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1期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第一次把民主与科学尊称为 “德先生”与 “赛先生”，他在文章中写道：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道德上一切的黑暗。”四个月之后，这一启蒙号角汇入 “五四”运动的喧嚣高潮，并对之后一个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讲述五四时期两位新青年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的故事。主人公之一许元启（右）是我家世交长辈，在家里留下的一些纪念文章中均提到另一位主人公应修人的名字，因此查找了相关资料遂成此文。
应修人，原名应麟德、字修士，1900年出生于浙江慈溪县，14岁小学毕业后，迫于生计去上海福源钱庄作学徒。学业虽然中断，但并没有影响他对读书的渴求。他将平日里节省下的钱大部分用于购书，三年学徒期满时已经收藏了近300本。应修人将这些书集中放在一个大木箱里，上书“修人书箱”四字，供同仁借阅。1920年下半年应修人来到中国棉业银行任出纳股主任，他发现银行不少青年职员都喜欢读书，便倡议大家把书集中起来、互通有无。在应修人的组织下，大家分工协作，起草规章制度，于1921年5月1日成立了互助团通信图书馆及内部组织图书馆共进会。其藏书多为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出版物，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晨报》副刊，以及鲁迅的《呐喊》等。随着藏书增加、读者增多，应修人等人决定将藏书对外开放，在天津路44号成立了上海通信图书馆，后迁至宝山路三德里。
上通图以“使得无产者有得书看”为宗旨，不收费用、不要担保，读者只需交付邮费即可通信借书，共进会会员则需缴纳会费，作为购书及馆务之用，不少著名作家及社会活动家如恽代英、杨贤江、郭沫若、潘汉年、郁达夫、郑振铎、叶圣陶、钱俊瑞、楼适夷等也纷纷加盟。为联系读者和便利通信借书，1925年8月起出版《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还多次编印《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总共出版了18期。读者群由上海逐渐扩大到国内20多个省市，并远及日本、美国、法国等地，至1928年馆藏图书由创办时的138种增加到5000余种、读者达到二、三千人。上通图成为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进步图书馆，应修人因此成为上海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驱。直到1929年被当局查封后，改建为上海第一个由政府兴办的公共图书馆——市立流通图书馆。
受新文学新思潮的影响，应修人从1920年开始即在《少年中国》《学灯》和《晨报》副刊上发表新诗作品，他的诗作《妹妹你是水》是这一时期爱情诗歌的代表作品。应修人与已在诗坛上崭露头角的汪静之通信并结为诗友，1922年三、四月之交他请假来到杭州，与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结伴春游，畅谈爱情和理想、自由和心灵，流觞曲水间引为知己。应修人将四人诗歌汇编成集《湖畔》后自筹资金出版，在诗集的扉页上流下了这样的诗句：“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从此中国第一个新诗社团——"湖畔诗社"在西子湖畔诞生。次年12月诗社又出版了《春的歌集》，"湖畔四诗人"的格局也由此在诗坛确立，并被称为中国的 “湖畔派”诗人，全盛期的湖畔诗社还有魏金枝、谢旦如、楼建南等人加入。
“湖畔派”原指19世纪英国的William Wordswort、Samuel Taylor Coleridge、Robert Southey三位浪漫主义诗人所形成的诗歌流派，中国湖畔派诗人的诗歌与英国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其最有特色的是歌颂爱情的诗歌。他们的作品表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刚刚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青少年对美好自然的向往和对幸福爱情的憧憬，独具一种单纯、清新、质朴的美，在当时曾引起较大反响，并成为中国现代爱情诗歌的重要源头。鲁迅评价湖畔诗社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朱自清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 1925年 “五卅运动”之后，因各人思想变迁，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历时三年多的湖畔诗社便不复存在。应修人从1920年开始发表第一首诗《你怕冷么》，到1928年写出最后一首诗《在莫斯科》，八年间共存留下来107首诗。
1925年应修人加入中共，1927年11月来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应修人在苏联结识了同样喜爱诗歌的女青年丁岚，二人于1928年结为连理。1930年应修人回到上海，先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秘书处地下油印科、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治局工作。重返上海不久，热爱文学的应修人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左联。他重新拿起笔，以笔名丁休人创作了以苏区为背景的童话《旗帜的故事》及《金宝塔和银宝塔》。应修人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经常需要接触一些进步文化人，其中包括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并已蜚声文坛的左翼女作家丁玲。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其位于上海虹口区昆山花园路7号的寓所中突遭绑架，成为轰动一时的 “丁玲事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潘梓年。
不知情的应修人当天因工作之约来到丁玲寓所，遭遇埋伏，激烈搏斗中从高楼越窗跳下，舍身取义，年仅33岁，场面极其悲壮惨烈。应修人离世后，妻子在他的长衫口袋里发现了一首小诗，最后几行是：“纵然天地一起塌碎，可是从这败墟之内，依然有我的爱火纷飞！” 诗人的浪漫和革命者的冷峻在应修人身上既矛盾又和谐，大约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另几位湖畔派诗人的结局各不相同，潘漠华和冯雪峰同应修人一样参加革命，潘漠华1933年底被人出卖入狱，次年被折磨致死；冯雪峰1957年被划成右派，1976年大年初一含冤而逝。只有汪静之是个例外，他20岁时通过两部诗集成名，前30年作教授、后30年隐姓埋名，躲过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94岁时出版了最后的诗集即驾鹤西去，为湖畔派画上了句号。图为1982年出版的《修人集》封面，以及书中收录的应修人手迹。
许元启，字启民，1889年出生于上海嘉定南翔，1916年毕业于黄炎培创办的浦东中学，获得奖学金资助后1917年秋考入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本科，1919年转入机械科，学号719。唐山是一个中等工业城市，校风严谨朴实、学生刻苦读书。五四运动时期全国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潮流高涨，唐校风气也随时代变化。许元启在大学期间喜欢阅读课外书籍，订阅并传播《新青年》，在同学中间开展关于白话文、旧礼教、科学方法、社会主义、人生观的讨论。五四运动前一个月，他和同学们一起主办手抄墙报《新报周刊》，内容包括对学校的建议、小品白话文、科学问答等。在五四运动中，许元启积极参加学生救国团的各项活动，担任学生会副主席，编印学生报纸《救国报》。许元启还与国民党元老、唐校国文教员吴稚晖等人一起开办注音字母研习所，亲自编写教材，在工农中推广平民教育，最多时全市成立了27个研习所。
许元启还曾加入李大钊领导组织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北大学生一同深入工人群众调查，写成《唐山劳动状况》调查报告在1920年5月1日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发表。《救国报》被迫停刊后，许元启与jiw1同学一起共同组建进步社团“人社”、创办《科学的唐山》半月刊。其文稿全部出自人社社员之手，以科普文章和译稿为主。该刊物1920年3月创刊后办得很有声势，北京《晨报》与《新青年》均有报道。1921年交通大学成立后，许元启来到沪校任教，曾在当时的《民国日报》上主办《唐山潮声》副刊，声援唐山开滦五矿的工人大罢工及母校的学生运动。他也因此被交大沪校辞退，不久应聘到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就职。许元启曾于1952年5月5日在《唐院快报》上发表《“五四”前后回忆》一文，记述这一段历史。
1926-1929年间，许元启积极参与上通图的活动，很快成为图书馆共进会的骨干并因此结识了应修人，二人的生活轨迹从此产生交集。许元启在1926年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文章《人日》中写道： “在六年前，在唐山有一个小小的组织产生，叫做人社，他们说， ‘人’是应该求 ‘生存’，因 ‘生存’而 ‘博爱’，因 ‘博爱’而 ‘服务’（To Live，To Love，To Serve——，他们努力的修养，担当社会服务，采用科学的精神，宣传科学的福音，去救自己，救人们。到现在我又找到了！找到一个小团体，他也无形中充满这种精神，就是要求 ‘生存’ ‘博爱’和 ‘服务’。虽然只有五年，而他的成绩，已经很可看见。在此不得不说是一个小小的成绩，是努力的结果。这就是在五年前 ‘人日’（注：即五一节）—— 产生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
如同图书馆的名称一样，许应二人的友谊始于通信，他们在信中经常讨论上通图月报、图书分类法及其他问题。二人虽然性格和经历不同，但志同道合，都钟情于修身利人、启蒙民众的图书馆工作，因此很快成为好友。应修人在1926年4月26日给许元启的信中写道： “我想早一天见你是一天呢，咱们俩是不是还没会过面？你在杭州正好，你去湖边细认吧，或者还留得我四年前的旧影呢。” 两天后许在回信中说：“我刚刚在闸口白塔岭驾涛仙馆的草亭里草就了给你的一封信，现在回来又接到你的来信。多少快活呀！这样的友谊，我觉得特别，而极有趣味。” 应修人认为当时流行的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因此以汉字拉丁化拼音组织作者号，自编了新的图书分类法。在许元启的协助下这一分类法得以完善，并于1929年经新书推荐社修订，正式定名为《S.T.T.图书分类法》。
1927年 “四一二”政变后，上通图成员中的中共党员大多去外地参加武装斗争或转入地下工作，图书馆馆务受到影响，许元启此时出面召集愿尽义务的成员轮流值班，使得日常工作正常运行，并将每月薪水的一半捐给上通图。他后来回忆： “当时自己晚上去上通图值班，进行编目等工作，相当劳累，但感到这是在做有益于社会的事，内心甚觉安乐。”1933年日军入侵冀东，交大唐院被迫南迁上海，借用沪校房舍住宿上课，直到下半年战事停止，唐院师生才离沪北返。这期间许元启参加了许多唐院校友会的活动， “丁玲事件”及应修人遇难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对于挚友的猝然离世，后来许元启在自传中写道： “修人同志给予我志愿参加革命组织的机会，在被派往武汉为企业安装机器时我又目睹收回英租界的巨大胜利，但软弱的心情终使我当时没有决心投身革命事业”，其追悔与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1935年夏许元启应赵祖康之邀到南京工作一年，次年经唐山时代的好友朱泰信大力促成，许元启回到母校教书，之后与朱泰信在唐院共事六年。许元启为人谦和、沉稳谨慎，朱泰信则年壮气锐、锋芒毕露，二人属互补性格。在日军全面侵华期间，许朱二人与老教授及南方校友们一起，在母校辗转南迁复课的历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42年左右，因校内的派系矛盾及学生风潮，朱许二人先后离开唐院另谋高就。1920年代运营上通图的经历使得许元启对于图书馆事业产生了极大热情，1940年代末，当时在国民资源委员会工作的许元启主持编写 “全国工矿器材统一名称分类编号”，在编写过程中采用了他早年与应修人共同创建的 “S.T.T.图书分类法”，对于仓储材料的调拨统计十分有用，S. T. T是上海通信图书馆国语罗马拼音的缩写
许元启的子女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父亲和校友一起通过校友会，频繁地在校友之间活动，发起募捐复校的经费，并带头将亚细亚火油公司提前发给的一笔养老金7000元全部捐献给母校复课之用，给全家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不得不由母亲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母亲摆起苏州小吃摊，每天起早贪黑擀数十斤面条、包数十斤粽子，深夜在桐油灯下为全家做鞋缝衣，勉强糊口。流亡师生如有患病，父亲还让母亲为之熬药护理，或于周末做些南方菜肴，为师生改善伙食，当时父母亲把全部心血献给了唐院，为复校作出了无私的贡献。”1949年中共建政后，许元启还将其父珍藏多年的两箱字画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解放日报》曾登报表彰。
唐院图书馆成立于1907年4月，第一任图书馆主任为清华学校首批学生、也是我家的老邻居江秀炳先生。1937年学校南迁时，唐院校园被日军占领，大批图书资料无法带走，由江先生留守保管。他在唐山与伪政权斡旋并四处奔走呼号，将学校的宝贵财产保留了下来。与此同时，学校在南迁途中陆续添置了一些教学急需的图书资料，1938年3月成立了图书馆，许元启担任主任，他想方设法购置、动员捐赠各类图书资料万余册，尽力保障战时教育所需，因此在非常年代出现了南北两位图书室主任的情形。在江先生担任主任期间，唐院图书馆采用了《四部》分类法、《桂质柏分类大全》、《江秀炳社科分类法》、《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工程图书分类法》，对于古籍、科技、社科及中外文图书进行不同分类。图为老唐院图书馆，毁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1952年许元启回到母校任教授，他于1954年继江秀炳之后出任学校图书馆馆长直到1965年退休。1950年代苏联专家向许元启推荐了《苏联铁道运输技术图书分类法》，他比较了几种国外的图书分类法，并与馆内同仁反复商讨，决定从1958年开始采用这一分类法。从而结束了多年来中、日、俄、西文图书使用不同分类法的历史，直到1982年改成《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多年来许元启一直孜孜不倦地钻研图书馆学理论，他认为开架借阅和资源共享是现代化图书管理的两大特征。在许元启的倡导和努力下，唐院图书馆在全国高校中最早实行开架制度。从1960年起，唐院又与北京各主要图书馆协作编制联合目录，为实现馆际互借和资源共享打下了基础，可谓开风气之先，特别是在没有电脑的半个多世纪前更显得难能可贵。文革中与大多数老知识分子一样，许元启受到冲击和不公正待遇，于1972年病逝，结束了他务实而丰富的一生。
近世中国，百年沧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新旧思想和文化交替变换的大时代里，本文主人公以及相关人物怀有各自不同的政治信仰与救国理念，但他们均秉承修齐治平的君子之道和家国情怀，在旧传统向新时代过渡期间维系着文化的传承。为此他们殚精竭力、忍辱负重、散尽家财乃至献出生命。这大约就是近年来坊间流传的所谓“民国范儿”，即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并注入了新时代元素的士大夫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那是令人怀念的一段传奇和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今的时代已经很稀缺了。
原稿：2017年5月 修改：2023年11月
【注】本文原稿被《唐院春秋》公众号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