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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也认识到了这个“相持阶段”的问题，当然是不愿意陷进这个什么“相持阶段”的，因为“相持阶段”之后自然就是人家反攻了，不过先不去想它就是了，现在就在“相持阶段”的泥坑里打滚胡混算了。
日军陆军在1937年7月借“卢沟桥事变”之际出兵华北，意图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结果是越打越大彻底陷了进去。1938年6月展开所谓的“武汉攻略”，也是意图逼迫中国政府对日屈服和谈，“要努力因势利导，重新调整日华关系，及时结束这次事变。”
武汉会战期间蒋委员长确实和日方展开了和谈，但是日方的条件还是要殖民中国，而且条件之一是蒋委员长下台，蒋委员长当然不同意蒋委员长下台的条件，如此就接着打，不过日方也捞着了汪精卫这条大鱼。
日军攻占武汉、广州之后，预期的中国政府屈服却没有来到，“中国问题”是越搞越乱套，可是日军陆军却要转向了，因为陆军“预料到不久国际形势将会发生巨大变化……不得已要同苏联作战”，于是“着手研究和制定充实北方军备的计划。”
1938年12月25日，日军陆军和海军展开座谈，“强调应优先扩充对苏的陆军军备，要求海军予以同意。”而海军根本就不同意，“认为陆军的动向极为危险。”
海军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说是“不得已要同苏联作战”，其实就是自己去找事儿，如同现在的中国问题一样，况且中国的军事实力如何能与苏联相比？
海军就是抠门！不就是跟他们商量要几个钱吗？至于这么不开眼吗？不过海军的意见是海军他们自己的，咱们陆军也不是海军的下属单位，继续搞！如此陆军自己准备扩军计划，准备在1942年完成65个师团、164个航空中队的战争总兵力建设。
而现在师团是34个、航空中队96个，几乎都要翻番，这他娘的花钱肯定也要翻番是不是？算盘打了一圈，算出来了，第一年就要18亿日元。
18亿元？一听到这个数字，陆军部就是一阵大乱，主官、参谋四处乱跑，是拦也拦不住。1939年对华战费是21亿3千3百万元，其中不到7亿是“由现地支付”的，也就是以战养战的“成果”，剩下的14亿多、15亿都是日本政府掏出的真金白银，这已经是把嘴吊起来才凑出来了，这又要18亿元？！这就是让天皇一家天天啃窝头也省不出来啊！
海军那帮王八犊子也不给分担点儿，一门心思造那个什么破“大和”号，唉，陆军省思来想去没办法，还是得靠自己，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现在“派遣”到中国的部队是85万人，只能缩减缩减去应付应付参谋本部那个什么对苏作战计划吧。陆军省灯火通明算盘打了好几夜，计划到1939年底缩减在华兵力到70万、1940年底到50万人、1941年底到40万人。
现在对华作战兵力是85万都不能结束“中国事件”，三年后要减到一半还要拐弯儿，如此就能解决“中国事件”啦？！
唉，先不管他，无论如何先把钱要到手再说。按照1940年在华兵力缩减到50万，陆军省合计了半年终于拿出来1940年预算，60亿日元。
60亿日元这不可能！想也不用想，大藏省肯定拿不出来！陆军省自己就否决了自己预算，减去6亿，54亿，这是底线！“这是一个完全不包括预备量的极老实的全面累计的数字。”——让大藏省去批！
大藏省一看就火了，“拿去7月4日的内阁讨论，什么都还由着你们了。”
内阁管不了陆军更变不出钱来，只好踢皮球，“你们大藏省和海陆军直接讨论。”
大藏省非常抵触，就是不想讨论，结果11月28日的预算阁议未能召开。
不开不行！再不来开会就抓过来！陆军省火大了，12月7日夜参谋本部、陆军省、大藏省召开了预算阁议，会前大藏省透了一下风，54亿不行，砍去10亿，只给44亿。
一开会陆军省就傻眼了，参谋本部变卦了，原先同意陆军省缩减在华兵力到40万的计划，而现在参谋本部不同意了，要维持85万的在华兵力！这他娘的得要多少钱？！
陆军省虽然对参谋本部的变卦感到“激愤”!你们说希特拉进攻波兰、下一步就是征服欧洲，咱们必须要配合这个形势与苏联开战，现在你们怎么变卦了？难道希特拉也变卦了不成？！
陆军省“激愤”归“激愤”，但是在要钱的态度上是和参谋本部完全一致的，于是二者联合起来和大藏省开吵。
吵到最后大藏省同意增加2亿，46亿，再也没有了。
没有了？这哪行？！一拍桌子刀都拔出来——大藏省的人心里暗笑，“老子拿算盘的还怕你拿刀的？！”把脖子一伸，你砍吧，砍完了也是多一分钱没有。
这咋办？砍不下去啊，也不好意思收回来啊，陆军省几个军头的满脸汗就下来了，一手拿着刀、一手不停地满头满脸满脖子擦汗，算盘和军刀对峙了一夜。天快亮了听见信儿的参谋次长泽田茂跑来解围，好说歹说，大藏省也是可怜这帮淌了一宿汗的几个家伙，又掏出了9千万，46亿9千万，就这些了。
陆军省的几个人几乎是哭着回去的。回来了接着打算盘，对华作战兵力不让减、还要准备对苏作战，这个窟窿如何补？只能勒紧裤腰带了，“第一线师团的装备被消减百分之五，应储备的弹药量从三个会战量减为两个会战量。”
昨夜陆军省对参谋本部的变卦感到“激愤”是有原因，一开始就是参谋本部要求裁撤中国驻兵的，陆军省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中国派遣军的各级态度一直到最后都是极其抵触的。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检讨了1939年的战事，其中南昌作战比较顺利，而紧接的“襄东会战”完全没有达到作战目标，损兵折将颇有些狼狈，更惨的是9月发起的长沙作战，简直是一败涂地。于是在11月14日，冈村宁次提出了《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主要意思是，“重庆中央直系军是抗日势力的主要力量，只要这个军队不垮，就不能考虑和平解决。因此只有积极进行作战才能掌握解决事变的决定权。”
12月10日，第11军在《形势判断》的报告中，在理论高度上继续主张“积极作战”，“长期持久的战争，对帝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从目前形势来看，依靠谋略、外交、或小规模的作战，终究不能期待早日解决事变，所以痛感不配合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欲迅速解决事变，断定是不可能的。”为了增强说服力，第11军的《形势判断》报告以《孙子兵法》的一段论述作为自己的结论，“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虽然第11军提出了明确的“积极作战”意见，而且中国派遣军也十分支持，但是参谋本部并不认可，坚持裁撤在华兵力——恰在此时，中国方面却发动了“冬季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