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波涛声激荡，乌云飞卷雷公降。
方舟旋转鸟惊鸣，心怅惘，失方向，水草连天灯不亮。
——《水仙子》 （词）
社教运动以后，施惠雨除了教学以外，还负责学校广播室工作。在广播室兼职的还有一个电工，叫朱富安，他主要管修理扩音器材。
施惠雨在广播室两个月，制定了规章制度，培养了一批小播音员，这些播音员是从各个年级选拔出来的。语文水平和普通话都比较好，校园生活的稿件一般都是他们广播，至于主要的政治性的社论往往是由施惠雨自己广播。
除了培训一批小播音员，施惠雨还从各个班级选拔一些作文写得好的学生，指导他们如何写班级里、年级里面的通讯报道。这些小通讯报道就是每天广播稿件的主要来源。不过这些稿件水平不一，还得经过施惠雨筛选修改。所以这一阶段他忙得焦头烂额，备课、改作业往往要忙到深夜，渐渐有些体力不支了。
前天，施惠雨发高烧，吃了药也没有好。昨天，感到喉咙痛，校医贺权给他打了消炎针，还是没有好。今天一看，扁桃体发炎了，喉咙肿得咽不下饭，只能喝点糖水。侍校长、万主任都来看了，劝去住院。施惠雨不愿意，担心课没人上。万主任说：“你放心的去，我来安排课。”
“不麻烦别人了，我还是在学校吃药打针，过两天也许就好了。”
“找人代两天课是可以的，谁没有生病的时候。再说，校医室条件差，没有好药。扁桃体发言不去打青霉素是下不去的。还是到医院好。”万主任劝说道。
侍校长也力劝他到医院去，并立刻去安排人护送他去镇医院，正巧语文组诸丘山上午没有课，校长便让他用自行车送去。
到了医院，医生看了，批评他扁桃体发炎这么严重，都快化脓了，为什么现在才来。便立刻安排他住院治疗。当时是公费医疗，不要交现金，只要办个手续就行了。住上了院，医生便立刻给他挂上了吊针，并送来了消炎药片。
诸丘山一直看护他挂完了水，又端来开水，等他吃过了药，才站起身来说：“我下午第一节还有课，现在得回去。下午上完课我再来看你。”
“你放心的去吧，下午不要来了，没有事，我自己行，请你转告学校领导，我很快就会好的。”
诸丘山又骑着车子回到学校，向领导把情况汇报一下。
皇白、柳红听说施惠雨有病住院了，下午两人便连忙步行去医院。从学校到医院足有六里路。他们走了一个小时才到。有人说，他们真傻，怎么不坐车。不是他们傻，当时不要说公共汽车，连自行车都没有。学校只有总务处有一辆公共自行车，留急用，一般不外借，上午诸丘山骑的就是那辆车，算是急用，而且是领导安排的。此外，众所周知的，就是学校还有一辆马车，那是专供平时拉货用的，在特别情况下才拉人。
施惠雨见两个“师弟，师妹”来了，十分高兴，精神立刻好多了。
皇白问：“高烧退了吗？”
“挂了水，吃了药，已经轻松多了。”
“想吃饭吗？”柳红问。
“吃了一点，只是嘴里没味。”
“吃的是什么？”柳红又问。
“吃一点米饭和蔬菜。”
“喉咙不好，最好吃一点米粥或面条，容易下咽，也容易消化。”柳红又说，她是学过几天医的，懂得一些保健知识。
原来，刚上大学时，柳红是在平江医学院学医，半个学期了，学校体检，她被发现是色盲，没有办法才转到平江大学中文系。开始她对学中文不感兴趣，后来在班主任的劝导和同学们的影响下，才将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端正了学习态度以后，她的成绩便慢慢地上去了。毕业时成绩已经很好了。
皇白说：“教研组人都说明天上完课来看你。”
“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来。不要紧，又不是什么大病。说不定明天我就出院了。”施惠雨一听，有些急了。他知道目前大家都很忙，而且组内有好几个年纪大的教师，步行六、七里路到医院来，来回岂不是要两三个小时？他越想越觉得不能让他们来。所以再次要求皇白、柳红二人带话回去，对他们表示感谢，劝他们不要来。
皇白提出晚上留下来看护他。施惠雨笑着说：“怎么，你把我当作重病号啦，真是那样，岂不完了吗？年轻人有点小病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这里没有办法留你们吃晚饭，赶快回去吧！”
临走，柳红又关心地说：“暂时吃点流质，多喝开水，有好处。”
施惠雨把他们送出病房，目送他们离开医院。
与施惠雨同住一个病室的还有三个人。一个老头姓张，是矿工，有矽肺病，喘得很厉害；还有一个也是老头，姓吕，是农民，有哮喘病，还不断地咳嗽；另一个是小孩，大约十来岁，不知姓氏，据说父母双亡，跟他叔叔生活，这次住院是因为感冒引起了肺炎。
晚饭后，施惠雨没事，便和两个老人闲聊。老工人就是这镇上人，今年六十四岁了，解放前就一直在煤矿上干活，由于井下条件太差，工资又太低，上养不了老，下养不了小，生活极其艰难，终于落下了矽肺病。还好解放后退休了，还有养老金，还有公费医疗，放心了。
老农民，家住附近农村。解放前，家里很穷，雇在地主家干活，经常风里来，雨里往，伤风咳嗽从来不吃药，时间一长，终于成了慢性气管炎。年轻时还好一些，年纪大了，就扛不住了，变成了哮喘病。前几年只是冬天咳喘，现在春天夏天也喘。
小孩的叔叔在煤矿上干，还没有下班。施惠雨便帮他买了晚饭。饭后，又倒了开水，看着小孩把药吃下去，摸摸孩子的头已经不发烧了。晚上九点钟，孩子的叔叔才下班到医院来，这时孩子已经睡着了。
夜里，两位年老的病人不断咳、喘的声音很大，有时好像上不来气一样。有时带有回咙音，像野马嘶鸣。施惠雨看着听着心里难受，好像自己也在憋喘，透不过气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爬起来，问两位老人要不要喝水，吃药。老人说“不要”。他又回去睡，还是睡不着。大约在凌晨一点多钟才迷迷糊糊睡着。说大约，是因为施惠雨没有手表，病室内也没有时钟。所以也只能是老丈人的嫂子——大岳母（约摸）地猜了。
中央高官夫人和军委的那个副主席炮制的“纪要”发表以后，国内便接连发生了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声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全党，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人们以为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人们的思想乱了。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首都召开扩大会议，党刊主编陈某人和那位夫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批判彭、罗、陆、杨，给他们扣上 “修正主义”的帽子。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康、陈负责起草的，经中央审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通知”宣布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决定取消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列举《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指责它的性质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及其严重的估计，认为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了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界各级领导机关。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些，必须批判和清理他们在各个机关里的党内代理人。这是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而确定的一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5月18日，军委那位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引证了大量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的历史，说明 “世界政变成风” ，由此类推到党内，耸人听闻地制造中央内部有人搞反革命政变的恐怖气象。他说：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 并在会上提出“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的讲话，极力鼓吹个人崇拜。
《“5·16”通知》尚未发表的时候，羊辉就从他的同学那里，了解到其中的主要内容。由于上一次所传的小道消息被证实，这一次他更大胆地近似公开地将消息在学校里散布开去。王长新听到后倍受鼓舞，积极整装待发，准备投入战斗。
学校党政要员也在密切地注意着形势，焦虑地观望着风云。他们从报刊上也看出了苗头，嗅出了气味。但出于组织观念，他们必须等待，听从上级领导的指示，不敢贸然行动。
施惠雨住了三天院，回来后连忙到班上看望学生。学生们见老师回来了，都围拢来问长问短。老师查问一下课程进度，问问学习情况，而后回到教研组，向同仁们问好，感谢为其代课的老师，交接一下教学工作。此后，又到教导处万主任那里销假，感谢她的关心。万主任叫他休息两天再上课。他说：“不用了，我明天就去上课。”
6月1日，陈夫子所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 “文化大革命” 。第二天，该报又发表了首都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首都大学党委和首都市委的大字报，开了向党委开炮的先例。同时还发表了欢呼这张大字报的文章。这张大字报立刻在首都各大院校内形成反对和支持的针锋相对的对峙两派。
在社论和大字报的鼓动下，从首都开始，像一阵狂风吹向全国，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致于瘫痪的局面。
羊辉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首都的情报。是从电台知道的，还是从他同学那里知道的，不得而知。但据作者所知，有一条可以肯定，当时他绝对没有私人秘密电台。羊辉把得到的消息首先传给王长新，王长新又迅速地传给学生。他认为干革命就要抓住时机，抓住主动权，被动就会落后。
首都学生造反的消息，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在东中校园内传染开来。首先打喷嚏咳嗽的是那些肌体不太健全的学生，是挨过老师和学校批评处分的学生。他们认为发烧出气的时候到了。
在教师队伍中也有打哈欠流鼻涕的人。他们都是那些没有辫子，没有尾巴，自认为不属于报纸上所说的牛鬼蛇神的人。这些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领导工作不满，或者被领导批评过的人。另一种是政治热情特别高，热衷于运动别人的人。
王长新激动得夜不能寐。社论和聂氏大字报发表以后，他在做两项工作，一是积极地和那些与自己思想认识相同的人接触，纵谈形势，沟通思想，统一认识。二是仔细地思考排查学校领导资产阶级的或者修正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经过三天三夜的搜肠刮肚，检索考证，上挂下联，终于炮制出东中第一张大字报。他想和聂元梓媲美，心想即使不能像聂氏那样在《人民日报》上那样亮相，那样光彩照人，那样被中央高层赞扬，但他想自己足可以在《澎州市日报》上成为新闻人物，提升名气。至于升官发财，作者知道他当时确实没有这个念头。为了显出一枝独秀，连平时不断向他提供消息的羊辉也不知道他写这张大字报。直至大字报在校园贴出来，羊辉才和大家一起知道这一爆炸性新闻。为此，羊辉差一点气晕过去，血压起码上升50个水银柱。
羊辉想，平时我待你王长新不薄，有什么好消息都告诉你，可是这样的大事、好事你却瞒着我，好吃的东西怎么能独吞，太不够朋友了！羊辉又想，我是东中名副其实的“情报处长”，市内的，省内的，甚至首都的情报我都能搞到手，在东中2000多师生中我都是第一个发布新闻的人物。可今天王长新的大字报，我却不能第一个知道，太没面子了！他想。不让我在大字报上签名也就罢了，总不应该瞒着我，不让我事先知道啊，太令人生气了！他想自己单独写一张，但又考虑材料都被王长新抢先采用了，一时找不到新的材料。况且，即使再写，也算不上第一。他真是越想越生气，越生气越想。
傅从向来是喜欢附从的，特别是好话好事他从不放过，一定得紧紧粘上。在批《海瑞罢官》的时候，由于迷雾重重，扑朔迷离，他没有能够附从上正确意见，已经懊悔十几回了。这次，联系到《人民日报》社论和首都的大字报，他肯定王长新是正确的。他想，如果王长新事先和他商量，他肯定会赞同，会共同签名的。可是王长新却瞒着他，太不义气了！他越想越生气，心想，我偏要在上面签名，绝不能让你王长新独出风头。想到此，他立刻跑回办公室拿了笔，在王长新的大字报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完才发现，王长新用的是毛笔，自己用的是钢笔，王长新的名字显得粗壮，黑亮，而自己的名字显得瘦弱，惨淡。看上去很不相称。他想：“妈妈的，不管怎样，我粘上了！”
课间的时候，许多老师，学生都围着、挤着看王长新贴在东中校园里的第一张大字报。许多学生说“太稀奇了，从来没见过。”许多老师说“太大胆了，东中第一人。”
“不是第一人，下面还有一个傅从。”李士茂纠正说，他看得很细，连用钢笔签字的傅从他都看到了。
“久违了，从1957年到今天，十年了，在我们学校又出现了大字报。”黎清晨看了一眼，叹息说。不知是感叹还是赞赏。
待围观的师生散去以后，学校领导也都围到大字报前观看，由于事关于己 ，他们看得十分仔细。
大字报的标题是：《责问东山中学党支部》。大字报开头说：“我观察了很久，研究了很久，考虑了很久，决定向党支部提出以下疑问：”这几句话，说明这张大字报酝酿已久，是经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才写出来的。
疑问一共有八条：“一、尤天罡流氓犯罪，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人揭发？二、‘四清’运动真正清了吗？领导全是干净的吗？三、学校里的地富反坏右为什么长期占据重要位置，而不清除出去？四、学校里的教学改革为什么长期推行不起来？五、学校和周边工农关系一直不好，夜夜安排人值班，防他们像防贼一样，为什么？六、批判《海瑞罢官》在我们学校一直搞不起来，为什么？七、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学校为什么按兵不动，不积极宣传？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党支部为什么没有一点行动，为什么？以上疑问请党支部向全校师生解答。“
大字报列举了党支部八大罪状。古往今来，都是用“八大罪状“给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定罪的。
校领导看完大字报以后，心里都感到堵得慌。“八大罪状“，有些是因群众不了解情况，发生了误解。有些情况，则不便解释。还有些情况，完全是怀疑。怎么办？党支部研究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先把大字报取下来，以免引起学校混乱。二、让向秘书和团委书记胡新宪找王长新谈谈，回答他大字报中提出的疑问。因为王长新是团委委员，所以特地安排团委书记参与谈话。
王长新见大字报被揭下，很不高兴。因为这是他孕育很长时间的产儿，刚一出世，就被别人抱走，他如何不生气，如何不心疼。接着又见组织找他谈话，他更是生气。他想拒绝不谈，又考虑到自己毕竟是共青团员，还是学校团委委员，应该有组织观念。最后还是到秘书室去了。
向秘书见王长新来了，很客气。叫他坐下，并亲自给他倒一杯开水，还特地放了茶叶。秘书说：“你的大字报我们都看了。欢迎你给党支部提意见。”
“既然欢迎，为什么又把大字报揭掉？”王长新气呼呼地说。
“我们认为这种方式不太好。”团委书记说，他说话向来直率，不会拐弯抹角。
“有什么不好？”王长新不认为有哪些地方不好。
“这样做会影响学生，造成混乱。”向秘书耐心地向他解说。
“首都大学能贴大字报，为什么我们这里不行？”
“他们是大学，我们是中学。大学生比中学生政治成熟，有分析辨别能力。”秘书还是耐心地说。
“我们不能轻视中学生的能力，他们有是非观念，有政治热情。”
秘书还是说服不了王长新。
“有是非观念，不一定能分清是非。有政治热情，不一定有正确行动。”胡新宪说。他不赞同王长新的观点。
“我们还是来回答你提出的八个问题吧。”秘书想把谈话引到主要问题上。
“不是我的问题，是大家的问题。”王长新不愿承认大字报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是他一家之见。
“好，就算是大家的问题吧。关于尤天罡的问题，不是支部没人揭发，没有斗争。事情的产生、发展、到暴露都有一个过程。我们是有斗争的。”秘书向他解释。
“最后还不是教育局来解决的吗？”
“是教育局来解决的，也必须由教育局来解决，因为尤是局管干部。但如果没有我们揭露，教育局又如何知道。”
“真的吗？谁揭露的？”
“是我揭露的！”团委书记一直不愿披露这个问题。但今天被王长新逼得没有办法。
王长新听了，对这个问题没有再发表意见。
“第二个问题，关于‘社教运动’即（’四清运动’）整个过程你都参加了。搞了半年，群众是被充分发动起来了，也提了好多意见。对这些意见，有关领导都作了回答。所有干部，不管问题大小都作了检查。最后都通过工作组和群众代表审查，作了鉴定，当时你也是代表之一。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秘书平心静气地和他说。
“当时中央说95%的干部是好的，说明还有5%是不好的，是坏的。我们学校的那个5%在哪里？” 王长新依然怀疑东中的社教运动不彻底。
秘书觉得好笑，认为他在政治认识上仍是幼稚的，便对他说：“中央的95%和5%是估计，是就全国而言。落实到每一个具体单位，每一个基层，并非都是这个比例。”
秘书的话虽然未完全说服他，但对第二个问题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第三个问题，关于地富反坏右没有被清理仍占重要位置问题。说实话，对他们的处理是按方针政策办的。在社教运动中，这些人也受到了批判，有几个又重新被戴上了帽子。这些你也是知道的。对他们，党一直是强调给出路政策，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一点作用。至于说把他们安排在重要位置，我们想了又想，似乎没有。”
王长新对秘书的回答很不满意。
谈到批《海瑞罢官》，秘书说那一切都是按照上级指示办的。至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为什么没有立即行动，秘书说，那也是在等待上级指示和布置，拿出具体的方针政策。
王长新认为秘书和团委书记今天找他谈话是批评、是驳斥、是辩解，毫无诚意。是从实质上否定了他的大字报。否定了大字报，也就等于否定了他的革命行动。在这一点上，他想绝不能让步，一旦让步，与自己不利，其后果不堪设想。
谈话以后，向秘书和胡新宪都感到效果不好，把情况向校长、书记汇报了。他们共同分析了王长新的思想情况，认为他已经决意要步聂元梓的后尘。严重的是，恐怕学校不仅仅出一个王长新，还会有赵长新、李长新，现在已经发现傅从在大字报上签字了。
羊辉见王长新的大字报已被校领导揭下，又听说被秘书喊去谈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心想，臭小子，事先不和我商量，现在闯了祸，活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同时十分庆幸自己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
傅从听说大字报被揭了，王长新被领导找去谈话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他在心里骂自己：王八蛋，全语文组人都未动，你为什么迫不及待，抢着在那混账东西上面签名。
“傅从，听说你也在大字报上签名了。好，真棒。请问大字报写了哪些内容？”羊辉知道傅从匆匆忙忙去签了名，现在又见他坐立不安，便笑眯眯地故意地问。
“什么内容？不就是向党支部提意见吗？”他确实没有细看，也没有从头看到尾。甚至连标题中的“责问”两字也没有看清，只看到了“问”字，而没有看见关键的“责”字。现在听羊辉一问，却说不出子丑寅卯。
大家见傅从一副倒霉的尴尬相，都憋不住笑出声来。羊辉说：“我都不屑于跟在王长新屁股后面跑，你倒想攀附骥尾升天，好笑，好笑，好笑······。”接连说了五、六个好笑，傅从感觉心上被扎了五、六针。
“小傅，作好思想准备，等领导找你谈话。”商扬老师提醒他。
“当初我怎么教出你这样的笨蛋！”黎清晨老师对他这个高中时的弟子有些生气。
傅从听了商扬的提醒，便惴惴不安地等待领导找他谈话，连饭都无心去吃。可等了一天也没有哪位领导来找他，心里想：可能因为自己是用钢笔签的名，领导没有看见。想到这里，心里稍微安定一点，便回家去了。
王长新从 秘书室出来以后，数学组有好几位老师关心地问他情况，他愤愤地说：“校领导压制民主。‘四清‘运动刚刚过去两个月，他们就不让提意见了。”
“真的不让提意见了吗？”教研组长黄少杰不相信。
“让提意见，为什么要揭大字报？”
“你可以直接找领导提意见，为什么要用大字报呢？”黄少杰又说。
“大字报也是一种形式嘛！”卓志升老师说。似乎是肯定了王长新的做法。
王长新并不感到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他对照一下聂元梓，认为出发点和行为都是一致的。聂元梓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是错的？聂元梓被报纸表扬，为什么我却被批评？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委屈。想找聂元梓谈谈心，或者取取经，可惜路途遥远，又不认识，无人搭桥，无法联系。他想即使自己一个人也要干下去。干革命就得有勇往直前的精神，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我们许多革命先辈都是这样嘛！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开始走出了自我，在校园内寻找志同道合者。
施惠雨听说王长新贴出了大字报，想看看是什么内容，但没有见着，向别人打听，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知道一点。有的说只知道列举学校领导“八大罪状”，但不知道具体内容。没有别的办法，施惠雨只好亲自去找王长新问问详细情况。
王长新见施惠雨来找他，喜出望外。他正准备寻找志同道合者，就有人找上门来了。
施惠雨询问大字报的情况，王长新以为他对此感兴趣是件好事，便眉飞色舞地向他作了介绍。
谁知施惠雨听了直皱眉头，一言不发。王长新征求他的意见。他说：“社教运动刚结束，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你想如果真的解决了，中央为什么还要发五·一六《通知》，为什么还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王长新启发施惠雨去考虑。
“不断地搞运动，我们国家还搞建设吧，我们学校还搞教学吧？”施惠雨不赞同再搞运动。
“书呆子，你想国家要变修了，资产阶级要专政了，还搞什么建设，还搞什么教学？”
“还是不搞的好，社会安定，才能发展生产，人民才能改善生活。”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现在革命是第一，阶级斗争是第一。你作过忆苦思甜报告，难道忘记了过去吗？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王长新坚持自己的看法，向施惠雨敲警钟，希望使他清醒过来。
但施惠雨不清醒，他说：“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在科教文化发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什么要把它搞乱？”
“不是我们要搞乱，是中央有人要搞修正主义，要篡党夺权。”
“耸人听闻，领袖威信那么高，中央领导大都是领袖的战友，一起出生入死，打下了江山。谁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谁有那么胆量搞破坏？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施惠雨连说三个“不信”。并且力劝王长新：“不要头脑发热，听信谣言！”
王长新说：“你真是木头脑袋，不开窍。你为什么不看看《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
“我只相信自己的直觉。我有自己的脑袋，它会思考。”说罢，施惠雨拂袖而去。
“你会走错路的，将来会懊悔的。”王长新望着施惠雨的背影说。
施惠雨不在乎王长新在后面叫喊什么，他愤愤地回到宿舍，往床上一躺，想休息一会，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于是他起身写道：
本是民安国运昌，无端激起大风扬。
年年运动人人动，生产科教受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