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院教师踊跃揭露内部矛盾
赵吉惠
兰市讯 中共西北师范学院委员会与院长办公室于5月18日、21日连续两次召开了教师分组座谈会，认真揭露学校内部的各种矛盾，并对学校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王明昭说：领导上有四怕，应让风刮到，雨下透
教育系王明昭教授发言说：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领导上还有顾虑。目前具体表现为四怕：第一，怕搞过火了。徐院长在一次教职员大会上讲话时强调要“和风细雨”，不要搞过火，但是却把“严肃认真”给丢掉了。第二，怕没有真理。这显然是低估了群众的觉悟水平。第三，怕开大会。领导上强调开小会，不教开大会，其实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大学主要要开大会。第四，怕失掉威信，将来不好做工作。我看领导上这些顾虑都是不必要的，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在于如何“放”，应让“风刮到，雨下透”。许多教师在发言中认为目前的主要顾虑是，担心把矛盾“放”出来“鸣”出来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大家希望领导上“不要怕”，应通过这次揭露矛盾，达到适当的处理与解决矛盾，改进学校的工作，把师范学院办得更好。
龚泽铣说：师院普遍存在三个主义。
历史系龚泽铣副教授说：过去开会发言多是歌功颂德，今天开会就要吹毛求疵。三个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师院普遍存在，满院飞。一个人入党后就另眼看待，所谓“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留助教过多地考虑政治条件，结果把真正的优秀学生分配到外面，如历史系曾有一个学习最好的毕业生分到内蒙去教语文(旁边有位先生补充道：还教体育)。地理系派出的留苏学生学习成绩不好，这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萨师炯说：师院办的脱离了方向，既不西北，又不师范，也非学院。
历史系主任萨师炯教授发言中说师院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党的宗派主义。他认为这是产生主要矛盾的根源。由于宗派主义的存在，许多问题都被封锁起来了。留助教、派留学生多是党员，教师出外学习、进修也是党员，政治课派研究生也准备让某位党员科长的爱人去(后来因生产没去)，工资改革中，有的党员连升好几级，非党员长期不动。第二是学校领导作风有问题。领导上待人不诚恳，不接受群众意见，喜欢听好的，怕承认错误。第三是学校的方向不明确。师院是处在西北地区的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可是事实上我们办得脱离了这个方向，形成“既不西北，又不师范，也非学院”的局面。我们学校往往是用一些生活问题的处理代替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用行政命令代替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学术研究空气很不浓厚。他说这三个问题是师院矛盾的主要根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宗派主义。学校的缺点为什么不能改呢?因为学校不愿吸取经验教训，有一位先生说的好，就是领导上背上了包袱，认为这几年来学校办的还不错，只看到了成绩，没有看到缺点，把大家的辛勤劳动揽到了自己身上，缺乏群众观点。
南国农说：有圣人风，各种报告中经常采用的公式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缺点是次要的、个别的。”
教育系南国农教授说：几年来师院一直存在着三股歪风，这是形成主要矛盾的因素。第一股歪风是特权风。这是某些党员形成的风，在某些方面表现的特别突出，如使用公共器材(电影机、照像机、摩托车)某些党员有特权，可以私人借用，而一般人是没分的。有一次，实习指导委员会要借用一下照像机，主管部门就说是“制度问题”，而党员可以拿到青海去旅行，结果摔坏了，损失了二千多元。其次表现在提拔干部上，党员提拔的快，非党员干了十多年也不提拔，有的虽然被提拔了，也是一些经常围着领导上转的人，所以群众很不满意，形成“领导所爱，群众所憎”。第二股歪风是粗暴风。一位党员负责干部来校后，把学校变成了兵营，对教师随便张口教训，常常用“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态度对待教师，使很多人感到害怕和不安。其次，学校领导对一些教学上有点问题的人，也不耐心帮助，而是加以粗暴的打击，不是降职降薪，就是停止工作，打入冷宫，或是来个“调转”，使人感到“世态冷凉”，缺乏新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第三股歪风是圣人风。某些党员把自己看成是圣人，认为自己工作中没有一点缺点或错误，各种报告中经常采用的公式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缺点是次要的、个别的。”经过反复的解释，似乎感觉不到有什么缺点了。
王硕如说：师院的党与非党之间横着一堵又高又厚的墙，统战工作是“统上而不统下”。
历史系王硕如教授在谈到师院的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指出：过去不好，现在好一些了，但是民主党派在学校究竟发生了那些作用呢?我看除传达、保证外没发挥什么作用。师院的民主党派还没有独立地位，像小孩一样。师院的党的统战工作是“统上不统下”，对民主党派的下层人士看不上，不找他们商量问题，讨论工作。王硕如教授在揭露了学校的许多矛盾之后，又着重地分析了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他认为这些矛盾主要是宗派主义造成的。由于有了宗派主义，因而在党群之间便筑起了一堵墙，这堵墙又高又厚，所以领导上对被领导者有成见，不能一视同仁。领导上认为某某先生“行”就一步登上天，认为某某先生“不行”便被打入冷宫，使人精神痛苦。领导上不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而不可辱”。
张文熊说：学校对老年知识分子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中语系讲师张文熊说：师院党的领导同志对群众批评过严，而自我批评很不够，对党员不公开批评，这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呢?他在谈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指出，解放后有些学校对老教师不重视，而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报告后，又对青年知识分子不够重视了，现在对老年知识分子批评少了，其实是有意见而不提，采取所谓“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许多先生在发言中提到，非党教师和党员特别是负责党员交不上朋友，互不了解，因而党与非党的关系越来越有距离。
郭士豪分析矛盾根源，提出四点建议。
教育系郭士豪副教授在揭露了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后，指出了党与非党关系不好、党员脱离群众，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1)工作方法不好，党的工作过于神密化，如党委会成立时，可以广泛吸收群众参加，而我们学校只请了一少部分党外人士，又如处理党员的问题也不公开。有的领导偏听偏信，片面听汇报，因而使党与群众之间有距离。(2)思想认识上没把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区别开，因而对一些问题处理的很不当。(3)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不够全面，对知识分子估计的过低。最后，郭士豪还提出了几点改进党与非党关系的意见。他认为：(1)省委应派人对学校的整风运动进行领导，搞好这次整风，解决各种矛盾。(2)有些问题应向群众公开，特别是对党员的批评处理问题更应使群众知道。(3)加强党对党员与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4)希望党委会多有几名专职的党委委员。
傅恒书说：非党干部有职有责无权，党团代替了行政。
中语系主任傅恒书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说党与非党知识分子接触中存在着两怕。党员怕知识分子复杂，说话不方便。党外知识分子怕一句话说不对头，来个运动再整一下。因此就形成了一堵墙，这堵墙越筑越高、越垒越厚。第二是非党干部的有职有责有权问题。非党干部有了职，也尽了责(出了问题还要负责)，就是无权。我是担任系领导工作的，但对有些事情没权过问，使我很苦恼，一年前关于毕业生分配、留助教、学生休学、退学等事情的处理，有些是我不知道的，也不和我联系。第三是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领导上强调系里要全面负责，但是工作有困难，党团代替了行政，使行政被动，工作不安。党团员犯错误由组织个别处理，不通过行政，好像有“治外法权”。学生工作除了学生科之外，又插入了个团委会，我校团委会变成了独立王国，团干涉行政的情况，差不多每天都可以碰到。
杨少松说：肃反工作中存在着三个坏主义。
许多教师谈到了师院的肃反问题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有问题。教育系杨少松教授说：师院的肃反工作中存在着三个坏主义，在确定肃反重点上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善后工作的处理上有宗派主义。某位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在肃反中犯了错误，不但没给处分，反而提了级。这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王明昭教授补充道：师院肃反工作中，领导上错误的运用了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公式，犯了主观主义。许多先生都指出某位负责肃反工作的党员在肃反中态度非常粗暴，在未定案之前，先给人扣上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有的甚至在报告中说出一些威胁人的话，使好些人都害起怕来，日夜不安。
来源：《甘肃日报》1957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