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是时间的产物，存在于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落里。或者说，每个人都生存于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人文环境之中。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与社会中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上说，人的命运又是社会人文环境的产物。人们通过各类主观活动能动地作用于社会，而又受到社会运行各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命运因此自然具有浓厚的社会特征、时代特征。
人们常说，时势造就英雄。时势是什么？就是格局，就是态势，就是特定的时间段所具有的社会客观形势。如社会变革、朝代更替、战争爆发、社会动荡等等。在旧的时代的利益格局下，一个人的命运可能是固定的，卑贱的，永远无法得到某些东西，永远无法改变自身现有的生存状态。我国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是典型的时势造就的历史英雄人物。如果不是秦失其鹿，天下反秦之势汹汹如潮的话，刘邦这个沛县的小吏，如何能够拉起一支队伍，逐鹿中原？朱元璋本是一个要饭的叫花子，还曾做过和尚，如果不是元末政治腐败，民族矛盾对立严重，各地反元斗争空前激烈的话，朱元璋就没有机会参加起义军，更不可能成为起义军领袖，最终推翻元朝统治，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虽是中山靖王之后，正宗汉室“血统”，但无奈家道衰落，只得编织草席为生，尽管志存高远，也苦于无门崛起。恰逢黄巾军起义作乱，朝廷张榜征兵。刘备面对榜文长吁短叹之时，来了豹头环眼的黑大汉张飞，又来了枣红脸丹凤眼的美男关羽，三人搭话，相见恨晚，于是在张飞家的桃园敬香盟誓，结为兄弟，并共同组建了一支小队伍。经过几年的打拼，刘备之军虽然颇有气象，但仍然很弱小。经徐庶举荐，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在决定出山之时，透彻地向刘备分析了天下大势，确立了先取荆州为本，后取西川建国，北拒曹操，东联孙吴，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再图中原的战略构想。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顺应天下大势，夺取西蜀五十四州，建立蜀汉政权，三分天下取其一。可见，刘备也是一个因时势造就的历史英雄人物。
时势造化弄人。它可以助人乘势而起，如大鹏之展翅，直上云霄九重，展现英雄的命运光辉；它也可以似泰山压顶，将某些看似强大的人物，挤压成粉末，落一个凄惨惨的命运结局。“苦命皇帝”崇桢，就是被大势所毁灭的一个大人物。崇桢皇帝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他十七岁登基，当时国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外有清军的侵扰和觊觎，内有全国性的大饥荒，以及各地饥民的揭竿而起，而给明朝以致命打击的，是李自成部和张献忠部的起义造反。崇桢皇帝在位17年，曾立志复兴国家，梦想做一代明君，他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他的勤奋简直可以评定为帝王中的楷模。但是，他却生不逢时，在一个错误的时期被推上帝位。时代给予他特殊的身份，却没有给予他强健的体魄和坚毅的性格。历史为他提供了舞台，却是一个摇摇欲坠、无法一展身手的舞台。积重难返的国势和日益加深的危机，使得一度踌躇满志的他难以振作精神，生性多疑和刚愎自用的个性使他注定无法演绎中兴之君的梦想。公元1644年3月18日晚，在大顺军攻城的炮声中，崇桢皇帝与贴身太监王承恩吊死在煤山寿皇亭旁的树上。崇桢之死，标志着明王朝的灭亡，也标志着崇桢悲惨命运的落幕。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在他的《明史讲义》中曾经这样评价崇桢皇帝：“思宗（即崇桢皇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以矣。”可见，明朝之亡，非崇桢一人之亡；崇桢之死，非崇桢自身一己之因而死。明朝之亡，崇桢之死，乃天下大势使然。
有道是，时代朝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袁世凯的最终命运结局，也十分典型地证明了逆大势而行的悲惨下场。袁世凯是历史上的一位大人物，北洋军阀头子，满清末年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差不多全部的权力。当时南北议和，袁世凯表示愿意顺从民意，推翻帝制，拥护共和，从而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可是，袁世凯坐稳总统宝座之后，竟以一国总统之权威，巧设机谋，费尽心机，登基做“洪宪皇帝”，结果全国共讨，万人痛骂，短短的83天就呜呼哀哉，一命归西。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与整个社会比较起来，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犹如大海浪尖上的一片树叶。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经历了几个重要时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如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的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以及1977年的恢复高考。这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给全国广大百姓的命运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普遍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有5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戴上“帽子”，开始了各自痛苦的人生。有的坐牢判刑，有的被遣送到偏远地区的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也有的由机关、学校、医院等下放到农村工厂，由群众监督劳动。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这批知识分子无疑是国家的精英，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假如没有这场反右派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人生历程将是一片光明与美好，命运肯定比一般人要好得多。可是，这场反右派运动，由于他们的直言，由于他们的冲动，也由于别的一些什么原因，他们的命运一下子从云端掉到泥潭里，受他们影响和牵连的还有他们的妻儿父母，亲朋好友。这里面演绎的苦难人生，可谓千姿百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老父床上奄奄待毙，幼儿流落街头……后来的影视作品、文艺作品和许多回忆性文章，都作了真实的描述与诉说。老刘是1951年的大学毕业生，据说解放前还是学校共产党组织的外围成员，这一点一直未得到证实。老刘大学毕业后，不知道怎么弄的被分配到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做的是写写画画的宣传工作。他不满意这份工作，加之为人耿直，也有点自傲，与周围同事的关系不够好，与领导也有不少矛盾。在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他表现很积极，既大鸣又大放，还写大字报，言辞颇为尖锐。这里面既有怨恨情绪的发泄，也有真诚帮助党组织克服缺点的意思表示。运动后期，风向突变，各级党组织开始布置抓右派，老刘第一个被定为右派。老刘的人生轨迹由此彻底改变了。这天，他正要举行婚礼，突然来了一群保卫干部，将他带到会议室，宣布他为右派分子，并对他的右派言行进行揭露与批斗。他不服，甚至愤怒地争辩质问，结果招来一顿拳脚，破了头皮，断了肋骨。晚上，他拖着疼痛的身体，独自躺在床上，望着窗玻璃上的红喜字，手里拿着一张纸，那是与他领了结婚证尚未入洞房的妻子写的告别留言，心中的忿恨与不平，疑惑与无奈，如潮水般汹汹而来。老刘由于不配合不认错，在单位被批斗了好多次，身上留下的伤疤数不胜数。他被打成右派后，首先受连累的是他那位在公安局做政治保卫干部的弟弟，他弟弟是党员，是单位培养的干部苗子，本来已内定为政保科副科长。他的事出来后，弟弟的副科长告吹了，而且公安系统也不能呆，被调到商业部门当了一名普通干部。他的父亲知道了两个儿子的事情，急火攻心，血冲脑顶，口吐白沫而亡。老刘成了右派，办公室不能坐了，被安排到猪场喂猪。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批斗“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愈演愈烈。文革前期，工厂里隔三岔五就是一场批斗会，十场批斗会七八场有他，甚至经常由陪斗变为主斗对象。有一次批判会，有人检举揭发，说他经常偷偷地在猪栏里记变天账，还经常买报纸看，窥探方向，寻找机会，企图变天翻案。他反驳说，没有变天账，所记的都是养猪的一些体会。这一下人群激愤，检举者和另外几个冲上台来的群众，一齐动手，将他一顿暴打。他倒在地上，流了好多血，满口的牙齿全打脱了。从此，他只能吃稀的和软的食物，凡是需要咀嚼的东西，一概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环境的逐步改善，右派分批摘帽平反，老刘是最后一批摘帽平反的人。平反后的老刘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状况也不好，单位将他从猪场调到工会，管理图书报刊，直到退休。他终身未娶，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谁愿意嫁给他这样的右派分子？他没有子女后代，弟弟和侄儿侄女们也不愿意与他往来，都说他是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六十七岁那年，老刘孤苦地走完了一生。
1966年至1976年发生在我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与动乱。这个非常时期，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命运，也纷纷发生了非常态的变化。各级各地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被打倒，许多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老干部从高位上被拉下来，戴高帽，进牛棚，遭批斗，挂牌游街，身陷囹圄，甚至死于非命。曾经战功卓著、赫赫有名的贺龙元帅也不能幸免于难。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含冤蒙屈，竟无处诉说，无处申辩，任人宰割，饱受非人折磨，凄凉弃世。在遗体焚烧场上，连个真实的姓名也没有。人生如此谢幕，命运给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伟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人斗人，人整人，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为敌，如此种种之怪状，随处可见。在那个政治混乱，思想狂热，法纪废弛的岁月，人身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各种荒唐的悲剧惨案轮番上演。例如，1967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使广州市民陷入“红色恐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对于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噤若寒蝉。据2013年4月22日《文萃报》转载的文章称，进入1967年夏季，武斗正酣的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消息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广州公检法机关也是一片大乱，仅8月6日，公检法机关就多次受到冲击。8月8日，传闻市郊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500多人走掉400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名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据广州一位居民回忆：“当时，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联通联防，成了广州怪异一景。”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不出声”，“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但若不是劳改犯呢？照打！谁也没有想到群众的思维已经落入危险的陷阱之中。有人于1995年开始调查，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我哥“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他那时想得多，精神渐渐不正常了。那天晚上，我哥吃完饭像往常一样去散步，谁也没有料到一夜未回。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晚上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并且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广州培英中学一位教师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珠海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交汽车返白鹤洞学校。上车之前，发现这路段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10具尸体。那个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了“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就往死里打，毫不手软。好好的一个人，有人叫一句“这是劳改犯”，立刻就会有一帮人围上去，用木棍、铁管甚至用枪去消灭他。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都是平民百姓，并不是劳改犯，而且就是广州市居民。事后，广州“红警司”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180多和190多这两个接近的数字，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出结论，成为“文革”时期的一宗悬案。
社会的不理性或非正常化状态，往往是思想狂热的杰作。在那种岁月里，仿佛一脚踏入了虚幻离奇的洞穴，所经所历，在今天看来却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出身压死人”，“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或近亲属，被打入“另册”，剥夺了平等的政治权利，无法正常主张自己的命运。不少有才华有思想的无辜青年，在争取应得的政治权利的过程中，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潭。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阶级歧视现象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文革”兴起之初，一曲《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曲，把这种歧视更是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时期因写《出身论》而在青年中引起强烈震动，最终也因此而遭枪决的遇罗克的遭遇，在当时出身不好的青年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遇罗克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力总局的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1957年双双被划为右派，当时遇罗克十五岁，他的操行一下子就从“优”变成了“中”。1960年夏天，遇罗克高中毕业，虽然他的文理两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是拔尖的，报考志愿时他还是只敢填报地质专业，以为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结果，他还是榜上无名。后来有人查看了教育部存档的成绩单，证实他考得确实很好，但因家庭问题而未予录取。遇罗克此时家境已十分困难，父亲去劳改，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元钱的工资度日。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也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就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成为北京市最早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在生产劳动之余，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伙伴刻苦攻读，此时他对自己的前程，还抱有些许幻想，“少年幸遇读书风”，就是他那时写下的诗句。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他和伙伴们非常振奋，以为作为社会青年去报考，就不会再有人作梗。他积极报考，考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的消息，征兵开始了，他又立刻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在旧伤口上，使他倍觉疼痛和惶惑。1964年初，他因病离开农村。两个月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个小学代课，始终未能得到一个固定职业。无论他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表现出多么出色的能力，但没有人敢要一个右派的儿子。正是因为多年来为出身问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他在“文革”时大胆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这篇文章发表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的创刊号上，这份报纸只出了这一期就停刊了。文章开宗明义就提到出身对青年造成的伤害：“特别是所谓黑五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的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文章提到，每年大学招生完毕，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还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文中说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历年积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文中敢于公开大胆地宣称，盛行一时的那副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真理，而是绝对的错误。他说，它的错误在于，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而实际上，社会影响也罢，家庭影响也好，都是外因，而人是能够选择自己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唯家庭出身，强调血统，这貌似立场鲜明，貌似有阶级观点，其实，这是阶级偏见。“按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当时关于阶级政策，最权威的解释是：“一我们有成分论，二不唯成分论，三重在政治表现。”甚至不少高级领导人谈到出身问题时，也以这段话教导青年。遇罗克却指出，这是不看对象，是把背叛本阶级的个别分子讲的话，用在这些分子的子女身上了。而成分和出身，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哪里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其次，他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他揭穿了当时最流行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这一观点的虚伪，他说：“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在中国整个社会将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而又紧、官方媒介反复强调不同阶级之间不仅谈不上什么平等和爱，甚至也绝不能存有一丝调和和温存的时候，他却敢于公开宣称：人的政治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这实在是太超前了！然而，这也正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所在。至今读来，仍让人对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锋芒的尖锐感佩不已；而文章中声声血泪的控诉，尤令人感到不平和沉重。遇罗克为自己这篇思想解放宣言而遭逮捕，并被枪决，付出了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生命，以及全家被株连。
“文革”是一个特定的混乱年代，也是思想专制最严酷的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中国大地上，流传着一种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读物，被称之为手抄本。影响最大的有两本，一本是描写归国科学家的爱情故事《归来》，另一本则是淫秽读物《少女之心》。《归来》的作者是湖南长沙人张扬，他于1963年根据真实故事写成了一本描写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初稿，小说主人公苏冠兰的原型就是自己的舅舅。这部感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的手抄本小说，与其作者张扬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一起，几经磨难，履死地而后生。从小说的初稿《浪花》到《香山叶正红》再到《归来》，小说三易其名，历经十几稿，张扬也从一名中学生成为一位知识青年。1965年，张扬插队到湖南省浏阳县的中岳公社。在劳作之余，在乡村的土屋里，张扬怀着对文学的热情不断修改着小说，直到1970年第一次入狱，才不得不停下来。那时，张扬因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怀疑，跟浏阳一中的一个红卫兵小将在通信里头说了一些黑话，什么“要砍倒那淋漓的偶像”，“识破蒙太尼里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红衣大主教”，其实很明显都是指向林彪及彻底否定“文革”的。后来这个红卫兵小将被捕，抄他的家时发现了张扬的信。张扬因此被抓，作为反革命送进浏阳的看守所。后来林彪叛国逃跑摔死了，张扬就承认通信里恶毒攻击的就是林彪。由于情势所变，1972年底，张扬被释放了，回到原来的乡村土屋，继续埋头改写小说。他竟不知情的是，这部小说初稿经他弟弟的手已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书名，《氢弹之母》、《归来》、《归国》等等，其中有一本流传到北京，是一位工人从湖南衡阳带过去的，没有封面，也不知道叫什么书名，他看完以后，就做了一个封面，取名《第二次握手》。结果以北京为辐射点向全国扩散的时候，书名基本上都叫《第二次握手》。在当时“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风声中，张扬在小说中对周恩来的赞颂，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姚文元在电话里做了这样的指示：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不是一本一般的坏书，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是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就这样，在大人物的关注下，1975年1月，张扬“落网”，被关进长沙某监狱，被内定为死刑。在狱中，张扬认定自己的小说是歌颂真善美的，自己是无罪的，不断地给有关部门写信申诉。在多次申诉未果之后，绝食是张扬狱中斗争的一部分，身体成了文字以外的又一件斗争工具，两次绝食，最长的一次竟达十四天之久。1978年，中国结束了“文革”动乱，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该案平反获得了胡耀邦的支持。1979年1月18日，时年三十五岁的张扬终获释放。四年的牢狱之苦使得他的身体状况到了崩溃的边缘，体重不到四十公斤。可为了《第二次握手》的公开出版，张扬在北京结核病医院的病床上支起小书桌，短短的五十多天，完成了二十五万字的定稿。1979年7月22日，《第二次握手》终于由手抄本变成沉甸甸的铅字，在北京王府井书店首发。这本书累计印数达四百三十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首位。三天后，《人民日报》为小说的出版发表了题为《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的文章。
遇罗克和《出身论》，张扬和《第二次握手》，其命运的遭逢际遇，令人唏嘘感叹不已。时代的大起大落，带给芸芸众生的是大灾大难、大悲大喜。时代风云变幻这只无形的手，又常常是那样的强硬，使人无法抵御它的捉弄，身不由己，命也不能由己。
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特定时代的社会大背景而自主作为。在那所谓革命的年代，同时也是封闭的年代，形成了一个独特命运形态的群体——“老三届”（即1966年、1967年、1968年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这个命运独特的群体，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他们的成长经历大致相似，生命底色大抵相同，头上顶的是同样的太阳，嘴里唱的都是同样的歌曲，心中秉承的都是同样的意志，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同样的鲜血，可就是每个人都不知道，命运会在何时把自己遣送何方。对于老三届人来说，不可能理解，不可能选择，不可能超越的东西太多了。反过来，历史又要他们用命运去承负过重的责任。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事实。1968年掀起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命运。老三届毕业生，怀抱单纯的热情理想，落藉到中国社会最底层，历经各种磨难，使他们不仅深入了解了中国广大乡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还体会到社会人生的诸般严酷世相，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群体的独特个性，以及一个独特的共名——“知青”。知青的命运，就像一杯定额分配的苦酒，喝与不喝，都由不得自己，“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不可选择的现实。这场前后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共有2000万人卷入其中，若按家庭计算，估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城镇家庭受到波及。
老三届那代人有着浓厚的“生不逢时”的味道，出生在激烈变革的1949年前后，那时他们的妈妈们可不会像今天的准妈妈们，还懂得保胎期及胎教之类；到了十来岁长身体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缺吃少穿，身体发育受损；到了该上大学的岁数，又碰到“文革”和“上山下乡”，学历因上帝的笔误和历史轨迹的偏差，被定格在初中、高中，虽然后来的高考恢复以及“电大”、“自考”等，改写了一些人的学历，但所占比例很小；好不容易“文革”噩梦结束，又集中面临返城、考大学、找工作、找住房、找对象、结婚生子，然后，还要为今天已和当年自己同样年龄的儿女考大学、找工作操心，等一切奋斗得差不多了，也到了该下岗回家的年龄。他们那一代人的最可悲处，就在于人生的每个年龄段，都不能做那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时空断代，人生错位。至今，几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留有各自在那段历史时期的抱撼和隐痛，一些人谈起，还会对当时被裹挟在社会剧烈的变动中，被强行拿走自己的未来而心有不平。如果把老三届这个群体放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观察，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整体命运始终伴随中国现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几乎每次社会大动荡，他们都成为主要载体，或者说是主要的牺牲品，凸显出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所大学中的实验班角色。如果把他们这个群体放到同时代的国际社会中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整体经历不仅绝无仅有，而且具有不可复制性。他们是在国际社会都在向都市化发展迈进中，主导了一场反历史前进方向的社会大迁徙。上山下乡是这代人并不幸运的历史，但这一难忘的经历磨砺与奠定了他们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品质，使他们成为社会人生经验最丰富，从而精神世界也相当丰富的一代人。甚至，许多不能写进教科书里的人生哲理也由特殊的生活经历教会了他们。因此，上山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不足。他们的偏执狂热，在那些偏僻乡村，在那些贫穷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中间逐渐冷却下来。他们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多少得到一些纠正和改变。并不是说贫下中农比知青更先进、更文明，而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越是偏远的乡村，其遭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少；那里人们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态，这是扭曲的时代才特有的扭曲的纠正方法。所以，“接受再教育”的历程，造就了共和国历史上这一代人的特殊性格和优良品质：即不贪婪、不谗佞，更不会因一己之私利而背叛自己坦荡做人的初衷。然而，无论如何，老三届这一代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如果用代与代之间做比较，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一位学者曾这样分析评价：他们在了解国情、了解基层和个人意志品质锻炼方面确有一定的优势，然而为此“得”付出的诸多代价中最沉重的莫过于青春的逝去和知识结构的欠缺。此一“失”终生难以弥补。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后被埋没的同龄人的基数比任何一代都高，换句话说，这是淘汰率最高的一代，被淘汰者并非完全因为他们无能，很多是出于历史的阴差阳错。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史进程的改变，往往也改变着千百万人的命运。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的伟大决定，影响和改变了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给1966年以来的3000多万初、高中毕业生带来了命运的惊喜与希望。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决定恢复高考。文件规定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岁，未婚。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以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1977年底，全国570多万人报考，录取23.7万人，录取率百分之四点八。1978年7月，618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录取了42.7万人。据统计，全国高校77、78、79三届共招生88万余人。这88万人统统被人们称为含有特殊意义的“新三级”。这些由老三届变为新三级的大学生们，人生意义非同寻常，他们是绝处逢生的一批苦命儿，是人生道路上浮出水面的幸运儿。从此，他们出人头地，毕业后很多人官运亨通、财运亨通、学（术）运亨通，真应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话了。据张晓霞所著《中国高层智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披露，影响当今中国发展进程的“京城四少”（即四位中青年经济学家），除钟朋荣外，魏杰、樊纲、刘伟都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魏杰生于1952年10月，是一位极普通的农家子弟。1977年，魏杰考取了西北大学管理学院（或称经济系），两年后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被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招至麾下，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留西北大学任教。1984年底，魏杰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博士生，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的门徒。1988年，魏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并破格晋升为经济学副教授；199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调任经济系担任系主任；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樊纲1954年出生于北京，上大学前是一名上山下乡知青。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樊纲考取河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硕士；硕士毕业后被公派美国国民经济研究院及哈佛大学作访问研究；回国后，1988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樊纲现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樊纲在经济学研究领域著作颇丰，观点又往往有惊人之处，再加上他年龄的优势以及他所担任的职务的重要性，所以被视为经济学界的一颗新星，一匹惊世骇俗的经济学“黑马”。刘伟生于1957年，是军人的后代。刘伟当年填写报考志愿时，并没有想到会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甚至连经济系到底是学什么，都不太清楚。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首届大学生，到1992年成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94年成为北京大学及全国最年轻的博导、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前后花了十七年的时间。短短十几年就已获得学术最高职称及荣誉，达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需要奋斗终生才能实现的目标。刘伟及其一代学人，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专业人才，在现行体制不变的条件下，会长期受到政府的扶植和关照。鸿运当头，命途灿烂。因为这一代经济学家，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成果象征，同时，也是一定发展阶段的既得利益者群体。
时至今日，许多“新三级”的学子们，在登上学术或事业的一定高度后，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忆及当年，感恩高考制度恢复这个伟大的历史机遇，庆幸自己的人生命运因此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从而能够领略人生的许多良辰与美景。每每回忆，这些人都会百感交集，豪情澎湃，沉浸在昨日脱离苦海的幸运和这之后成为社会名流的辉煌中。这一切，都因为一个上大学让他们自己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新三级”这个群体是辉煌的，他们填补了“文革”后的知识分子青黄不接的空白，也因为恢复高考的幸运，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人才短缺的应急力量，以至于在这之后成了社会中坚力量。
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在非正常的社会人文环境之中，芸芸众生，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上层精英分子，大多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走向，掌握自己的命运状态，甚至无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干什么，不干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不少人对那一段被选择的人生经历，至今仍有一番复杂滋味在心头。曾被打成“右派”的那批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基本如此。“老三届”那个群体，大多亦如此。还有哪些树为各种典型的先进人物，以及各领域的拔尖人物，他们的身上也有很多被选择的鲜红印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国著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典型邢燕子，1958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组织“燕子突击队”。1960年，《河北日报》、《人民日报》报道了邢燕子生产自救的事迹，全国形成规模浩大的学习邢燕子的热潮。毛泽东主席5次、周恩来总理13次接见过她。她先后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执行主席，中共九大代表，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邢燕子现在的家在天津北辰区，客厅陈设简单，墙上悬挂的放大的老照片格外惹眼。这些照片记录了年轻的邢燕子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见的光荣时刻。邢燕子说：“我这一生，就跟说笑话似的，一会这样一会儿那样，全是急转弯。我没想出名，却出名了，还闹到中央去了；我没想当官，却有了一大堆职务；可是等我想继续革命工作的时候，却突然什么也不让我干了……你说是笑话不是？”邢燕子的一生都是被党选择的，无论经历多大的政治风波，从来没有违背过党的意志。邢燕子最早从天津回乡，目的很简单，就是“回老家跟爷爷作伴”。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为一个全国知名人物，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她所在的天津市宝坻县大钟庄公社司家庄大队是个穷队，村里劳动力少，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她先是办了个幼儿园，后来干脆带着女团员组成了“燕子突击队”。“燕子突击队”很快从7个人扩大到16个人，这样一来，妇女就在这个村干起来了。邢燕子带着突击队冬天砸开三尺厚的冰窟窿结网打鱼，晚上搞生活自救打苇帘子，三个月就给村里挣了3600多元钱。那是1960年，正值农村最困难的年头，许多回乡知识青年与农民纷纷流入城市躲避饥荒,国家正需要树立一个“发奋图强，扎根农村，大办农业”的青年典型。邢燕子的事迹被发现后，立刻在全国造成一个空前的宣传声势，各大报刊、电台纷纷报道，邢燕子还被邀请到福建前线和各地学校作报告。郭沫若专门为邢燕子写了首题为《邢燕子歌》的诗。“一出名来信的就多了，成麻袋成麻袋地装。”这些信里自然有不少表达爱慕之情的，其中不少还是部队的干部。这下惊动了当地领导。要知道，邢燕子是扎根农村的典型，万一她要对外面的人动了心，离开了农村，那影响可大了！“党对我的婚事就开始重视了，特意从唐山地区调来一个副书记，专门对我加强培养。最后替我选了村里的生产小队长王学芝。”王学芝是村里的困难户，兄弟四个，家里只有四间房，但他1956年就入党了，是个老党员，思想好，政治可靠，是“党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可邢燕子不同意，不是嫌他家穷，而是觉得对方年龄太大了。“他岁数比我大六七岁呢”。可爷爷喜欢。爷爷认为王学芝老实厚道，将来不会出问题。“我听党的话，也听爷爷的话，我就这么着同意了”。那些年，邢燕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从村、公社、县、市到省，从妇联、共青团到贫代会，大大小小16个职务，“经常半夜三更从被窝里掏出来去开会。”后来邢燕子反映到周总理那里，说每天开会脱离群众，才让她只保留了上一职（天津市委书记）、下一职（司家庄村委书记）。丈夫一个人在家不会做饭，熬的咸粥就着馍馍吃都咸。孩子出生以后，他又承担起了原本该是妈妈的任务。“我们两人从结婚到现在从来也没吵过一次嘴，可是也没说过贴心话，更不像一般的夫妻那样一起去逛个马路什么的，看电视也是这些日子才看到一块儿。”两个人都内向，不爱表达，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邢燕子头几十年太忙了，先是没有机会说，后来是习惯不说了。她感叹自己这一辈子“值”，却分明又透着些隐痛。她最受不了的是有一刊物介绍她是“文革干部”，她说自己是1960年出来的，和“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关系。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她受到巨大的冲击。在一个闷热的小屋里被关了一个月，接受清查，要她说明和“四人帮”的牵连。让她做检讨的时候，她拒绝了：“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我说不着，因为我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批刘少奇那也是统一安排，我有什么可检讨的呢？我是共产党员，是老老实实带着群众劳动的，没有停过一天生产去造反闹事，天天在地里拉沙、治碱、弄庄稼、搞绿化，干活吃苦有什么错？”那些日子里，邢燕子被贴了无数的大字报，她伤心得吃不下饭，关在屋子里哭。而这些委屈她没有和任何人谈起过，直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说了一句话：“邢燕子是党培养起来的，不是‘四人帮’培养的。”她的问题才算清楚了。1981年，四十多岁的她突然被调到一个知青农场。那是一个生活条件比她的村庄更差的地方，杂草丛生，蚊子成群，虽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职务，她仍然要去拾柴打井挑水，去养猪场干活。1983年，她被解除了天津市市委书记的职务，1987年又被解除了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1989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名单里也没有她的名字。此时邢燕子已经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此结束了。邢燕子真正退休是在2001年，退休前的岗位是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切听党的，党需要当就当，党不需要当就不当。”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人们有着不同的命运状况。处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背景之中，他们的命运底色大致相似，但他们的命运境遇及状态，则各有不同，甚至也有天上地下之差。这里有个能否“识时务”的问题。所谓“识时务”，就是了解形势动态，顺从时代洪流，适应变革或正在变革的社会环境。“识时务者为俊杰”，自古以来备爱追捧与推崇，成为能否建功立业开创人生命运新天地的头等才智。事实上，命运格局恢宏，命途通达顺畅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识时务”的高手；那些命途多舛，命运格局糟糕的人，在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环境面前，往往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是与之相对抗。以1977年恢复高考为例，作一简单剖析。据统计，当时全国有3000多万符合报考条件的初、高中毕业生，参加报考的570多万人，报名参考的人数还不到符合报考条件人数的五分之一。尽管这些没有报名参考的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高考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重大机遇，难能可贵的机遇！假如那些没有报名参考的人都报名参考，假如参考之后又有人考上了，那么这些人的人生际遇与未参考而拥有的实际命运状态，肯定迥然不同。在“时务”面前，“识”与“不识”，给人带来的是命运的两极现象。譬如说，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50多万名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的前期经历也大致相同，但他们的后期经历，以及平反改正之后的经历，则各有不同，甚至天上地下：有的人受不了这种冤屈，愤然自杀身亡；有的人始终不低头，不认输，愈遭打压愈反叛，最终身心两残；有的人（即大部分）默默忍受，图存求变；还有的人不与暂时出现的恶劣环境争峰，坚守心中的信念与理想，尽可能地暗中准备和创造条件，以求来日大展身手……王蒙、丛维熙、刘绍崇、张贤亮等一批“右派”作家在摘帽平反之后，其创作激情如岩熔喷溅，其优秀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为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们的人生价值也得到最大的彰显，他们的人生命运也骤然升腾。王蒙还以作家身份从政，担任国家文化部部长职务。如此种种，难道不能给我们以宝贵的启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