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生是个四川男娃，拖着鼻涕，常常习惯性抬起手臂用衣袖抹一把鼻涕。他眼睛很大，嘴也很大，经常咧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和猩红牙肉。党生一望名字便知道是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出生的，不过那名字太过直白，搞得好像是党妈而非他妈生的娃儿。他后来又有个小好几岁的弟弟，叫群生，一个是党的儿子，一个是群众的儿子，大概是那意思吧。
党生的妈长相端正，面容姣好。那年代大家穿着千篇一律，都很土，服装臃肿无形，色泽灰暗，党生妈在一群穿着朴实无华的女人堆里立刻就会成为瞩目焦点。她是个高个，正好也姓高。说话语气平和，有条不紊，似乎带有一点点四川口音。党生爸是个军人，部队在外地，党生就和他妈母子俩在上海。
那时党生和我弟在小学同班，两人经常一起玩耍，便也与我认得。党生那时住在另一宿舍，与大操场边上的中灶家属食堂近在咫尺，党生经常在那食堂里吃饭，我们也常去那里买熟菜和馒头，时常碰到。有一回碰到党生妈和党生，党生给他妈介绍我们兄弟，他妈很热情的与我们兄弟攀谈，问这问那，感觉很诚恳很亲切，并不像一般大人那样对小孩子敷衍了事。
后来有一次，党生妈要去崇明还是哪里的“五七”干校劳动一阵，党生一个人在上海，不放心，就叫我们兄弟俩住到他们家陪伴党生，拿出许多饭票菜票，让我们去中灶食堂买饭吃。我们去党生家，看到他家桌子的台板玻璃下压着许多相片，有一张党生妈年轻时当女兵的黑白相片是放大了的，穿着如同电影《英雄儿女》里志愿军女战士王芳穿着的那种军服，腰间束一根宽皮带，英姿飒爽很好看。我弟弟在党生家住了两三天后，不习惯，住回家去了。我也想走，但我一走，党生就变一个人了，答应了党生妈要陪伴他的，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住在他家，直到党生妈回来。党生妈回来后春风满面道谢再三，说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但心里却是挺高兴的。
党生家后来搬到我们同一个宿舍的A区，我们家在B区，近在咫尺。放学后，党生与我们在宿舍院子里疯玩厮混。分帮捉人，打泥巴仗，打弹弓等等。党生妈与我父母也变得熟稔。党生妈那时在F大学某系图书馆做管理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看到许多“禁书”。有一回，她利用周末将图书馆里的《基度山恩仇记》（后来译作《基督山伯爵》）悄悄带出，借给父亲看，到周一再悄悄还回图书馆。这样连续几周分别将数册《恩仇记》移出移进图书馆，悄悄拿给父亲阅读。父亲在那几个周末里，整日心无旁骛什么事情都不干，专心致志埋首于《基督山》，一边阅读还一边做笔记，密密麻麻在信纸上写了一厚摞。晚上在被子里还打着手电挑灯夜战，几个星期后终于完成了《基督山》的阅读工程。之后一段时间，给我们讲述《基督山》的故事，听得我们如痴如醉欲罢不能。
党生爸爸很少出现在他家，后来偶尔来探亲，看到过。一个不苟言笑的军人，一口四川话。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党生妈大肚子，生了个弟弟叫群生。群生是个兔唇，上嘴唇一道裂缝通到鼻孔。稍大后，说话漏风。党生妈给他小儿子做了修补手术，将豁开的口子缝补起来，使得说话不再漏风。但修补的痕迹依然很明显，半边鼻子有些塌陷。党生妈生群生那段时间老家来了个婆婆照顾她，带了一个小小女娃，党生跟我们一起玩耍时，小女娃跟在后面吵吵着要一起玩，那个婆婆跟在小女孩后面追赶不叠。有一回我们几个对着房子墙壁尿尿，比试谁尿得更高，在墙上留下湿迹。那个小女娃也跟过来与我们站成一排，要扯开尿布站着尿尿，跟在后面的婆婆三脚两步连忙赶上前来拽住她，嘴里说着：要不得，要不得，他们是男娃，你是个女娃。啷个站到起尿尿嘞。女娃一面拼命挣脱，一面大声哭嚷，等她挣脱出来，我们已经比试完毕，墙上留下几片高低不同小山包形状的湿迹，小女娃后来者当仁不让，硬要站在墙边如法炮制尿尿，婆婆无奈，只好给她解开尿布让她站着尿，浪花飞溅却尿不到墙上，脚下湿了一片，裤腿也都湿了。
党生妈后来有一次突然出了男女问题，人们说她“搞腐化”。“搞腐化”是那年代婚外情的专门用语。那次出事后，大人们议论纷纷，我们家的左邻右舍在烧饭间里也说三道四。据说是党生妈带了个男人回家，熄灯了那男人也不出来。守候在外面监看的几个好事者就冲去敲门。里面慌慌张张磨蹭良久开了门，那男的躲在壁橱里很容易就被揪了出来。党生妈百口莫辩，就坐实了“搞腐化”。再后来，有传言说那个群生也不是党生爸的种。此事出了不很久，党生爸来上海将党生带走了。不久，听说党生爸是和党生妈离了婚，党生跟他爸去了四川。后来有段时间看见党生妈带着小儿子群生在宿舍里进去，有些灰头土脸，有时身后还跟着一个中年微胖的灰衣男子。听说是她的再婚丈夫，也不知是否就是那个躲在壁橱里的男人。再后来，党生妈也离开了F大学和上海，临走前来与我父母告别，说她也要回四川了，工作也已在四川联系好了。那以后党生和党生妈就都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音讯杳无。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天上人间不知他们身在何方。（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