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天一览楼》07章 (9) 出售“四社”

谁才是人生的编剧和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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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章 三房一子 崔开元成长岁月(9) 出售“四社”

崔家的家境真正好起来,是从崔叔仙退出“四社”后办实业开始。要说发达,那要等到仁社成立之后了。然而,我要先下个定义,祖父一生中曾经很富裕,但他的富裕有个特点,叫作“千金散尽还复来”,只用前四个字就更贴切了。

1984年,崔哥到上海美领馆办签证,住在衡山路永嘉新村的周奇家,他比我父亲年长,是祖父当年的大管家周文的儿子。他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可见爷爷散财的手笔有多大。

说的是在上海期间,崔家住在一栋洋楼里。爷爷当时也加入了洪帮,有个洪帮山主不知为何落了难,带着家眷到上海租界躲避,找到爷爷帮忙。爷爷二话不说,马上设宴款待。晚餐后,安排客人入房休息,上楼前,他对客人们说:“请放心,我会安排好一切。”

客人说了谢谢,就歇息下来,也没多想。

次日清晨,客人起床洗漱完下楼,佣人已做好早餐,请他们吃早饭。他说:“不急,等我叔仙兄弟起来一起吃。”

佣人平静地告诉他:“你们不必等了,崔经理一家昨天晚上就走了。”

“啊?”客人没想到崔叔仙会离开,以为他会和他们一起用早餐,聊一聊接下来的安排。怎么就这样把他们扔在家里不管?心中免不了疑惑。

佣人接着说:“崔处长走之前,给你留了一封信,就在这里。”

他打开信一看,吓一跳。崔家人确实走了,而且再也不回来了,这栋房子和房子里的所有家具、陈设、用品,连同两名佣人,崔叔仙都送给他们了,不需要一分钱!

说实话,这个故事就是编成小说,也该归于传奇一类,我不太相信。

我后来回高邮时,问祖父这个故事是否属实,他轻描淡写地说:“嗯!记得是有这么一回事。这个人叫刘芳雄,他后来帮了我很大的忙。送一栋房而已,合算的!”

我叫一个恨呐!只恨出生太晚。

扯远了。这个刘芳雄,我在此书第十一章的第五节还会提到。现在回过头来讲祖父办报的事。

崔叔仙担任“四社”总发行主任以后,不但接触了许多当时的上层军政人物,同时也将触角伸进了文化艺术界。他通过办报和青红帮会的活动,结识了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丰子恺,潘洁兹等书画界的朋友,当然和于右任,吴稚晖等人的往来也一直没有断过。这期间,他还认识了也是苏北来的戈公振,他刚从莫斯科归国,崔叔仙邀请他担任《时事新报》的编辑,兼社论特约主笔。

这个戈公振是一位左翼作家,他每发社论,无不严苛抨击时政,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尤为态度激烈。张竹平以及崔叔仙本人,也都主张积极抗日。

蒋介石委派自己的把兄弟黃郛,到北平和日本人谈判求和。“四社”的报纸都刊登消息并大骂黄郛。黃郛见到报纸上骂他是卖国贼,又恼又怒,忙不迭跑回南京,找到蒋介石哭诉,说他再也不想到北平去了。

坏了我的大事,这还得了!蒋介石下令封闭“四社”。手下接到命令,杀气腾腾地奔到上海,但来了一看就灰溜溜地返回报告说:“委员长,这个‘四社’我们封不了,因为两个头目都是青帮‘通’字辈大佬,而且他们在租界里,明的暗的都不好弄。”

要真是没办法弄,委员长就白当了。蒋介石让杜月笙出马。

杜月笙当然是左右为难,一边是两个爷叔,风头正劲,不能得罪;一边是党国元首,不可违抗。

杜月笙想了又想,最后想得一个主意。他跑到南京,建议南京政府花钱消灾,把“四社”买下来。蒋介石问他,如何让张、崔二人同意出售“四社”,他一拍胸脯:“这个我有办法!”

杜月笙亲自来到爱多亚路的“四社”总部拜访,见面就送大礼。送给张竹平一幅董其昌的山水画,外加米万钟的一件条幅。送给崔叔仙两件皮货大衣,一件是紫貂,一件是银狐。其中紫貂大衣尤为珍贵,可说是稀世珍宝。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这里的貂皮指的就是紫貂皮。即使到今天,紫貂皮仍然贵重,历史上有好几次,人们试图人工养殖紫貂,都没成功。平日见到的野生紫貂的皮毛并不是紫色,而是发红色或棕色,腹部还多有杂色毛,其实属于紫貂的亚种。真正的紫貂本该通体紫色,且无杂毛。只可惜,这种紫貂早就绝种,到了民国时期,只剩两件纯紫色的貂皮大衣传世,都在东北张大帅的手上。

“九一八”以后,灰头土脸的张学良引咎辞职,悄悄地来到上海避风头,住在福煦路181号。这是杜月笙的房子,杜月笙不仅接待了正走霉运的张少帅,还费尽心机,帮张少帅戒掉了毒瘾。张学良为表感谢,将他仅有的两件紫貂大衣中的一件送给了杜月笙。杜老板为了摆平这次“四社”的交易,转手赠给了崔叔仙。

这些东西都是稀罕物,杜老板这番出手,不用问就知道必有大事。

果然,杜老板说:“两位爷叔!我就明说吧,财政部看中了你们的四社,想把它们买下来归为国有。怕你们不愿意卖,就让我过来说情,还请爷叔卖我个情面。至于收购价格,请放心,我会和财政部那边谈妥,一定保证两位满意。不急的,请两位爷叔考虑几天,下礼拜我再来。”

杜月笙虽是他们的晚辈,但在上海,他已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张竹平和崔叔仙都十分清楚,若不是顾及青帮中的辈分,杜老板不需要这般小心谨慎,给足了他们面子。反过来想想,杜老板自身的面子好像也不能违。

怎么办为好呢?二人商量一阵子也没有结果。正在这时,传来了坏消息,同样批评政府不抵抗的《申报》董事长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枪杀。又过了两天,他们“四社”所属《时事新报》的编辑戈公振突然爆病而亡。显然,这都是杜月笙在给他们施加压力。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只能同意将“四社”售出。

财政部送来六万块,同时派王镂冰和崔唯吾二人接管了“四社”。

张竹平和崔叔仙什么都没了,“穷”得就剩下六万块钱了。没办法,就玩钱吧。

他们仍然合作,在江西中路买了一处办公楼,开办协丰矿行,向湖南响水口的锡矿等矿山投资,同时开办上海木器公司,崔叔仙任经理。他们后来又成立了上海经济合作社,投身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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