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nese Question”的疏理與解讀
一．關於華人來澳
Henry Leau Appa在“The Chinese Question”中是這樣陳述他初乘船來澳洲時的情況：
從香港到墨爾本每人付了48銀元，大部份人自己付錢。同來的人中大概有一半是已婚男人，年齡從18歲到42歲不等。來到菲利普港的船上有450中國人，船上有足夠的空間讓他們睡覺。在船上有米飯，豬肉，魚，南瓜，還有中國的食物等供應。他們都很乾淨，沒有壞血病。同船的華人中看不出來有多少人有吸食鴉片的習慣，但看見很多人在抽鴉片；也許每十個男人中就有三個是吸煙者。有些人煙癮很大，能看出來。當他們來這裏，他們聚在一起，互相教抽煙，是在船上養成這個習慣的。那些在這裏吸煙的中國人離開家後才變成了吸煙者的。當他們想戒掉鴉片的時候，他們會服用一點嗎啡來擺脫這個習慣，漸漸地，他們兩樣都戒掉了。因爲當他們回家的時候，他們的父親和朋友會因爲他們抽煙而生氣。
當他們都上岸時，沒有“領班”了。在我的船上，我的朋友有他自己的60個。有些人去一個地方，有些人去另一個地方，這取決於他們的朋友在哪里。Henry Leau Appa則和4個朋友租了一輛馬車去了Friar Creek,他看到一個朋友在那裡開了間商店，在那裡住了三四天。
同船中，我的三個朋友帶來了東西出售。其中Afu還帶了價值幾百英鎊的貨物，把它們賣給了墨爾本的人，其中包括泡菜、魚、鴨干、香腸和中國水果。他們已經賣掉了，還派人來要更多的貨物。
我的朋友Afu 帶來了66個人，並由他支付了所有的路費和費用；中國人挖到金子後把金子還給他這些費用，需要支付了一些利息。所有費用到墨爾本大約要80銀元。他們到墨爾本後，Afu給他們錢買靴子和其他東西。中國人答應挖到金子後付給他六盎司黃金（一盎司黃金約值4英鎊10先令）。66個人中大約有有四五個人沒有付錢，因為他們都抽鴉片。Afu認爲那是壞賬。之後他回到了中國，他的兄弟派了大概有20人給他；同樣是他借錢給他們，他們用金子還他。同船的人超過一半的人後來得到了金子，已經回去了。
大約八個月前，Afu帶走的金子需支付了超過117英鎊的稅。
解讀：
1
上述的資料在表面上看並不多，但信息量大。1969年Sing Wu, Wang在堪培拉國立大學的碩士論文“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 – 1888,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Emigration”及同校的Ching Yan Choi 在1971年所寫的博士論文“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 in Austral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in Melbourne”中都沒有Henry Leau Appa的資料。
Sing Wu, Wang的論文中有相當多在1848年後由中國或香港到達澳洲的船的名稱及乘客數量，沒有可匹配Henry Leau Appa所述的情況，這與我在搜索同期澳洲英文報紙中的情況是一樣的。然而在維省發給Henry Leau Appa的1英鎊居留准許的收據的確是1855年9月由墨爾畔發出的（見前文），那有可能是Henry Leau Appa住了一段短時間再回墨爾畔時得到的。
1854年時的墨爾畔
Sing Wu, Wang的論文沒有Henry Leau Appa出現是不足為奇的，畢竟論文是在1969年所寫，他的原始資料應在國立大學及堪培拉的圖書館查核出來，不像今天坐在家中就可以隨意搜錄歷史的英文報章及下載所需要的論文。另外Henry Leau Appa的名字表面上看不像華人，故而早期的學者把他忽略過去了；近現代的學者雖然注意到他是華人，而研究的方向或手上的資料太多，也就略略一提，忽略了8篇“The Chinese Question”所含的歷史價值。
2
在船上共有450人，其中包括Afu帶的66人。Afu所帶的人並非自付旅費Free Ticket的華人,而是靠借貸旅費Credit Ticket的華人。Afu未必是債主，卻肯定的帶隊的（廣東及香港的俗稱是“帶街”）。 債主或Afu在這些華人身上獲得多少好處，Henry Leau Appa所述有點閃爍其詞，只是說這些欠債的華人用挖到的金子來還債。
按Henry Leau Appa的陳述，借貸旅費Credit Ticket的華人從香港到墨爾畔的所有費用是80銀元，華人還貸的代價是6安士黃金。同時Henry Leau Appa說每安士黃金是值4英鎊10先令。這就可以依歷史的資料作對比了。
Henry Leau Appa稱他自己付從香港到墨爾畔的船費是48銀元（根據Sing Wu Wang的碩士論文第67頁中稱，船公司收從廣東到澳洲船票的價格在1865年是30 – 40銀元之間，包括在船上的伙食費用。到墨爾畔後他還需要從“英國商店”買了鎬、斧頭、鏟子和水桶等的淘金工具，他並沒有說用了多少錢。那假定Afu說借貸給華人的80銀元裡減去48銀元船費，其他的32銀元是為這些華人買靴子﹑帳篷﹑食品等的費用了，按下面的算法32銀元是10英鎊16先令。
Henry Leau Appa說的華人還貸6安士黃金，合27英鎊。
這就需要驗證了。
按1854年11月6日雪梨晨鋒報所登在8月份英鎊與銀元的兌換率（見下圖），每銀元為5先令1便士。那80銀元實為20.35英鎊,亦等於20英鎊7先令。換言之，在27英鎊裡的其他部份則有可能是利息。息率約為24.63%，夠得上是高利貸的了。
再看在Sing Wu, Wang的碩士論文“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 – 1888,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Emigration”中78頁表格中自費船票Free Ticket及借貸旅費Credit Ticket兩者的分別：
借貸旅費Credit Ticket所支付的較自費船票Free Ticket高出43.33%到 60%之間，假定這高出的部份為利息，則比與Henry Leau Appa同船而來的華人在息率上低很多。當然，Sing Wu, Wang的碩士論文中的數據並沒有說明年份，按當時的歷史來看應是在維省頒佈限制華人法令之後，因為非常多的華人借道南澳非法步行到維省；又或者到維省後被罰之類的情況，借貸者的風險在增高的原因。
那在與Henry Leau Appa同船而來的華人中有多少個帶家（或有多少人屬借貸旅費Credit Ticket）的，Henry Leau Appa不清楚（又或許說不清楚）。Sing Wu, Wang在同頁中稱當時除了商人或一些隨行的中醫外，很少人能負擔得起自費船票Free Ticket。那這比例就很難界定了。
這又得說回廣東或香港有一句對高利貸的順口溜“九出十三歸”，它的意思是當人借貸10個銀元時只給九個，而到連本帶息還則為13個銀元。不同年代時，不一定是銀元，是其他貨幣，而原則不變。另外還有變法，是日息﹑週息﹑月息或年息需視合約來說了。按這個說法，利率是44.44%，又接近Sing Wu, Wang的碩士論文“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 – 1888,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Emigration”中78頁表格中的最低部份。
3
靠借貸旅費Credit Ticket而來的華人是否能還得起債務？
Henry Leau Appa的回答是“超過一半的人淘到金子，已經回國了”，也有“四五個沒有還債，因為他們抽鴉片”的原因，Afu是將這看成是“壞賬”部份。
能否淘到金子，試看旱Henry Leau Appa他自己的情況。第一周他得到了4安士金子，而第二周只得到了4個丹尼Denny的金子(每安士金約為35.27丹尼)。第一週出奇的好，第二週就有可能連食的成本都不足，也就是說純靠運氣的事。然而即使按每週只能淘到1安士的黃金，整年下來大概可得50安士，其中6安士還債，又假設25安士用於日常生活的話，能剩逾19安士，有85.5英鎊了。正常的話，一般運氣的華工在回國時帶100英鎊（或更多）回國是正常的了。
這或許是當年華人不顧澳洲限制華人法令而前仆後繼來的原因，又或許是後來將華人入境需繳100英鎊入境稅的考量（讓你們來了，辛辛苦苦的到頭來是白忙一回）。
4
帶街Afu在帶隊墨爾畔後並沒有即時乘船返回香港，而是待了將近8個月才離去，走的時候帶走了需要繳117英鎊出口稅的黃金。這些黃金可能包括了Afu在來的時候所帶數百英鎊的貨款。他所帶的都是華人需要的食物類的東西，當他到了墨爾畔後全部售與華商。
Afu並沒有在墨爾畔開設商店的原因是她回香港後會再次作為帶街將華人送來。
Afu在墨爾畔將近8個月的時間內不大可能無所事事，有可能與墨爾畔華商交流，有可能收集澳洲的經濟行情，也有可能直接到淘金地去考察，這些都是他需要在回到香港後匯報或與商業伙伴商量的事。
在澳洲的淘金潮趨盛時，主要是在維省，華工又多是借貸旅費Credit Ticket而來的。如果沒有一定的組織予以控制，資金回籠可能是個問題，所以Henry Leau Appa稱在孖辣Ballarat﹑邊地高Bendigo或其他淘金地都有華人社團，每個華人得繳交1英鎊5先令的入會費。這些社團與墨爾畔有聯繫，假如不交會費是沒有可能離開殖民地的，“因為頭頭不會讓他回到中國”。當然，交了會費會有些優待，例如到墨爾畔可以住在會館等等。
大概在1875年之後，淘金熱潮轉向紐省及昆士蘭省去了，維省的華人除回國之外都在轉型，會館的功能轉弱。換言之可以看到維省華人在當年是屬於“內控形式”，而到紐省及昆士蘭省時則是基本上是自由身的淘金華人在流動，像Afu般帶數十人來的情況基本很少了，故而這兩省的華商基本上是較為鬆散的互相聯結形式。後一種形式在雪梨唐人街達到頂峰的1875 – 1890年間更為明顯。
5
當Henry Leau Appa在提及1856年華人來澳洲淘金的成本時，廣東有些地方要收5英鎊﹑去乘外輪間要5英鎊﹑到澳洲的船票要付8英鎊﹑稅10英鎊﹑買工具去淘金要花5英鎊左右，單這已經33英鎊了。他還說假如華人在知道來澳洲還要交10英鎊的稅，會少許多人來，因為他們擔負不起。回過頭來看Afu帶的60餘人是借貸旅費Credit Ticket的，需還貸6安士黃金（合27英鎊），當加上廣東有些地方要收5英鎊時也是33英鎊，這是在兩段話中疏理而來，所以當年華人來澳的成本應該可信。
Henry Leau Appa聲稱在廣東一個好的木匠每天可拿到2先令的工資，到收割稻穀時大概有1先令6便士及工作時的食物，而在其他時候的工資就僅值1先令或8便士了，也有工作時的食物。當地的食物是很便宜的，所以一個務農的人可以過得很好。一家三口每年的生活費用有10英鎊就足夠。按這個推算，好的木匠工作100天就夠家庭開支，所以農村的人在農閒時外出打工是應能理解的，一如當代的農民工，能到大的城市工作兩三個月，就足以讓在貧瘠的農村生活的家人過好，沒能找到工作之前睡街邊也不願望回家。
按Henry Leau Appa的說法，有些華人來澳洲淘金時，想的是在回去時除去舟資能餘下20英鎊就會回鄉。這種說法只能說這些華人是不會再來澳洲了，除了萬不得已。有些華人則越多越好，甚而1000英鎊也不多。
換個角度看，1855年在維省淘金的華人中有10000多人是在南澳的羅布Robe登陸而走遙遠的山路,為的是省10英鎊入境稅，這原應佔行程總開支的30%，辛苦走這一段路而讓家人生活過得好一點（或者是減少負債帶來的壓力）。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