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还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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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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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还远吗

 

 

美军又来金门驻军了，台湾当局又来屠杀大陆渔民了。是《“友谊”还是侵略?》

渔民说，两岸渔民过去常有往来，这次遭遇台当局如此粗暴对待，“实在是太失望了”。死者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计需要他维持，老人需要他赡养。他就这么没了，留下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悲伤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泉州渔民的命走资派当局保护得了吗？

金门炮战，戳破了美国虚张声势、协防台湾的谎言。打破了台湾当局挟洋滋事、反攻大陆的美梦。挫败了美国企图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阴谋。炮击金门的战火，因宣示国家主权而起，因同属一个中国而熄。如今，战火硝烟已经散去几十年，当初的战场早已成为两岸交流交融的前沿。但两岸老一辈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捍卫国家统一的深谋远虑令人难忘，在以民族大义为重、抵制外国势力分裂中国上达成的默契载入史册，他们创造的炮火为媒介的交流方式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的特色政府实行私有制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后，越来越接近美西方帝国霸权针对新中国的目的了。如今的走资派习政权一样《怂》，没有自己的意见，不敢反抗。软弱无能。既无文又无武，手下的一群《怂》货，将军封了几百个，有一个懂战略战术吗？掌握这么多高端军备，不会也不敢使用，也只是一堆被弃的废铁。遇事时当缩头乌龟，事后了出来摆摆谱。躺在皇宫内享福。

实行私有制和扶植“走资派”，只是美西方帝国霸权一个图谋彻底演变新中国的表面的“前奏”，或曰“过渡手段”。他们的目的，是指望把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再次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看近期美西方帝国霸权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胁迫中国的频繁动作，似乎有点急不可耐。

美西方帝国霸权对其“目的”的实施，软硬兼用、明暗互动、花样百出，从十九世纪末叶就对中国提出了看似文明善意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主张，意在让所有的帝国主义任意吞噬中国这块“肥肉”……。

毛主席纵观历史，早就看透了美西方帝国霸权的狼子野心，并带领新中国坚定不移地抵御、抗击，遏制住了美西方帝国霸权的险恶行径，并将其排斥于国门之外。

新中国抗美援朝反霸的的英雄气概，得到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深切同情和积极地支持，形成了我们的朋友和同志遍天下的、坚固的铜墙铁壁般的世界格局，使美帝无从对新中国“下口”。

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团结社会各界进步团体、人士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早就高瞻远瞩的告诫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人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友谊”还是侵略?》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的教导震彻心扉，他老人家已经为身后的新中国指明了方向。经受过毛泽东思想哺育的、觉悟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心明眼亮，必然会痛定思痛，形成反击美帝及其走狗们的巨大正义力量，在世界大变局中显示身手，一定能战胜他们，让他们殖民中国的图谋再次化为泡影。

转载《美国又驻军我国金门，台当局又杀害大陆渔民！我们该如何回击？》

作者：李光满 发布时间：2024-02-17  来源：李光满说公众号 

最近在金门岛及附近海域发生了两件事，使金门再成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

第一件事，据环球网报道，据中时新闻网等多家台媒2月14日报道，台“海巡署第12巡防区统筹舰队分署第九海巡队”声称，14日在金门县北碇东0.5里海域发现1艘大陆籍快艇“越界”作业捕鱼。台媒报道称，该大陆船只在海巡队追缉过程中翻覆，船上4人落海，后被全数救起，其中2人生还、另2人送医抢救后不治。

第二件事，据台湾地区“联合新闻网”2月5日的报道，根据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将从2024年起派美军顾问常驻金门、澎湖“陆军”两栖营，并不定期驻训各特战营。根据计划，美国现在驻台湾地区的“特战合作组”先行扩大驻军模式，“特战合作组”由10多名具备各类军事专长的美军特战小组官兵组成，到2024年，美国“特战合作组”率先常驻金门、澎湖。此次进驻台湾地区的是由美军陆战特种作战群“绿色贝雷帽”第1总队第2大队1中队，以三人小组为单位进驻“台湾陆军”两栖营和“高空特种勤务中队”集训。美军进驻主要以6人小组作为基本编成，计划驻扎于澎湖、金门、马祖等离岛地区，主要执行的任务是海域巡弋、越界渔船驱离、水文侦察、运补护航、海上救难等等任务，代号叫“海龙蛙兵”。

金门县隶属于福建省泉州市，由金门岛、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北碇岛等12个岛屿组成，总面积151.656平方公里，与大陆最近处仅2300米，与台湾岛相距210公里，现由台湾当局实际控制。

1958年，溃逃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在美军第七舰队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蒋介石多次偷偷飞抵金门岛检查反攻大陆准备情况。8月23日18时30分，解放军用340门大炮分别从厦门、大嶝、小嶝、深江、莲河、围头等处向金门发起炮击，2小时内，对金门岛发射炮弹57400发。这并不是一次象征性的炮击，而是实实在在地对国民党驻军实施炮火打击，国民党军驻守金门的陆、海、空三个副司令吉星文、赵家骧、章杰当场阵亡，前来视察的“国防部长”俞大维被击伤头部。8月25日，当天台湾派出的5艘补给船被解放军鱼雷快艇击沉两艘，其余逃跑，金门补给线被切断。9月7日，在美国军舰护航下，蒋军补给舰向金门进发，解放军毫不留情向蒋舰开炮，将5艘国民党军舰击沉，而美舰并没有对蒋舰进行保护，转身逃离战区，开到安全区。炮击金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后来炮击金门改为单打双不打，直到1979年炮击金门才正式结束。

以上发生在金门及金门海域的两件事，我有两点感想。

一是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军撤离金门之后，现在美军又回来了，而且是长期驻扎并训练“台军”，这是历史的轮回还是新的挑衅?

二是台湾当局又开始在金门海域残暴地杀害大陆渔民，这是否预示着两岸关系进入了新的对抗甚至战争阶段?

大家都在想，我们该如何应对?我想可能会有以下五个选项：

一是作为普通民事渔业纠纷处理，要求台当局道歉并向死亡渔民家属赔偿。

二是坚决追凶，缉拿并严惩凶手。凶手是谁?台湾“海巡署”及所属第12巡防区统筹舰队分署第九海巡队所有船只和人员，如果是更高层下令，则直接追凶到最高层。

三是恢复对金门炮击，炮击强度与1958年8月23日相同，什么时候停止炮击则视情况而定。

四是解放军以武力解放金门及澎湖列岛，中央政府恢复对金门及澎湖列岛管理。

五是以此为契机，一举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

这五个选项，哪一个更适合更有利?这里我还想提几点看法。

一是1958年，在美国仍然驻军台湾岛、美国第七舰队控制台湾海峡的情况下，中央毅然决定对金门炮击，对美国的护航舰队也是毫无所惧，而且炮击金门一直持续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才结束。我想这是在向美国发出明确信号并体现坚定意志：中国绝不惧怕战争，中国必将解放台湾，必将实现国家统一，这是绝不会动摇的国家战略、民族意志和军人使命。

二是国家强大和民族复兴的标志是什么?除了经济强大、人民幸福安康，还应包括国家统一，主权完全独立，没有任何国家和势力敢欺负和污辱你，昂首挺胸，意志坚定，受人尊敬。如果领土不统一、部分主权不独立，人民受欺辱甚至被杀害，那么这种复兴和强大又有什么意义?

三是近两百年来，中国从衰落到重新强大，经历了无数苦难，最终我们能够打败一个又一个强大敌人，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其法宝之一是绝不惧怕任何强敌，绝不惧怕任何战争，在残酷的斗争中经受考验，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冲锋向前。

四是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如果不敢在敌人的肆意挑衅面前展示力量，不敢发出敢战能胜的信念，那么这个国家无论经济多么强大，身体多么肥硕，最终都只能是敌人待宰的羔羊。因此，我们一定要敢于展示自己绝不惧怕战争、敢战能胜的坚定意志。如果我们始终不敢出手，别说美国，就是台湾当局也会加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大陆同胞，就是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也敢上来踢你几脚、抽你几耳光，鄙视你，欺负你。我们要一直忍让吗?有时候忍让是一种智慧，而更多的时候，忍让是懦弱的表现，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屈辱和灾难。

五是有人说如果中国发动解放台湾战争就是掉进了美国设的战略陷阱里，我不这么认为。解放台湾是一场统一祖国的正义之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绝不存在什么阴谋和陷阱，除了正义还是正义，除了国家利益还是国家利益，如果美国和日本军事干涉，干就是了，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更不必患得患失。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必然会付出代价，但所有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想想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那么多英雄烈士，你问他们值不值?你问他们是为了什么?

美军又来金门驻军了，台湾当局又来屠杀大陆渔民了，我们该如何回击?我想这绝不应是一道选择题，而应是一道必答题，答案早已写在毛主席的那句题词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一种使命、担当和责任。

我很欣赏南昌舰95后女操舵手徐文茜面对外舰挑衅时说的那句硬气又霸气的话：“干就完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到了，不上等什么呢?”

《泉州红会派员陪同家属抵金门处理渔船事件善后》

新华社金门2月20日电（记者陈键兴）台湾有关方面追逐大陆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员陪同遇难者家属20日来到金门，处理相关善后事宜，并接回2名生还人员。

14日下午，福建一艘渔船在金门海域被台方海巡舰艇追撞，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遇难。这一恶性事件发生后，福建省、泉州市有关方面与船员家属沟通，决定由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员陪同家属赴金门处理善后事宜。

20日上午10时30分许，泉州方面人员与遇难船员家属乘船经由“小三通”抵达金门。在金门水头码头，泉州晋江红十字会高级顾问李朝晖受访表示，2月14日是农历大年初五，正值春节期间，台方粗暴对待福建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性质恶劣，令人愤慨，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我们来金门就是要了解事实真相，协助家属善后，接回2名生还者。我们要求台湾有关方面认真对待家属的正当关切，配合处理善后事宜，避免对家属造成进一步伤害。

当日，2名遇难者的多位家属来到金门县殡葬管理所，对遗体进行查看和确认，他们全程面色凝重、神情哀戚。

“我岳父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计需要他维持，老人需要他赡养。他就这么没了，留下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悲伤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面对媒体，一位遇难者的女婿几度哽咽语塞。

他擦拭泪水、平复心情后说：“我们需要的是，一定要查明事情的真相，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李朝晖当日受访时还表示，我们强烈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查看事发现场完整录像和我方船只，了解人是怎么死的，这是最基本的诉求。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人命关天，希望台方公布事实真相，严惩有关责任人，配合家属做好善后工作，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告慰遇难者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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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达赖喇嘛





1954年4月，达赖喇嘛排除了分裂分子的阻扰，决定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达赖喇嘛敬献了哈达和礼物。1954年9月16日下午，达赖喇嘛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我们有坚强的信心，遵守宪法，执行‘十七条协议’，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政教昌盛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3日，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接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听取了他们对西藏工作的意见并作出重要指示：在西藏不成立军政委员会，要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1954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主席团成员。22日下午，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我们终于在1951年获得和平解放，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祖国大家庭，并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使得西藏人民日益深刻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看到他们未来的光明前途，因而西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日益增长起来，衷心拥护祖国的统一。”

1955年1月3日，达赖喇嘛一行赴华东、东北参观，目睹了各族人民大团结、热火朝天建设新家园的景象，深受鼓舞。1955年2月23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返抵北京，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欢度藏历木羊年新年。

达赖喇嘛在愉快友爱的气氛中结束了在京的参观访问。安抵拉萨后，达赖喇嘛于7月6日给毛泽东写信，大意是自北京出发，到西北、西南各地参观了建设情况，在当地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路平安抵达拉萨，特地向毛泽东汇报，并亲自撰写赞文，称“祖国伟大领袖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颂扬毛泽东是“照耀一切的太阳”、“保护吾人如慈母”。此时的达赖喇嘛心潮澎湃，真情流露，真心拥护祖国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55年11月24日毛泽东复信达赖喇嘛：

　　亲爱的达赖喇嘛：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我们这里的情况还好。也做了一些错事，正在批评改正。中国是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好好做去。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余事请问张国华同志。我已嘱咐张国华同志，叫他好好向你请教。

　　祝你健康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956年8月18日、1957年8月18日的两封信

1954年11月，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在西藏工作的同志，遵照党中央、毛泽东指示精神，就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项事宜，分别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其随行官员进行协商，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要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按照中央指示办，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党中央派出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由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代表团体组成的中央代表团赴西藏祝贺并慰问演出，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和当地群众的隆重欢迎。

4月22日下午，达赖喇嘛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我们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团结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当时全国已经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在大的政治形势影响下，也促发了西藏工委党员干部的乐观情绪，加快进行建团、建党、民主改革的实践，大批汉族干部调进西藏。这引起了西藏上层集团的疑惧和不满，昌都地区分裂分子以此为借口趁机发动武装叛乱。在新的形势下，达赖喇嘛的信心动摇了，他给毛泽东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1956年8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达赖喇嘛：

　　亲爱的达赖喇嘛：

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体。

　　有事随时给我写信。

　　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遇到困难，务宜忍耐。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见面。

　　祝你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

这封信是针对西藏地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达赖喇嘛主要思想活动写的。西藏民主改革进程的加快，对达赖集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不能不影响达赖喇嘛的心理和观点，开始对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产生疑惧。毛泽东对此深有洞察，他指示西藏工委的同志：“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

恰在此时，印度邀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经中央批准，达赖喇嘛一行在1956年11月22日赴印度。达赖喇嘛在印度期间，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在新德里连续3次同他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大意是：现在肯定先不谈改革，在大家（指贵族、上层官员）都没有安置好前不改革。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6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若是分裂分子搞“西藏独立”，就是叛国的行为，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要将叛乱镇压下去。毛泽东希望达赖喇嘛早日回去。

此时，昌都地区的叛乱有蔓延的趋势。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做好应对拉萨等地可能发生暴乱的准备，同时暂停民主改革的实践。

1957年4月1日，达赖喇嘛自印度返抵拉萨。5月14日，中央批示《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迟早一定要进行的。中央在重新考虑了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以后，决定从今年起至少6年以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在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6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候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今后至少6年内，在西藏地区的工作有可为和不可为两个方面，可为的是“要继续进行和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以达赖集团为主要对象”。四不为是“停止和结束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不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不在社会上发展党员、不办不是西藏上层和下层迫切要求和同意的建设事宜”。强调指出西藏工作统一由中央直接领导，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不得直接向西藏指示工作。

在中央对达赖集团作出重大让步的同时，分裂分子却毫不悔改，叛乱活动越来越猖獗。

此时政治立场动摇、犹疑不定的达赖喇嘛让进京的阿沛携带一封信给毛泽东。1957年8月18日，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晋美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

　　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祝你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这是目前见到的毛泽东写给达赖喇嘛的最后一封亲笔信。

1959年3月10日，西藏分裂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挟持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达赖喇嘛从此走上了叛国之路。

从上述6封信看，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毛泽东尊礼和关怀达赖喇嘛，礼称“达赖喇嘛先生”或“亲爱的达赖喇嘛”，对达赖喇嘛是有信必复、有礼品必回赠，信中既有殷切关怀和爱护，又有良好的祝愿和期望，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二是毛泽东尊重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权力，信中多次可见“西藏地方政府在你领导下”，“多批评犯了错误的汉族干部”等等，这是中央民族宗教政策的生动实践。三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团结争取达赖喇嘛，将达赖喇嘛与分裂分子区别开来，对达赖喇嘛的工作成绩和积极进步都是肯定的和赞扬的，针对分裂分子的叛乱活动，在信中没有批评西藏地方政府，为团结达赖体现了很大的诚意和忍耐。四是毛泽东在信中简略地阐明了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也承认了西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适当做法，体现了伟大领袖襟怀坦荡的政治魅力。

毛泽东致达赖喇嘛的信是党中央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光辉映照。从1951年5月到1959年3月，毛泽东多次指示西藏工委要高度重视民族宗教的特殊情况，坚决维护执行《协议》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首要任务是开展对达赖喇嘛集团的统战工作。

另外，从这些信中也可以了解到《协议》签订后的近8年里，达赖喇嘛确有爱国表现和较大的进步。但是，他本质上是以维护自己政教地位和农奴制度为最高利益的，在分裂势力的包围中，患得患失，摇摆不定，不愿意接受民主改革，不愿意农奴解放，不愿意走下神坛，最终背叛了祖国和广大藏族人民，也背叛了和平解放时期自己的政治承诺，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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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久也






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

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

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

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

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

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

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

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

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

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作者：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三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

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他们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

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

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区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

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

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

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

在几星期以前，在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

老奸巨猾的英帝国主义及其它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

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

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它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艾奇逊在其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提起他编纂白皮书的故事。他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没有删略，尽管那里面有些话是批评我们政策的，尽管有些材料将来会成为批评的根据。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的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

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

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

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

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

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

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

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

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

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

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

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

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

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

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

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

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

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

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

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记录”这一点，我们认为坦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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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昆明3?01恐怖案谈胡乱邦




-----“痛定思痛、亡羊补牢”座谈会

2014年3月1日21点许，在灯火辉煌的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惨不忍睹的新疆蒙面人暴徒持刀砍人案，造成无辜群众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此前 2月27日中午12点多，贵阳公交汽车因有人投汽油造成6人死亡，35人受伤，好多人说，不敢坐公交车了，现在人们又不敢去火车站了，现在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试问，“文革”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吧? 改革开放之后，走资派化了大量的钱搞维稳，越维越不稳。走资派不讲阶级斗争了，命运共同体了，可事实是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咋有共同体？不存在阶级斗争用来忽悠谁？走资派自作自受。

冤有头，债有主，人们不禁想起了当年被陈永贵称为“胡乱邦”的露水总书记胡耀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耀邦上台后，在少数民族地区扶植旧贵族，打压积极分子。

胡耀邦、万里1980年12月到西藏，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

胡耀邦竟然请出坐过6年牢的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

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

胡耀邦还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在新疆问题上，胡耀邦提出，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开始动荡，“3?14”，“7?5和今天“3?01”，人们惊呼：“胡耀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

胡耀邦等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比毛泽东更高明，处处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调。

胡耀邦和邓颖超到新疆，作了一次讲话，摇头晃脑地说，在新疆汉族压迫少数民族……，几百年了，现在应该改变了，还规定了一系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级机关书记一般都由汉族干部担任，从今以后不能这样做了，等等。

并且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成纯农场，由各州管辖(试行了几年，情况不妙，又改了回来)。经过这么一折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斗力和内在素质已经大大减弱。

还有，就是限制中央财政对新疆的补贴。从1981年开始，中央给新疆的财政补贴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数字。这肯定影响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后就是以落实宗教政策为名，大规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广泛程度，有些有良知的少数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他们说用这些钱多建一些学校不是更好吗?直至发展到新疆人骂汉族猪滚回去，“新疆是我们的嘛，你们滚回内地去”，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

多年来，抛弃毛泽东思想，抛弃毛主席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抛弃公有制，使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的利益受到了严重侵害，两极分化，贫富拉大，特别是精神和思想无所适从，毛主席建设的好端端的新疆，如今变成了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

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愈演愈烈，可还有一些人，捧胡耀邦的臭脚丫，昆明“3?01”恐怖案件，真是给了这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昆明“3?01”恐暴案发生后，走资派又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政法机关迅速组织力量全力侦破案件，从严惩处恐怖分子，坚决将其嚣张气焰打下去。要精心做好受伤和遇难群众的救治、善后工作。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学习贯彻落实了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由“乱邦”回归“治邦”，还全国各民族人民一片平安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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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看反共反毛泽东分子





跑掉一个挞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GCD“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挞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7页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0页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1页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作者选读》（战士读本），第421——422页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2页。

抗大的革命和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和课程是革命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一个被国内外革命人民称赞的学校。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这就是国内的投降派和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学校，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了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一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它，称赞它，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它，污蔑它。

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们通，就叫“通匪”。结果，还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9页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390页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算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毛泽东 9月1日《毛主席关于两首诗的一封信》（1959年9月1日） 注：两首诗，即《到韶山》和《登庐山》，创作于1959年6、7月间。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单行本第29页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附:郭沫若原诗:

人妖颠倒是非淆 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 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万剐唐僧肉 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 猪犹智慧胜愚曹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历，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明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念奴娇 鸟儿问答

（一九六五年秋）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毛主席1939年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指出：“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总结中国共产党98年对敌斗争之经验，证明了毛主席这科学一论断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且我们的敌人也证明了毛主席的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里首先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推翻三座大山而奋斗的是自己人，拥护、支持共产党的是朋友。今天，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及反对走社会主道路的是我们的敌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是自己人和朋友。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反对中国共产党呢？那是坚决的反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鬼子兵力65%和伪军的95%都是用来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日本鬼子用血腥的屠杀证明了共产党是对的，证明共产党没有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还有汉奸和与日本鬼子眉来眼去的国民党顽固派也起劲的反共，这证明了共产党没有与汉奸和反共顽固派同流合污。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坚决反共，不惜拿美国人提供的飞机大炮向从鬼子占领区夺回领土的共产党发起进攻。国民党为什么反共呢？因为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要推行耕者有其田，这不符合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共产党要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这不符合帝国主义及其代理的利益，因为共产党反剥削反压迫，这不符合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惜把国家推进血海，也要消灭共产党。敌人这么一反对，就证明共产党做对了，说明共产党不是和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

新中国建立后，帝国主义仇视新中国，仇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对中国进行长达几十年的封锁和威胁。新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工业，以美帝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拼命反对。共产党在封锁中独立自主的建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千年的温饱问题，人均寿命由35岁增长到65岁、76岁。我们的成就证明了共产党的路线是对的，而敌人的反对则证明共产党没有与敌人同流合污，证明了共产党伟大。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研制核潜艇，帝国主义拼命的反对，还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这就证明中国发展两弹一星和核潜艇是对的。两弹一星的成功，极大的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保证了和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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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致达赖喇嘛信函》内容





在1951年至1957年里，毛泽东多次致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此选录6篇加以解读，以俾于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所确立的治藏方针政策，同时也有助于了解当时西藏地方的社会、政治状况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态度，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现流亡国外大搞“藏独”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真实面目。

1951年5月24日的信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以下称《协议》）。之后，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接见中央赴藏代表张经武，分析了西藏形势，并把写给达赖喇嘛的一封信交给他，嘱咐他赴藏的首要任务是“一定要说服达赖喇嘛返回拉萨”。7月16日，张经武会见达赖喇嘛，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与《协议》抄本。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之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收纳！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的背景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派军解放大西南时，以达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地方当局顽固拒绝和平解放西藏，在藏东昌都一线武力拒统。昌都解放后，西藏地方当局惊恐万分，内部矛盾迅速白热化。1950年12月19日，提前亲政的达赖喇嘛及部分官员到亚东观望形势。当时，美、英、印各国并不公开支持达赖喇嘛到国外，达赖喇嘛一行进退维谷。1951年1月，达赖喇嘛同意派代表到北京和谈。西藏地方当局派人到印度新德里请袁仲贤大使转交达赖喇嘛致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呈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十月八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1951年2月27日，达赖喇嘛致函中央，表示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协议》之后的5月2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接见谈判代表，接受了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所以，毛泽东的这封信也是对达赖喇嘛信函的回复。

1951年8月17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阿沛在9月12日返回拉萨，向达赖喇嘛报告了在京的谈判经过。9月24日，西藏地方当局召开官员会议，经过两天的激烈辩论，大多数人对《协议》原则接受。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员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26日，毛泽东复电达赖喇嘛：“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西藏地方政府随即执行协议，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1951年7月，18军从甘孜、昌都出发，于10月26日顺利进入拉萨。此后，陆续进驻江孜、日喀则、亚东等边防要地。1951年12月，西藏工委成立。1952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担负了在西藏开展工作的重任。

1953年3月8日和10日的两封信

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成立后，西藏局势基本稳定下来，达赖喇嘛向党中央表示决心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1953年3月8日，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

　　亲爱的达赖喇嘛先生：

　　饶西·彭措扎喜带来的你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写给我的信及你的像片均已收到。你对祖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亲爱，你为西藏僧俗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

　　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

　　张经武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转达。

　　附送最近像片一张，以志纪念。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三月八日


饶西·彭措扎喜是达赖喇嘛的姐夫，来京参观时呈交了信件，毛泽东很高兴。

　　1953年3月1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及九月三日（藏历水龙年七月十四日）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领导之下，协助人民解放军的入藏部队，加强团结，并争取协议的逐步实现，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你所派的致敬团和参观团代表都肯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办事处已正式成立，办事处的人员也努力工作。

　　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中谈到，想你已经知道了。

　　建设新西藏所需要的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等待以后再办。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兹不赘述。以后你和班禅额尔德尼需要中央帮助之处，均可告诉张代表或请张代表用电报转告我。

　　祝你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设，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

　　并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

柳霞·土登塔巴当时是扎萨大喇嘛，担任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个赴内地的致敬团的团长。该团一行12人于1952年8月12日从拉萨出发，经印度、香港前往北京。

毛泽东在10月8日接见了他们，谈话要点是：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毛泽东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藏地方政府和全体藏族同胞的广播中引述了谈话要点。

为什么毛泽东在3日内连续给达赖喇嘛写了两封信呢？主要是和平解放西藏一年多来，西藏工作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反对《协议》，制造了分裂活动。1950年12月，以西藏代理摄政鲁康娃、罗桑扎西为首的分裂分子，纠集一些商人、无业者组织了“人民会议”。1952年3月11日起，他们派人在拉萨示威，要求撤走人民解放军，并递交“请愿书”给达赖喇嘛。

这是解放军进入拉萨后与分裂分子头一场大的政治较量。毛泽东高度重视，确定了团结争取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中间”上层分子、孤立少数分裂分子、打击为首的叛乱分子的方针。在中央的指示下，张经武多次致信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立即取缔伪“人民会议”，维持社会秩序，惩罚骨干分子。4月27日，达赖喇嘛撤销了鲁康娃、罗桑扎西的代理摄政职务。5月1日，西藏军区和噶厦发布文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其次，和平解放西藏前后，某些外国势力和西藏分裂分子造谣污蔑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导致许多上层人士和普通僧民对《协议》和中国共产党存有严重的疑惧。毛泽东在信中明确表态不会打击或取消藏传佛教，会尊重和保护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

再次，西藏工委和党内一些同志对西藏的民族宗教特殊性认识不足，对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存有不同意见，一些党员干部主张发动僧俗民众孤立少数上层当权分子。对此，毛泽东指示：“在团结达赖和班禅，即力谋和平统一西藏内部时，一方面固然要估计到班禅方面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性，并善于推动和运用这种进步性，但同时必须认识和估计到达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禅为高的事实。因此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统一西藏及和平解放西藏后，我们在西藏地区的各种工作的政策，都不能不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凡有利于这个任务实现的事情即应坚决地去做（这里包括团结和斗争两个方面，但斗争是为了团结，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例如对‘人民会议’的斗争）。凡不利于这个任务实现的，即不应当做，或暂时不做（例如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就是暂时不做的例子）……因此，对于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的方针，不可有所动摇。”

1952年5月19日，毛泽东又指示：“我们的方针，不应该是组织下层去孤立上层当权分子，而应该是从上层着手，稳住和争取上层，达到顺利地逐步地巩固地团结群众的目的。” 8月16日，毛泽东复电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地区一个时期的工作计划，指出：“你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以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以及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交通运输问题为主要任务。其他的工作均应服从这一任务。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连续致信达赖喇嘛及时阐明中央的政策，消解达赖喇嘛的疑虑，争取团结其拥护中央决策，也通过他争取团结西藏上层僧俗人士，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1955年11月24日的一封信

上述两封信使达赖喇嘛进一步了解了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怀。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西藏工委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团结争取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分子，传达中央的关怀和爱护。从1952年到1954年，西藏工委组织了西藏地区官员、宗教人士、青年、妇女等各界代表组成致敬团、观礼团、参观团、佛教代表团等，到北京参观访问，了解内地的建设情况。西藏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消解了部分上层人士和僧俗民众的疑虑，汉藏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西藏工作呈现朝气蓬勃的团结局面。在这种形势感召下，年轻的达赖喇嘛表现出了一定的爱国思想，表示拥护祖国统一、执行《协议》、努力建设好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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