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失学少年
转眼到了小学毕业。这期间先是外婆因是地主被遣返农村，我失去了家庭的依托，住进寄宿学校。然后父母也被党指派得不知去向，只有每月寄到的伙食费，还表明我不是孤儿。文化革命三年级时就开始了，我和十来个住校的孩子在已不上课的学校晃荡到小学毕业，实在呆不下去了，才照著老师画的路线图，坐火车，倒汽车，换轮船，优哉游哉，在等车的空闲看了好几场红卫兵宣传队的街头演出， 居然没被一火车拉到成都去。一路逍遥找到父母工作单位。第一眼看到几年未谋面的妈妈时，妈妈正在扫厕所。
这才知道自己是右派子女。
要说呢，这小镇也不止我一个地富反坏右子女，可谁都没我这个右派子女的待遇完全彻底。在母亲当右派以前，父亲曾是县里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那所中学，虽不象成都、重庆的名牌高中那样批量生产进清华北大等一流大学的学生，也年年没放过空。不少赤著脚走进那所中学的农家子弟，六年后进大学时，已是英姿勃发，才气冲天。而这这小镇上的中学，学生怎样进来，还怎样出去， 有一、二个考上本县师范学校，就是文曲星下凡了。所以父亲从不知低眉顺眼为何物；母亲更是摆出一副随时都要跟欺负她的人决斗的架势。两个人在这势利的小镇是异物，咯得日子顺溜的人-- 除各级当官的外，还有商店里卖柴米油盐肉糖的，居民委员会发粮票布票的，都不舒服，琢磨著拿掉右派分子的臭架子。
那时候读初中不用考，报名就上。可学校偏不收我。几万人的小镇，二百多个小学毕业生， 就我一个放了单。十二、三的年龄，心里寂寞得长了草。
父母教育我坚信，这只是因为红太阳的光辉没有照到这偏僻的角落。报纸上也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说不教育呀！所以心里依然充满阳光。可心中的阳光敌不住现实的冷酷。每每和夥伴们正跳着橡皮筋，铛、铛上课钟一响，夥伴们顿时跑得无踪无影，留下孤零零的我，和被打了七寸的蛇一样委顿于地的橡皮绳。于是琢磨要为自己争取点什么。
我去找中学革委会杨主任，请求接受革命教育。杨主任的寝室在他办公室里头，我就在他办公室等著。主任刚吃了午饭回来，显然不想和一个小女孩谈话，他说教室已经满了，课桌课本都没有了，不能再收学生了。
“如果我找到了有空位的教室，自己准备课桌教科书，是不是就可以上学了？”我问。
主任午觉困上来了，不愿跟我纠缠，敷衍说：“行，你弄来再说吧！”
我高兴极了。回家就张罗。写信请重庆的表姨寄来了全套教科书，又打听到一个老师班上还有三个空位。万事俱备，又来到杨主任办公室等著。杨主任打著饱嗝回来，对笑脸相迎的我扔下句话：上班再谈！砰的一声关门睡午觉去了。我那时心里阳光灿烂，也不气馁，高高兴兴坐在隔壁教室等著。
课桌上历年中学生们留下的桌面文学，便使二个小时的等待充满乐趣：
“来是COME去是GO；你的FATHER就是我。冷是COLD，热是HOT；姨妈舅 娘都是AUNT！！”第六中学学生的英语口诀。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受挫折的红卫兵头头的心底呼唤。
“桂林山水甲天下，六中山水赛桂林。”爱校至深，写诗呢！
“苏老师，我爱您！”师生恋呀。
我读得不亦乐乎。觉得也应该为这桌面文学史做些贡献，先提笔写下：“我要读书。”一歪头，觉得这太没文采。于是写下生平第一首诗：“下定决心要上学，不怕牺牲找主任，排除万难等到底，争取胜利读书去！”
正绞尽脑汁琢磨继续充实桌面文学，杨主任午觉醒了。他想过味儿来我是谁的女儿，绷著脸跟我讲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道理“农村中还有很多贫下中农子女没读书，怎么轮得到你？”十三岁的孩子哪见过这阵势？排除万难的决心顿时碎为斋粉。
书是铁定念不成了。鲜活的生命才开始了十三年，且得想些办法才能打发出去。常听父母讲他们的大学同学的孩子们谁谁在学吹笛子，谁谁在拉手风琴。那我也学样乐器吧！
在百货商店转来转去，觉得口琴还在咱经济范围之内。就看上那支上海制造，铮亮镀铬的外壳，配上翡翠绿有机玻璃的里子，爱得不行。口琴三块二毛五一支。那时父母只领基本工资，存款全被革委会冻结在银行里，一家六口，外婆带著五岁的妹妹在千里之外的农村，一岁大的弟弟在十几里外的奶妈家。 一共六七十块钱扯成三处花，口琴实在是个奢侈品。
我决定自己挣钱买。那时重庆的水泥厂收购河沙。冬季枯水期长江边裸露出大片沙滩，筛去泥块和卵石，挑到驳船上，一百斤一块钱。这成为小镇无业居民的财源。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无业居民大军。
以我的气力，每天最多挣五毛钱。第一天磨破了手，第二天磨破了肩。第三天，嘿，窍门来了。沙堆已经堆得山一样高。我从远处挑来两筐沙，在沙堆后面歇了，一副累瘫了的样子，趁人不注意，从过了称的沙堆上包一头巾放回筐子里 -- 这不是我的发明，跟大人们学的。沙死沉，一包十几斤，三四次就够了。再咬紧牙挪到沙堆前过称，一天能挣一块多。当天就让父母看出叽跷。父亲说，若兰不简单哪，能挑一百二十斤走五里路，挑上这桶水在院里走几圈显一显？我明白父母厉害，十多年来不知修理过多少蔫坏的中学生，只好从实招来。父亲说：你这孩子，一眨眼一个主意，还不被裹坏了？不要去了。
买口琴的计划不能半途而废。我马上找到另一个挣钱的门路，供销社收购樟树籽，一毛钱一斤。我废寝忘食地在校园转悠，草丛里扒，石缝里抠，三天以后终于大功告成，收集了10来斤树籽。迫不及待到收购站卖钱，但树籽没干透，拒收。在这又湿又冷的冬天，哪能等得到它干透？马上回家放锅里炒，炒干了-- 也炒熟了，马不停蹄又去收购站。大妈说：姑娘，樟树籽是收来做种子的。烤干的我们不能收，瞧瞧，还是热的。这大妈真事儿多！摊一摊不就凉了吗？我拐过街口，在地上摊凉了，转身就卖给了另一家收购站。 那时我既没种过地，又没学过常识，更没读过越王勾践把煮熟的种子送给吴国，让吴国颗粒无收的故事，对‘炒干的’和‘种籽’有什么联系，朦朦懂懂。天知道那几千粒树籽给撒到哪块地里了。这事儿到现在还蒙著父母，要知道了还不要我立马退钱？现在常想，我本是个精力无穷的坏孩子，幸好有个能明辨是非善恶的父母，管著我这也不准、那也不准。要不肯定让当时的风气熏熟了，和那些树籽一样，早就霉烂了。
口琴终于买到手了，我吹了个头昏脑胀。
简单的口琴不能宣泄精力的千分之一。又跑到弟弟的奶妈家打发日子。奶爹是个生产队长，有用报纸糊墙壁的特权。我象进了“芝麻开门”的咒语打开的宝库，顺著墙壁，从堂屋读到猪圈，从门背后读到屋顶，跟当年在解放军西南医院一样，海吃海塞。我知道了彭德怀战功绝卓，看到了王光美雍容端庄。尤其是对苏共的‘九评’，写得真精彩，看了好几遍。
求知欲一旦被激活，就一发不可收拾。我找出那套课本，正儿八经学起来。语文政治课本是不稀罕读了，远没有那些旧报纸带劲。工基农基(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 -- 就是数理化)并不好啃。读到加速度时卡了壳。一位老师看我在楼道做饭时，拧眉撅嘴地念叨‘加速度的单位是每秒每秒厘米’，动了恻隐之心：“我明天讲加速度，若兰来听听罢。”
明知教室是我的禁区，可我实在欲火难抑。从食堂端了只凳子，坐在最后一排听。十多分钟后就懂了。那时真是个阳光少年，一个微笑就使我感觉云开雾散。迎著老师赞许的眼光，我积极举手发言，欢腾雀跃。刚下课，食堂刘师傅气汹汹闯进教室：“谁把食堂凳子搬走了？” 我嚅嗫著说：“本来先去了你办公室，想征得了你同意再搬，可是你不在。” 刘师傅抡起一巴掌扇过来，打得我眼冒金星。
父母疯了一样上上下下找人讨说法。一个大男人动手打十三岁小女孩，这人还讲廉耻吗？这世道还有公义吗？
父母的行为，被视为向无产阶级的猖狂反扑。杨主任说，刘师傅是工人阶级，打了一个右派子女，又怎样呢？刘师傅的话更是气势磅礴：“书香门第的大小姐，竟不能进初中了，怎能不丧心病狂！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我们工人阶级才有了今天，真是扬眉吐气！”
多年后我看电影<<流浪者>>，里边流氓头子的幸灾乐祸“大法官的儿子，生在阴沟里了！”和刘师傅的话共鸣，震得我心头痛。那流氓头子和大法官算是有个人恩怨。可我那知书识礼的祖上与刘师傅祖上在地理上相差十万八千里，根本不相干。刘师傅的刻骨仇恨从何而来？那个愚昧的年代，把人们心底最邪恶的东西 -- 仇恨、妒嫉挑动起来，在人群中绞杀得血肉横飞。
正当斗争父母的全镇批判大会锣紧鼓密的筹备著时，刘师傅因过江走亲戚，船翻落水。也是奇了，全船300多人，老弱病孕全救上来了，唯独能来回横渡长江的刘师傅和他五岁的儿子，连尸首都没捞著。留下四个女儿和她们的寡母。
批斗大会于是奄旗息鼓。父母这才缓过气来，安抚惊弓之鸟一样的女儿。那个年代不讲宽恕，所以父母拒绝原谅已随水漂去的刘师傅。他们说：“若兰，你都看到了，当世道太黑暗时，上帝就站出来了。你不要丧失信心，社会不会老是这个样子的！”父母一辈子崇尚科学，到现在还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为了挽住幼小的女儿绝望、沉沦的心灵，他们只好祭出了上帝的旗帜。
半年后，父亲被发配贵川交界的山区，一个连半导体收音机都收不到信号的闭塞之地，我决意和他同去 -- 恨透了这势利的小镇。也是因祸得福，和他同去的， 还有县里最好的英语、语文、和政治教师，一群和无产阶级离心离德的异己份子。一个孩子身体和心灵成长需要的营养之泉，断断续续，点点滴滴，总算没有彻底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