武汉会战是抗战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包括马当、九江、黄梅、广济、瑞昌、星子、富金山、田家镇、马头镇、万家岭、瑞安、小界岭和信阳等战斗，横跨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和浙江等省。
参战国军约一百十万，配备有三十艘战舰和二百架战机（包括苏联援华志愿空军），伤亡约四十万，主将为第九战区司令陈诚、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第一兵团司令薛岳、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第三兵团司令孙连仲和第四兵团司令李品仙等。
日本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发布《国家总动员法》，正式进入战时经济体制，同时增加三十二亿五千万日元军费，以举国之力投入战争。他们急欲在短期内速战速决消灭国军主力，逼垮国民政府，以结束对华作战，集中更多资源北进或南下。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中说，要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他说他不愿见到“帝国雄师百万受制于中国”。因此日本倾举国之力于武汉会战，据战后披露的日军文件称，“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连日本本土仅剩的东京近卫师团也随时待命准备增援武汉。
参战日军约三十五万，配备有一百二十艘战舰和三百架战机。主将为华中方面军司令畑俊六、第十一军军长冈村宁次、第二军军长东久迩宮稔彦王和第三舰队司令及川古志朗等。会战中日军伤亡约十余万。
当时国民政府虽已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还留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是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国军竭力保卫武汉，但顶不住日军的全力以赴，在各次战斗和各条战线基本上节节败退（唯一的例外大概是所谓的“万家岭大捷”，国军以十七个师围攻日军一0六师团，即以几乎十倍的优势兵力包围敌人，付出了成倍的伤亡代价，最终包围圈还是被硬生生扯破了，一0六师团被打残但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十月二十七日，武汉三镇尽失。
九江战役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九江地扼鄂赣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守住九江，即可遏制日军西进，确保武汉安全；否则西可径取武汉，南可迂回南昌、长沙，因而军事委员会部署十万大军进行防卫，但是在日军一个新编师团、一个旅团以及部分海军的进攻下，仅战斗了三天，便告失守。
此役对保卫武汉的作战影响至巨。其根本原因是：1）准备不足，所有部队仓促进入阵地，敌情不明，地形不熟；2）兵力部署缺乏纵深配置，江湖沿岸的防御多仅有一线展开，日军突破后，缺乏反击能力。
至于九江战役失败的直接原因，张发奎详细分析如下：1）交通线破坏过早，阵地未能及时完成；2）运输不良，兵站设施缺乏，粮弹之补给、伤兵之后送均难以顺利实施；3）军纪不良，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村为墟，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气；4）连络不顺，各自为政，互不相谋，不能及时互相策应、收协同之效；5）警戒疏忽；6）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军官无力掌握部下，每逢敌机袭击，多数溃散，甚至有未见敌人而溃不成军者。
在富金山战役中，宋希濂的七十一军的三十六师硬抗日军第十三师团的飞机狂炸、重炮轰击，伤亡极其惨重，坚持到第七天的时候，全师只剩下了一千多人，勉强守在主阵地上，但不管情况有多凶险，宋希濂始终只有一句话：“不许后退，狠狠地打！”
正当三十六师跟日军一寸寸死磕时，所有人都没想到，宋美龄听说部队处境困难，竟然穿着军装，带着战地慰问团冒着炮火到战壕里慰问士兵，鼓励大家奋勇杀敌。前线士兵听说第一夫人亲自来慰问，士气大振。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西安事变的关键时刻，宋美龄带着一盒梅干菜和一把手枪，去到张学良的公馆。梅干菜是带给蒋介石吃的，手枪是万一军队对她无礼，用来自我了结的。她对前来迎接她的张学良说：“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吧？”张学良答：“夫人，岂敢！”她就这样走进了张公馆，见到了被软禁了十天的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她，泪流不止：“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反而镇定，安慰道：“宁抗日，勿死敌手。” 宋美龄一再表示愿与蒋介石共生死。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第二次淞沪会战期间，宋美龄乘车前往上海前线慰劳官兵，途中突遭日本飞机扫射。因路面被战火破坏，汽车在一个急转弯处突然因一只轮胎损坏而失控，冲进一条水沟。宋美龄当即受伤昏迷，醒来后觉得走路困难，但她仍继续前往上海慰问伤兵。直到慰问结束以后，宋美龄才接受医生检查，发现摔断了肋骨。
宋美龄绝对不是圣母，但无疑有种。）
黄埔一期生、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因延误军情、失守马当而在湖南衡阳被枪毙。他是抗战中第二个被处死的中央军嫡系高级将领。
在武汉会战期间，日军还在十月十二日登陆大亚湾，十月二十一日攻陷了广州。
但是日军未能达到消灭国军主力的主要战略目标。
其实从武汉开打的那一天起，蒋介石就明白，武汉是守不住的。自抗战以来，但凡日军计划占领的城市，还没有成功防守的先例。
武汉会战的结束标志着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日军深入中国内地，战区越来越扩大，补给线越来越长，兵力不敷分配，捉襟见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泥淖，战局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日本最感棘手的长期消耗战。日本的侵华政策不得不由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他们停止了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敌后战场的“治安”维稳。日军不再提扩大占领区，也没有要攻取下一个大目标的意图。
问题是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他们所谓的“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其他地方出现了各种新势力，有来不及撤退的国军，有各色土匪，有保安团，也有形形色色的伪军，更多的是八路军的游击队。
同时，中方的情况也极不乐观。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的空军在武汉空战以后再度大伤筋骨；海军则几乎一扫而空。中国由一个沿海国家变成了内陆国家。因为失去了绝大部分至关重要的关税收入，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缩水，不得不靠一轮又一轮印钞票维持开销支出，终于导致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更严重的是全国军民的士气低落。
自抗战打响以后，全国百姓一直在以高昂的精神支持前线，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在民众的强力支持下，尽管国军损失了上百万军队，大量国土沦丧，中华民国的旗号却依然不倒。然而不管大家的情绪多么振奋，随着上海、南京、太原、徐州和武汉等一系列大城市的陷落，几乎没有一份象样的战报，偶尔几次“大捷”紧跟着的总是一败涂地，凡是誓死保卫的地方几乎都以失守告终，只有腿长擅跑的人能逃出来。连张自忠、薛岳、孙连仲那些名将都打不过日本人。如此败仗打得太多了，民众终于发生了动摇，所有人都从心底感受到刻骨的疲惫，失败的情绪无可避免地蔓延开来。
武汉失守不久后，长沙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事。
冈村宁次占领了武汉，下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就是长沙。
面对长沙的危机，蒋介石下定决心，自已守不住的东西，也不能让日军轻易拿到，如果日军打长沙，就把整座城池烧成焦土，不给冈村宁次留一点完整的东西。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组织了大批放火队，并规定如果城东的天心阁起火，就说明事情危急，大家立刻动手点火。
十一月十二号夜里，长沙城南门出现了火光。那时日军离长沙还远得很，更没有发起进攻，那火只是个普通的消防事故，但放火队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到起火就惊慌失措，以为是事先规定的信号，于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立刻四处放火。
从十二号到十四号，大火足足烧了三天三夜，在没有疏散民众的情况下，张治中烧掉了全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建筑，超过三万人死于大火之中，所有粮食布匹等毁于一旦。
七. 南昌会战（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五月九日）
南昌会战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
打完武汉会战之后，国军在华南的地盘被分为两段，北边是第五战区，西南边是第九战区，东南边是第三战区。南面两个战区的连接点是南昌，南昌不仅有重要的铁路枢纽，还有空军机场。
中方参战部队为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十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等和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等指挥的二十万人，在会战中伤亡约五万。
国军少将王禹九和中将陈安宝阵亡。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因贻误军机被“军前正法”。
日方参战部队十二万，主要为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伤亡约二万四千。
南昌会战主要围绕南昌城的保卫和反攻展开。
第一阶段日军进攻南昌。中日双方在南浔、武宁、万家埠、乐化、安义、靖安、奉新和南昌市区等地发生战斗。冈村宁次把十一军的重炮旅团都摆到了前沿，加上两个师团的炮兵，一共两百多门大、中口径火炮，直接覆盖了罗卓英的几乎全部阵地。经过几轮凶猛的炮轰，国军前沿一片混乱。紧接着日军七十六辆中型坦克、五十九辆轻型坦克，加上装甲汽车，撕开了国军防线，全速挺进。不少国军新兵看得目瞪口呆，他们连汽车都没坐过，哪里知道如何对付装甲集群。在钢铁猛兽面前，可怜的小兵只有扔掉步枪，掉头逃跑。如此高密度的装甲突击，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比德国名将古德里安（H.W.Guderian）的装甲部队“闪击战”都早了半年。罗卓英的部下辛辛苦苦挖的工事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很快就被日军甩到后面。日军轻易攻陷了南昌城。
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反攻南昌，双方在高安、奉新、大城、西山万寿宫、生米街、市汊街和璜溪等地激战，结果中方失利撤退。
南昌的失陷使江西核心区域沦陷，浙赣铁路被切断，第三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境，军事补给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日本在南中国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
八. 随枣（河南随县—湖北枣阳）会战（一九三九年五月一—二十四日）
武汉会战以后，日军停止战略攻势，转攻为守以巩固武汉及其周边占领区。
国军为牵制敌人，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在各战区发动了所谓的“四月攻势”，积极袭扰日军。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从东、西两面向平汉铁路南段进攻，压迫日军侧翼。
对此冈村宁次指挥第十一军等十一万大军，由信阳、应山、钟祥一线，向桐柏、随县、枣阳方向发动进攻，企图消灭第五战区的主力。
根据夏文运事先送来的情报，李宗仁清楚冈村宁次扫荡五战区的战略意图和兵力配备，相应地，他决定不跟日军争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且战且退，打消耗战。
于是从五月一日至十二日，日军一路高歌猛进，连克高城、天河口、枣阳、湖阳镇、新野、唐河、吴家大店、徐家店和桐柏等城镇。随着进展过快，日军的侧翼露出了缺口，弹药也快供应不上了。
李宗仁趁机调集大量援兵，从五月十三日起转守为攻，先后收复了唐河、新野、枣阳和随县等处，迫使日军退回钟祥、应山等原驻地，恢复了战前态势，随枣会战随之结束。国民政府宣布他们打胜了随枣会战。
不像先前的七次会战，国军没有溃败。
先后投入随枣会战的国军有张自忠的三十三集团军和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的二十二万人。在会战中，中方伤亡约二万五千，日方伤亡约一万三千。
九. 第一次长沙会战（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十月八日）
冈村宁次指挥发动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本称之为“湘赣会战”，似乎更名副其实）的目的是消灭国军第九战区的主力，打破第三、第五和第九战区的三面包围。日军从一开始就拟定了“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的战略方针，一句话，打完就走，不扩大占领区。日军的要害是兵力不足，力不从心，各作战方向无法进行有效策应，无法构成对中国军队的合围。日军参战部队约十万。
国军先后参战的有约二十四万部队，主将为陈诚和薛岳。
会战集中在赣北、鄂南和湘北三省接壤地区。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会战结束后，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本身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来看，因为日军消灭第九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能达到，加上中方曾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也被视为国军的胜利，尽管日军根本没有占领长沙的计划。薛岳从此被许多人誉为抗日第一名将。
不过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处长贺执圭曾总结道：“这次湘北战役，除前哨战中确曾发生激烈战斗外，其余各个主阵地和各个大部队，不是闻风遁逃，便是一触即溃。……而所谓追击、侧击等等，言追击，则始终与敌相隔一日行程；言侧击，则从未与敌人主力接触。在敌人是‘全师而退’，而我军只不过是‘送客出门’。”
会战中国军伤亡约四万，日军约四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