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2023年的新闻，你会发现，这一年逝世的新闻人物里有好多位或多或少活到了100岁。
比如黄永玉，他在过99岁生日的时候开开心心把自己的落款换成「九十九」，每天勤奋地画画，为了几个月后的百岁画展做准备；基辛格在2023年访华的时候，恰好是100岁的他第100次访问中国。而芒格去世时，距离他的百岁生日只有一个多月了。
接下来的文章里是十个人和他们或多或少接近100年的人生。正是因为他们是活到百年的新闻人物，关于他们的信息非常多，你会在很多地方看到他们的生平、传记、纪念文章。他们都是富于新闻文本的人，但也许你会和我一样，好奇在新闻之外，在各自鲜活的生命里，他们曾经是怎么样的人。在漫长的100年间，一个人被记住的是什么，真正留下的是什么，他们的希望从何而来，为什么能穿越这么漫长的时间，我们能从这些人的100年间，看到哪些人性的瞬间，以及，在他们身上，有着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以下就是他们和他们的100年。
文｜李斐然
黄永玉（1924-2023）
小括号里的黄永玉
黄永玉去世前立了规矩，不办纪念活动。按他生前经常提到的方法，想他的时候就「看看云，看看天」。后来我发现，即便不看云和天，我依然会在一些瞬间想起他。北京有条街上是他经常去的字画店，晚年他到这里看画，围了一圈的相机和话筒，主持人让他说两句寒暄的客套话，他诚恳地解释自己的为难，「你不如让我现场给你打个滚儿，这事我还好办些。」
他的身上有一种不受限制、自由生长的力量，文章还可以这样写，画还可以这样画，日子还可以这样过。他有一部写了很多年的作品，《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面最让我难忘的地方是他的小括号。你很难见到一位作家写文章，小括号的内容有时候比正文还长。
黄永玉的小括号里装着五花八门的事，有时候是注释，有时候是感慨，写到汪曾祺，小括号里反问自己，去台湾采风的时候，为什么不叫上汪曾祺一起呢？写跟父亲一起上车放行李，小括号里是惆怅，多年后才知道，那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朋友去世了，他伤心，这件事跟他写的正文搭不上边，他不管，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放在小括号里搁正文前面。还有一次正文写到了小时候养的狗，小括号里是87岁的黄永玉跟它道歉，自己竟然花了八十年才回想起儿时场景，醒悟过来那时候生了崽儿的哈巴为什么不理睬他，他跟哈巴约定，在天上找个地方再详谈吧。
好多时候，小括号跟上下文完全挂不上逻辑联系。他有一个说法叫做「猴子捡到姜」，吃下去辣嘴，扔了又舍不得，身上又没有兜，天天搁手里难受。好几次的小括号一上来就跟读者告白，请原谅他接下来要写一段往事，有点意思，却又说不上什么意义，没有正经到要跟谁汇报，不说出来这世上又少了点趣儿，这不知道往哪里搁的一块姜，姑且放在读者诸君这儿啦。
读他的文章时间久了，我开始习惯了这些冷不丁冒出来的小括号，有时候还很期待它跳出来，从讲历史的正文里出来打个岔，就好像遇到一个突然敲门的老朋友，大家过来做做客，聊聊天。大概全世界的中文系都没人这么教写作，以前没人这样写，以后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
我想起第一次跟黄永玉吃饭，他突然停下筷子问我，你有没有注意到，《无愁河》里面一个「因为、所以」「虽然、但是」都没有。说起这件事他显得非常得意，像是在坚持某种纪录，他说，这些是白话文运动后的规矩，他不信这个。这是一个只有活过百年的人才能注意到的差别。后来我读他喜欢的《世说新语》，读《诗经》，也会常常想起他的这句话。汉字曾经是以自己的法则存在的，它有过更精练的模样，起承转合也不是非得用助词才能实现的，字与字之间，句与句的分界，曾经有过不同的重量。原来即便是文字本身，也能活出另一种面貌，选择不一样的生存方式。
所以，我不只是在看到云和天的时候想到黄永玉，路边肆意开放的花，硬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绿芽，颜料盒里最亮的颜色，开水煮到沸腾时自由跃起的气泡，所有不设边界的活法，都会让我想起这个老头儿。可能就是因为这种蓬勃的生命力，他还在世的时候我常常忘记他的高龄，谁能相信，这么鲜活的人居然出生于100年前。现在他不在了，这个年纪倒成了一种提醒，人生百年，这样活也没问题。活在规规矩矩的正文里是一条路，活在小括号里的黄永玉，也得了将近100年的自在。
2023年6月13日，黄永玉逝世，享年99岁。
杨苡（1919-2023）
千金小姐的生存信条
翻译家杨苡有一部代表作《呼啸山庄》，但我总觉得她流传更深远的作品也许是她的活法，一个千金小姐的生存信条。
杨苡是一位标准意义上的富家千金。她出生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那一年，但是她对政治不感兴趣，因为家里管得严，她跟各种运动也很疏远。她的父亲是当时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小时候住在天津租界区的花园洋房里，上贵族学校，逛街看到喜欢的礼物，拉一拉哥哥的袖口，想要什么都能得到。偏偏千金小姐活在了战争年代，父亲去世，家族败落，外面是学生纷纷上街的一二·九运动，她不敢忤逆妈妈，只能留在家里，「在大时代里过一种贵族小姐的生活，觉得醉生梦死」。
她的很多同龄人在战争中变得成熟，而旧时代的千金小姐却保留了自己的天真。她读到巴金的《家》，直接写信给作者，想要像巴金所写的《家》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摆脱「金丝笼」一样的旧式家庭，到外面的更广大的世界里去。巴金回信给这位17岁的读者，像一个敦厚的兄长一样鼓励她继续学习。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原本保送南开的她没法上学，生存危机迫在眉睫，她迷上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写信给同样身处沦陷区的巴金，「Wait and hope，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待和希望。」巴金在1980年底腿受伤了，她在给巴金的贺年片上也是一样的句子，「Wait and hope」。
后来的人生困境中，她总会拿出这句话，激励过自己，也鼓励过别人。她一个人到昆明上大学，在西南联大上课，嫁给了自己的同学，后来跟着丈夫赵瑞蕻，住到了南京大学的宿舍楼，房间跟小时候的花园洋房差得远，但她在小房间里摆满了喜欢的东西，时不时调整摆设，「这是一种玩法」。回到天津看到儿时的大宅子荒废，她也并没有感伤，只觉得旧社会结束了，「天亮了」。她的职位一直是一个教员，因为她总也适应不了单位环境，没有评职称就辞职了，她也并没有因此沮丧。
听她讲述自己的经历，好多事情在她的定义里都是「好玩儿」，每一种选择都是「我的一种玩法」，其中最大的玩法就是翻译。她把翻译的乐趣形容为「一枚酸果」，味道酸涩，但吞下后又回味无穷，「也可以说，翻译是享受生命的方式之一」。
就在这个狭小的宿舍楼小房子里，她的生活大不如前，但也正是在这里，想到了《Wuthering Heights》，她不喜欢当时的译名《咆哮山庄》，恰好有天晚上突然狂风呼啸，雨点敲打着窗户，就像艾米丽·布朗特在书中写的那样，她一下子有了灵感，译作「呼啸山庄」。
2003年，杨苡摔倒后腿骨骨折，从此之后，卧床是常态，但她的生命里依然保留着等待和希望。她的手边有一块写字板，是她的脑力体操。她会默写自己背过的诗，中学时唱过的歌，一字不落地写下歌词。每天忙着翻译，写文章，将要100岁那年，杨苡正式开始自己的口述计划。
在《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的后记中，杨苡这样写道——
我已活到103岁这个年纪，好像命运不停地用一把一把苦味的甘果向我掷来，嘲笑我们反抗，却不能说痛！我悄悄地走过这哗笑的人群，静悄悄地独自在一堆堆的烂纸堆中翻弄着，像一个不停地犯错误的小学生，我问自己：「这值得吗？」
……至少对于我们兄妹是有趣的！那些年那些闲言碎语嘁嘁喳喳！什么「沉渣泛起」「旧瓶装新酒」……让我们钻进故纸堆中吧！……给咱们国家尽可能做一点贡献吧！……毕竟我们的路已经走尽了一个世纪，尽管走得东歪西倒。
我们需要互相说，我们需要友谊，我们能够彼此欣赏，互相尊敬。
Peace! Peace! Peace first！
杨苡
写于多灾多难的2022年3月
人生的最后一年，杨苡依然住在74平米的老房子里，家门外开着许多花。十几平的客厅里挤满了让她快乐的纪念品，墙上是鲁迅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沙发靠背上排排坐着她喜欢的玩偶，书柜里有的是她翻译的书，有的是她喜欢的书，更多的是扉页上写着祝词的旧书，旁边放着一张张合影的老照片。还有回忆，只要她开始讲话，里面都是好玩的事儿，一个人在100年间的奇遇。
2023年初，她感染了新冠病毒，在重症监护室一个多月后去世，后来的纪念活动上，与她相交过的朋友提到她，记得最深的正是她的口头禅，「Wait and hope」，等待与期望，这是她的智慧，也是她用一生践行的活法。
2023年1月27日，杨苡逝世，享年103岁。
费伦茨（1920-2023）
Never give up
本杰明·费伦茨（Benjamin Ferencz）想要活很长时间，这是他从很久之前就有的计划。他是纽伦堡审判最后一位在世的检察官，一生的目标是实现「Law, not war」（要法律，不要战争），为此他一辈子都在努力。晚年出现在新闻节目里，明明已经100岁了，画面里的他却是在健身房举铁，冲着镜头连续做俯卧撑，一边快步跑起来，一边笑着解说，「瞧，我这是在炫耀！」
1945年11月2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过程历时10个月之久。一开始，费伦茨只是去旁听的。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研究方向是犯罪预防，毕业后加入美国陆军，参与过诺曼底登陆及之后的法国战役。战后被美军招募为检察官，负责调查纳粹集中营，收集战争罪证据。
但眼前的一切让他越来越不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死伤最大的战争，战争过程中的犯罪不计其数，但到了清算罪行的时候，听众席只在开庭的时候坐满了人，随着审判进行，来听的人越来越少，人们不再感兴趣。
更加刺痛他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法庭上争辩着他们在战争中的罪状，但他们的表情木然，就像在等一辆公交车，他们申辩无罪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自豪，坚信自己是在为国效忠，甚至还会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费伦茨从战犯身上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些人说话的时候会引用歌德，喜欢听瓦格纳，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可一到了战争的环境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人。他的后半生常常说一句话，「战争会把一个体面的人变成杀人犯，所有人都难逃其中，所有战争都会如此。」
这种冲击感在调查纳粹罪行时更为强烈。他说自己常常在集中营调查的时候「愤怒到浑身颤抖」。他在柏林取得了纳粹官僚机构的文件，包括一份命名为「别动部队」的报告，里面是详尽的杀人计划清单。那时候，纽伦堡审判已接近尾声，他的上司劝他现实一点，就算有新证据，想再加一场新审判也太难了。他一开始还能平静地陈述，讲他从哈佛第一学期就学到的法的精神，后来讲到他在集中营所目睹的残酷，讲到被枪决的犹太父亲为了孩子藏在身上的面包，他开始在办公室大吼，「这是谋杀！我有证据！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了他们！」
正义加上时间，换来了改变。纽伦堡审判后又举行了12场后续审判。1947年9月，费伦茨在纽伦堡后续审判中出庭，发表了别动队审判的开庭陈述。时年27岁的费伦茨成为12场纽伦堡后续审判中最年轻的首席检察官。因为证据充分，法庭很快宣判，22人被判为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罪名，四人被执行死刑。
后来的费伦茨花了一辈子倡导建立国际法治，致力于推动成立一个全世界审理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最高法院。他知道做成这件事很困难，很多人告诉他「这不可能」，但他相信时间。20世纪末，费伦茨见证了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诞生，他也参与了第一场审判。这成为了新的信心，他要活下去，活到「Law, not war」实现的那一天。
一生接受过大大小小的访谈中，他很多次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能坚持这么久？你的希望从何而来？
费伦茨的答案是一段往事，「每个集中营都有一间办公室，叫做Schreibstube，也就是缮写室。当我到达毛特豪森集中营时，刚一进缮写室，一个人就抓住了我的手，说，『我一直在等你呢，你跟我来。』我记得自己跟着他往外走，一直走到通电栅栏前，看着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很深的洞，从里面拿出了一箱破布包裹着的卡片，里面是所有进出集中营的党卫军证件，上面有照片、名字、地址和身份号码。他本应在这些人离开时销毁证件，但他偷偷保存了证据，有几百份。要知道，在缮写室当文员是个不错的差事，整个集中营里最好的工作就是在医院、厨房和缮写室了。他却自愿这样做，冒着生命风险也要坚持」。
「我被眼前的这一幕震撼了，这个人每天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惩罚，目睹了一次又一次的屠杀，几百次冒风险保留文件，就是因为他相信有一天，正义会到来，他希望有这么一天，也知道有这样的一天。」费伦茨说，「对我而言，这就是人的希望、信心、勇气和信念，我为之震撼，直到今天。」
他的座右铭是「永不放弃」，和人合影时还会让大家一起喊出来，「Never give up（永不放弃）！」临终前，费伦茨捐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用以支持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预防种族灭绝项目。
2023年4月7日，费伦茨逝世，享年103岁。
厉以宁（1930-2023）
学问的生命力
经济学家厉以宁留下了很多影响，其中一部分留在那些与他密切相关的经济理论里——股份制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非公经济36条、农村土地改革……另一部分，留在了那些与他相交的人身上，他的学生，他的朋友，所有受过他启发的人。
1986年，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学术讨论会，上台第一句话就说，「我今天准备讲19个问题」，开场就是重磅发言，「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功。」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理解这场演讲原本对外行来说有点难，但在场的人都听懂了他的经济理念。厉以宁讲经济有它特有的生命力，他不只是讲理论，还很喜欢讲小故事。直到现在，他的学生都记得小故事里点破1986年讲座主旨的那句话——「给瘫痪的人放信号灯是没用的」。
同样的影响还存在于其他很多人身上。翻看纪念厉以宁的文章，你会发现受他影响的不只是他的学生，跟他开过会的同事，一起参加过研讨会的企业家，还有完全不同专业的局外人，或多或少都因为厉以宁的小故事，记住了经济的脉络。其中一篇文章描述了经济发展中的困境，说经济发展就像自行车，速度太快了不行，风险太大，速度太慢了也不行，自行车一慢就会倒。另一个人讲大锅饭的弊端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还有人写林冲棒打洪教头，戴着枷锁的林冲去比武，没打几招就输了，但把枷锁一解开，只要一个回合，林冲就把洪教头打翻在地，这讲的是民营经济，「你不能给它戴着镣铐，你要给它公平的竞争环境」。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不都是经济学出身，有的一直管企业，有的曾经是医生，从厉以宁那里听来的小故事，变成了跟每个人都有关的经济学。
理论里的经济大部分时候是枯燥的，是冷冰冰的理念和统计。但现实中的经济是人，是与人有关的财富法则。厉以宁用他自己的方式，让经济学拥有了一种生命力。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不断生长的生命力。90年代开会的时候，厉以宁讲「三个和尚没水吃」，讲的是要破除大锅饭的困境，到了2000年以后，他开始讲「三个和尚，水吃不完」，先让他们进行接力赛，再引入竞争机制，最后研发竹管传送，实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三次改革，三个和尚也可以水多到吃不完，而这也是企业改革的新观念。
厉以宁赋予经济学的生命力，留在了他教过的学生身上，最终活在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学生参加高层经济会议，上台讲话也跟他一样开门见山，「今天讨论这些问题」。他的学生主持工作会议，也喜欢讲小故事，讲经济和人，讲他在疫情期间见到的小店如何经营，讲他在学校门口看到老人送孩子，想到他们中不少人都是异地养老，辛辛苦苦来帮子女带孩子，所以决心要扩大医保跨省直结的报销范围。
九十年代，厉以宁曾和学生合写了一本书，后记题为「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是这样写的，「……我们的观点：在深化改革中稳定经济。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做出这种选择。」
他的学生在纪念文章中提到，这本书诞生在思想理论激烈争论的1991年，「如今三十二年过去，师生四人的设想都变为现实，这些正确的理论思想变为政策」。厉以宁去世后，他再次翻开了这本老师主持撰写的书，「泪目中跳出来的是他灼热的句子：『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2023年2月27日，厉以宁逝世，享年92岁。
江平（1930-2023）
江平的选择
江平当了一辈子的法学家。70岁的时候，学生给他办了一个纪念会，请他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他的发言要点之一是，这条路不是我选的。
上大学的时候，江平最开始选的专业是新闻。这是他自愿想走的职业道路，他想当记者，怀着这样的愿望考上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可他入学刚半年，只学过一个多月的《新闻学概论》，学校就停课了。解放军进入北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从此人生路一直在打转，他报名了南下工作团，临出发的晚上，上头要求让燕大学生配合解放后的宣传工作，留下来组建青年文工团，于是他开始学习文艺，跟着唱合唱，给跳舞的同学当旗手，干了半年又解散了，分配他去北京体育分会，在那里花了一年多研究体育，制定中国的锻炼标准，到了1951年国家选拔留学生，要求各单位派人，他接到的通知是，到苏联学习法律。他懵了，一度还想申请改专业，至少让他去学体育，但那时候一切都按计划，没有个人志愿。
他的人生从此开始走向了法律，但这条路走得也弯弯扭扭。他在苏联认真学习法律，到基层法院实习，开始对民法感兴趣。本想回国到高校工作，可是回来发现气候变了，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学来的法学知识派不上用场，整风运动把他划为了右派，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的妻子提出离婚，在西山劳动的时候，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人生重大的抉择路口，拿主意的都不是自己，他成了残疾人、离婚者、「人民的敌人」，而这些还只是漫长困境的开端，他教过俄语，在食堂当过会计，花了22年时间，才最终回到学校，回到研究民法的路上。
后来的他做过很多事，参与中国政法大学的筹备和建校，担任校长，参与制定了《民法通则》，后来又主持起草了《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等，牵头组织了《行政诉讼法》的起草工作，一路见证了《民法典》的出台。日子还是一样，有些事他拿得了主意，更多事他也无能为力。
专业不是自己选的，离婚不是自己选的，就连怎么当校长，也不总是自己说了算。好在人生至少有一件事由他作主，那就是他的热忱。他说自己刚接到留学通知的时候，对法律一窍不通，也没有兴趣，觉得它枯燥无味，但既然是国家派他学的，他就抱着使命感去接纳。在一个自己起初不那么喜欢的职业里，兢兢业业做了一辈子，研究制度，参与立法，培养了一代代的学生，竭力维护着他们身上对法的热情。他题字的石碑直到今天依然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路边，上面写的是他的希望，「法治天下」。
2009年，江平脑血栓复发，老天爷替他做了选择，他不能再上课了。出院后，他把所有课都辞掉了，但他还是保留了一点自己的选择。人们依然看得到他，听他讲的法学，看他写的书，参与公共讨论。他说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呐喊」，为私权呐喊，为弱势呐喊，为法的精神呐喊，一直到最后。
江平做过很多法学讲座，他说，法的英语是Justice，这个词的另一个含义是，正义。这件事有个有趣的寓意，一个单词有固定的含义，但是每个人仍有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你相信的那个意义。
2023年12月19日，江平逝世，享年94岁。
米兰·昆德拉（1929-2023）
爱讲笑话的作家
中国人非常关心米兰·昆德拉，甚至在他还没那么出名的时候。最早翻译昆德拉是出于译者们的个人兴趣，以至于一开始出的版本都没有作者授权。好在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地方愿意出，好多人都拒绝了，理由是「没听说过这个人」，「昆德拉没名气」，「怎么能出异议者的书呢」。意外的是，中译本出版后，销量非常好，尤其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特别是受文艺青年的热爱，直到现在都能看到昆德拉周边，印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书签，还有他的名句——「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是常常看得到的年轻人签名。
昆德拉出生于捷克，那是这里还叫做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他的父亲是捷克民族音乐的倡导者之一，是捷克音乐家雅纳切克的同路人，一家人生活在一幢有小花园的两层小楼里，房间里有一架钢琴，小昆德拉从五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在这里练琴。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最大的愿望是让儿子长大后以音乐为生，将充满捷克民族色彩的音乐传播给全世界。
父亲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只是昆德拉使用的不是音符，而是文字。昆德拉十岁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学校被纳粹占领，强制性让他学习德语，也因此让他读到了卡夫卡，慢慢对成为作家抱有更大的野心。24岁的时候，他发表了处女作诗集《人：一座广阔花园》，正式开始了文学职业生涯。
最初他使用母语捷克语写作，写他在捷克所见证的变革，随着当局对文学作品实行严格审查，他的作品很快被禁止出版，大学的工作也遭到解雇。后来，昆德拉移居法国，继续书写那些无法刊发在故乡的故事。1984年，昆德拉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小说讲述的依然是捷克人和「布拉格之春」的故事。它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许多国家引发了讨论热潮，而读者反响最大的地方，就是中国。
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流行是一个有点意外的文化现象。昆德拉在中国的流行，连昆德拉自己都不太明白。从90年代开始受欢迎到现在，各种地方已经组织过许多次座谈、分享、讲座，主题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昆德拉」，有人说，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他所写的那种幽默和反讽。
1990年，昆德拉发表《不朽》，这是他最后一部用捷克语写成的作品。后来，他使用法语作为创作时的第一语言，在访谈中称呼自己是法国作家，认为自己的作品应当归类为法国文学。他后来出版过法语剧本和原创文集，但影响力最大的依然是他的小说，包括《慢》《身份》《无知》和最后一部作品《庆祝无意义》。他从56岁开始不再接受采访，晚年和世界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作。这让他的中国读者也慢慢开始变化，有的依然喜欢他，从他的作品中得到持续的生存共鸣，有的开始反思自己理解的昆德拉是对他的解读，还是误读。
晚年的昆德拉依然影响了很多中国人，其中一个人就是黄永玉。黄永玉晚年生病住院，突然想起了这个只比自己小五岁的作家。他纳闷为什么他认识的跟捷克有关的人，没一个人提到过他。在病床前，他开始读那本出了名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黄永玉对昆德拉的兴趣，也许来自于一种共同回忆。他们都喜欢音乐，热爱拳击，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曾生活在一个需要黑色幽默感才能活下去的时代，所以，尽管背景迥异，他们都喜欢笑话。就像昆德拉自己在采访中所说，「在恐怖中，我明白了幽默的价值。我总是能从微笑的方式中辨认出谁不是斯大林那一拨儿的人，谁是我丝毫不用害怕的人。幽默感是一个可以辨识的特征。」
2023年7月11日，米兰·昆德拉逝世，享年94岁。
基辛格（1923-2023）
没走的那条路
如果世界上没有希特勒，基辛格可能会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出生于1923年德国，妈妈给他取名「海因茨」。就在那一年，希特勒在啤酒馆发表反犹太人的演说，煽动仇恨，他在年底发动了暴动，被捕入狱后开始写《我的奋斗》。这些事让父母为前途非常担忧，但小时候的基辛格并不在乎，那时候，他的世界里只有足球、足球、足球。
他从6岁迷上了足球，当过守门员，踢过右内锋，踢过中场。球场不让犹太人进，他就去爷爷的农场上踢，一直踢到15岁，希特勒的煽动演说起了作用，反犹情绪越来越剧烈，他们仅仅走在路上都会挨打，警察也不闻不问。他不得不跟着父母搬到纽约，重新开始生活。他试着去喜欢棒球，还要从头开始学英语，他把自己德语名「海因茨」改成了标准的英语名字「亨利」，从此以后，他有了一个更容易让美国人记住的名字——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基辛格对足球的热忱远超过政治，至少在他15岁之前都是这样。现实局限教会了一个孩子为了生存选一种新的活法。二战爆发后，基辛格应召入伍，作为美国士兵回到德国，他学习了许多反谍报技能，什么是心理战，如何侦查信息。战争结束后，他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分析拿破仑的选择，研究权力、暴力、利益和外交的艺术。一切离他的足球梦越来越远了。
基辛格毕业这一年，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者是马歇尔的接班人、国务卿艾奇逊，美国政府中最坚定的鹰派人物之一。他的演讲里有许多强硬的词汇，「敌对行为」，「施压」，「恫吓」，「破坏经济复苏」。这场毕业演讲对基辛格和他的同学们意味着一个现实，从今以后他们都将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长期和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毕业典礼结束三天后，朝鲜战争爆发。
这场毕业典礼昭示了一个危险时代的开端，也让基辛格开始研究解决之道。正是因为亲历过战争，基辛格很早就奉行实用政治，他理解的政治是「在公正和可能实现的东西之间进行调和」，「要实现国际和平不能靠法律或国际组织，只能靠权力分配来控制强国野心」。他把这种均势理念写到了自己的论文里，这也成为了他的外交理念的基础。
秉持着这样的法则，他的一生做过很多事，跟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有关。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为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铺路。他的穿梭外交帮助结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在后来结束越南战争的《巴黎和平条约》中，他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只不过，他依然喜欢足球。为了争取1984年世界杯在美国举办，他召开过临时记者招待会。对比他作为政治家的访谈，他讲到足球的时候音调都是不一样的。过100岁生日之前，他还接受了拜仁慕尼黑官网的采访，热情回忆着自己喜欢的球员和比赛，第一次看贝肯鲍尔踢球是怎么样的感受，看他如何传球，如何跟队友打配合。他说足球是「一种混杂了希望、痛苦和喜悦的迷人东西」，它给你期望，可能愿望破灭，也可能超出预期。这是一种美好的人生体验，能一生有这项运动的陪伴，是人生最大的运气。
采访中，他这样解释「100岁的人所理解的足球魅力」——「足球的最高境界是伪装成简单的复杂」，「足球是连续发生的变化，它无法分解成一系列的标准动作，不能像棒球或橄榄球那样靠重复性练习取胜。足球需要针对不同的实时状况，选择不同的最佳应对策略」。而这种审时度势，追求「可实现的稳定」，恰恰也正是他的外交思想精髓。
然而，历史的奇妙之处或许正是如此，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希特勒，或许很多结局会改写，但没有了政治家基辛格的世界，会是更好还是更坏，这大概是下一个百年要回答的问题了。
2023年11月29日，基辛格逝世，享年100岁。
芒格（1924-2023）
智慧
与查尔斯·芒格（Charles Munger）关联最多的词大概就是「智慧」。72岁的时候，他接受了《福布斯》的采访，上了封面，解释他和巴菲特的合作关系。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自从知道了他就是「帮助巴菲特赚钱的人」，他的公众形象就被框在了「Guru」的范畴里，很多人把他视为人生导师，请他分享智慧。2005年，他出版了《穷查理宝典》，多年以来像是了焊在了畅销书排行榜上，每个想要智慧——也可能是想要挣钱——的人，都会去这本书面前走一遭。
有趣的是，商业的世界里最容易贬值的恰恰也是「智慧」。这个圈子里人们所夸的「智慧」，很多时候指的是有钱。这种「智慧」会随着财务报表波动，收益高的时候仿佛喜马拉雅山上走下来的智者，人人都想求学访道，一朝失意就会「智慧」清零，成功学的书架上再也没有这个人的名字。
在这样的环境里，芒格的智慧看起来是最保值的，数十年间维持了稳定。
芒格出生于美国「喧嚣的20年代」，在他六岁的时候，美国股市经历了「黑色星期二」，股票总市值跌逾40%，账面上至少损失了300亿美元。这成为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开端，直到他高中毕业才结束。某种程度上说，芒格是这场经济巨变的亲历者，但小时候的他还顾不上从中领悟智慧。当时他在奥马哈的一家杂货店打工，老板要求他连续工作12个小时才能换到2美金，其中还要拿出2美分交社会保险。他每个周六都得来干活，搬运、送货、擦地板，一旦来晚了，那个姓巴菲特的店主老爷爷就会敲着手里的表质问，「现在都几点了？」
他并没有从很小就展现出什么投资的天赋，他有一些挣零花钱的小聪明，但他一直想做的是律师。二战结束后，他在法学家庞德的推荐下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他想要过的是寻常的生活，这是他在战争期间许过的愿望，他说他曾在犹他州的行军帐篷里许下过人生愿望——想要一堆孩子，一栋房子，房子里有很多书，还要有足够的钱，过上自由的生活。
但他并没有过上这种安稳日子。并不是他没有生活智慧，而是因为没有钱。当小律师的收入一般，第一段婚姻也失败了，儿子得了白血病，但那时候的医学，儿童白血病的死亡率是100%。他开着一辆连女儿都嫌弃的破车，有过走在街上崩溃大哭的日子。人生低谷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他的智慧支撑着他，去寻求改变。
他开始在律师工作之外做副业，投资房地产。料理父亲的葬礼时，他回到了家乡，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巴菲特，两个人聊得很投缘，他们慢慢试着合作，后来发生的事就是那些刊登在新闻头条上的投资成功案例，也正是这些事，让越来越多人追逐芒格的智慧。
数十年间，不止一个人想要从他身上得到答案，有时候是投资的技巧，有时候是做判断的能力，也可能是获得成功的方法论。它们中有些是能学得到的，有些却可能永远教不会。其实他在书里、访谈、演讲里，把自己的智慧解释过很多遍，是一些非常朴素、近乎常识的人生原则，耐心、正直、坚持和理智。
晚年的芒格喜欢说，真正困难的不是保持富有，而是保持理智。他的一生都非常清楚，他渴望财富，「倒不是因为我想要法拉利」，他真正想要的是独立，是财务自由带给他的选择自由，「给别人发请款单是一件屈辱的事」。
最后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开场白，「我希望今天的对话是有趣的，因为我显然活成了一个奇怪的人生样本——一个人起初打算成为律师，最后被人熟知的身份是人生导师。」这是他最后一次分享他的智慧，最后一次被问到「人生秘方」问题，他的答案是，「我不知道人生的秘方是什么……我对待人生这场游戏的方法是，避免所有常见的失败方式。」
2023年11月28日，芒格逝世，享年99岁。
Concha Garcia Zaera（1930-2023）
不完美画家
Concha García Zaera是一位不完美画家。她出生在西班牙，一个土生土长的巴伦西亚人，从小就喜欢画画，只是在成为画家的职业道路上，她一直在放弃。小时候，她常常在家画画，也想过长大成为职业画家。18岁那年在当地一家视觉工作室当帮工，每天跟画布和相纸打交道，她更加确认了自己喜欢这门艺术，同时意识到自己讨厌油漆味，受不了画油画的时候满屋子颜料味道。职业理想就这样放弃了，这是第一次。
然而放弃归放弃，艺术她还是喜欢的，所以上大学的时候选专业，她还是读了美术系，学习了造型艺术，只是这些学习积累没有变成她的职业。后来她结了婚，生了孩子，开始照顾家庭。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又想起画画这件事。她到社区中心报了绘画班，重拾自己的爱好，一度也有点想要再次开启画家职业。可后来丈夫生病了，她常常需要留在家里照顾，没办法出门上绘画课，久而久之，她又放弃了，这是第二次。
75岁过生日那年，她的孩子们送给她一台电脑，告诉她上面有可以画画的软件，虽然功能简单，但也能画，权当做打发时间也不错。她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她老了，画画需要戴着眼镜，使用电脑也不是她的强项，一开始总要拿着鼠标鼓捣好一会儿才能找到颜色。不过这一次她没有完全放弃，她以一种非常缓慢的方式坚持——第一天打开空白画板，画一点点线条，画一个小房子，第二天再打开，再多画一点点，在小房子后面画一座山。她的一幅画通常要花上两个星期才能完成。让她感到惊喜的是，只是这样每天加进去一点点，最终完成的画看起来还挺漂亮。
一个普通人从暮年开始了创作。一开始她没有灵感，就翻出来丈夫年轻时寄给她的明信片，比着照片画画。她的作品看起来并不复杂，没有什么高超的技术，也讲不出什么创意故事，但它们是一个老人实实在在的快乐。87岁那年，她的孙女给她开设了Instagram账号，她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作品，并在2018年一下子走红，很多人为她的画点赞，她还被迪士尼邀请，为《欢乐满人间2》画海报。
那时候，她已经坚持画了十多年，后来她一直在画画。她的画依然很简单，明快的颜色，简明的线条，她也依然画得很慢，衰老导致她需要花上越来越久的时间才能完成一幅画。晚年她常常上电视，接受采访，她说自己并不明白为什么她的画一下子这么受欢迎，看着社交账户上的关注者数字一直在往上跳，她也感到很神奇。她不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能不能算是一个画家，但她肯定是「一个画画的老奶奶」。
Zaera的人生或许更接近我们每一个人，并没有什么矢志不渝的坚持，也不是随波逐流的放逐，她是一个普通人，人生有过坚持，也有不少放弃，就这样活了将近100年。她的人生选择对我们也许是一种轻松的提醒，干大事业当然伟大，只有追求极致的画家才能留下不朽的杰作，但是时而坚持、时而放弃的人生，也能有所收获。每天加一点点色彩，哪怕花上100年，最后也会成为一幅好看的画。人生百年，不完美也没关系。
2023年7月20日，Concha García Zaera逝世，享年92岁。
还有一个人
其实还有一个人的故事没有讲，或者说，在这个空白的段落里，还会有另一个人，另一种活法，另一个人在百年间活出来的人生样本。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可能，每个人选择了不同的路，留下了不同的足迹。
这种生命的多样性，实实在在地存在于那些在2023年跟我们告别的老人身上。在他们之中，有改变了中国医学面貌的医生，也有为人类带来新知的科学家，还有更多人，在过去的100年间带来过不同的改变：
——黄汉源，医生，中国乳腺外科奠基人。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专门从事乳腺疾病诊疗，推广了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改良了手术步骤，大幅缩短了乳腺癌手术时间，在临床治疗中创造性地将手术治疗与乳房整形一体化，在挽救女性生命的同时总是试图体恤女性的需求，维护女性的尊严。90岁高龄他仍坚守在手术台旁。黄汉源在2023年1月31日逝世于北京，享年90岁；
——高耀洁，医生，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她曾是研究绒癌的妇产科医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她本已退休，后在河南的医院会诊时遇到症状罕见的艾滋病病例，继而发现河南存在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现象，她公开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并自发开始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用自己的退休金自费印发艾滋病预防的宣传单、资料和书籍，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走访，提供免费医疗咨询，帮助更多人更好地保护自己。她的努力遭遇了无数阻碍，但直到生命的最后，她仍在为更多人免于疾病而付出心血。高耀洁在2023年逝世于纽约，享年96岁；
——卡尔·米勒（Karl Müller），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物理学家贝德诺尔茨合作，发现陶瓷材料中的超导电性，他们因此获得198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这一发现让全世界意识到超导的重要性，也正是在他的突破性发现的基础上，才有了人类今天对高温超导的新期望。米勒在2023年1月9日逝世于瑞士苏黎世，享年95岁；
——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企业家，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他的一生中创立了两家科技公司，一个是仙童半导体公司，它为后来的硅谷发展带来了影响，而另一个就是为整个世界带来更大影响的英特尔。除此之外，他更出名的成就是还在1965年提出了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年翻一番」。摩尔在2023年3月24日逝世于夏威夷，享年94岁；
——弗兰克·博尔曼（Frank Borman），执行首次环绕月球任务的宇航员。他在上世纪60年代执行了两次太空任务，其中之一是在1968年，他作为指令长执行阿波罗8号任务，这是人类第一次离开近地轨道，并绕月球航行，因此他和另外两位同行的宇航员成为了第一次离开地球重力影响、进入地球外天体重力影响的人类。正是他所执行的这次飞行，为此后人类第一次登月奠定了基础，人类有机会离开地球，走向越来越远的太空深处。博尔曼在2023年逝世于蒙大拿州的比林斯，享年95岁……
这个名单还有很长，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100年间沉甸甸的历史，每一段人生里面，都是他们各自选的路，这是他们的智慧，更是他们的勇气。
1923年的时候，《新青年》正在刊文论战，讨论未来的社会应当如何，一个人又当如何生活。那时候的人们最难想象的是100年之后的世界，历史是会走向战争还是和平，经济是会繁荣抑或萧条，童年理想能否实现，毕生壮志是否可行，都是未知数。一百年过去了，在这一百年里，人类历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荡、不安、热切与勇敢。今时今日的生活，正是那时候所有设想的答案。而这些活到百岁的幸运儿，恰恰是这一切的见证。他们用自己的人生对过去的100年交上了答卷，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风貌，也为下一个100年留下参考。
世界在2023年告别了这些名字——黄永玉，杨苡，费伦茨，厉以宁，江平，昆德拉，基辛格，芒格，Concha García Zaera，还有更多人——他们的故事永远留在了这一年。但人的故事仍在继续，从现在往后看，又会有另一个时代的100年，还有另一群人的选择。那是我们此刻无从知晓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