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孔孟之徒制造了大量的谎言
《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刊载于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
两千一百多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初步统一的封建国家，这就是秦始皇领导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然而，这样一个颇有新兴阶级革命朝气的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后不久就灭亡了。
这样一个历史现象是怎样发生的?
历代的孔孟之徒，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大量的谎言。他们把秦王朝灭亡的原因，统统归罪于秦始皇，归罪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
这全然是对历史的歪曲!
沙丘反革命政变和秦始皇法家路线的中断
“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在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复辟反复辟的激烈斗争。
统一以后，这种斗争并没有结束。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拚死的挣扎。他们有的在朝廷和宴会上公开跳出来鼓吹分封制，反对郡县制;有的“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大造反革命舆论，诋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有的更名改姓，潜伏下来，伺机变天;有的甚至赤膊上阵，进行卑鄙的暗杀活动。混在秦政权内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赵高，就是复辟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赵高本是赵国旧贵族的后代。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他全家成了秦王朝的官奴婢;赵高本人也做了宦官，“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
这个家伙怀着满肚子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仇恨，采用韬晦之计潜伏在秦王朝内部，表面上装作拥护秦始皇，当上了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的法律教师，“得幸于胡亥”，并且窃取了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的职务，篡夺了秦朝中央的一部分权力。秦始皇出巡的时候，他竟成为身边随行的几个近臣之一。
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当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死亡。赵高看见篡夺大权、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时机已到，立即跳出来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车马卫队和用来传达朝廷命令、征调军队的“符玺”大权，扣压了秦始皇临终给公子扶苏的信件，煽动和诱骗胡亥，威胁和拉拢李斯，伪造秦始皇的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禁闭并害死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
赵高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发动政变的思想武器。他引证儒家经典，说什么，历史上有的夺权政变，“孔子著之”，“不为不忠”，“不为不孝”;今天发动政变正合乎孔 丘之“智”。他对胡亥说，始皇临死前没有分封诸子，不搞政变你就会“无尺寸之地”。他对李斯说，秦的丞相功臣没有“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杀身死，而发动政 变拥立“慈仁笃厚”、“尽礼敬士”的胡亥，就会“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几年之后，赵高如此明目张胆地吹捧孔丘，鼓吹所谓“仁” 和“礼”，宣扬分封诸侯，这充分暴露了他复古倒退的反动儒家立场。在这个关键时刻，身居要职的丞相李斯，本来有可能搞掉赵高，粉碎复辟势力的政变阴谋，但却受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所制约，为了维护个人的名利地位，妥协动摇，铸成大错。李斯在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方面是有过重要贡献的，但也犯过严重错误。他在赵高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个紧要关头，出于私心，向反革命势力退让、屈服，就是重大污点之一。
沙丘反革命政变后，秦二世胡亥完全成了赵高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事无大小辄决于高”。赵高独揽了大权，立即向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展开全面的反扑。他推行了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反动政治路线。这些所谓“余民”，所谓“贱者”、“贫者”和“远者”，决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是那 些被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和专政打翻在地的没落奴隶主贵族。这条路线，完全是孔老二、吕不韦“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的继续。在 组织路线上，赵高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安插亲信，网罗死党，让他的女婿阎乐当上了首都咸阳令，他的弟弟赵成当上了郎中令。同时“更为法律”，篡改了以坚决镇压奴隶主反动势力为重要内容的秦法。在秦二世元年初，“大赦罪人”，把秦始皇执政的时候关押的罪犯放出监狱。另一方面，则向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儒家搞复辟倒退，从来是杀人不眨眼的，极其残暴狠毒的。赵高煽动秦二世“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杀害了蒙恬、蒙毅、去疾、冯劫等著名的文武大臣和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公子、公主。牵连受害者不计其数。最后，连李斯也没有被赵高放过，终于“腰斩咸阳市”，并“夷三族”。对各郡县地方官，也大规模地进行了清洗和杀戮。到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七年)，终于又杀害了秦二世，并且公然提出恢复分封制。
赵高篡权以后，还大大加重了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弄得“黔首振恐”。在埋葬秦始皇的时候，恢复了奴隶制时代的“人殉”，“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甚至还把许多修坟的工匠活活封死在墓中，“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这种惨绝人寰的残暴行为，是历史的倒退。他们恢复了阿房宫的修建，并征调五万人为屯卫，“令教射狗马禽兽”。“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结果，京师的粮食草秣都严重不足，又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粮草入都。秦始皇的时候，为了发展封建农业经济，对从事农业劳动的比较贫苦的农民(当时叫“闾左”)，规定的服劳役、兵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赵高篡权后，就大规模地“发闾左之戍”，把日益沉重的徭役负担直接加在贫苦农民的头上。种种倒行逆施，都是想要使贫苦农民重新沦落为奴隶。他们还采用残暴的刑罚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
这些情况说明，在沙丘反革命政变之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已经中断，而被赵高代之以复辟的儒家路线。 赵高复辟集团虽然没有来得及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它的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广大劳动 人民的矛盾、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赵高篡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元前二○九年夏天，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很快就推翻了赵 高、胡亥的反动统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激化是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赵高篡权是秦朝灭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驳“法家亡秦”论
秦王朝迅速灭亡到底是不是“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推行了法家路线的结果?这是历史上儒法论争十分激烈的一个问题。历代的孔孟之徒常常利用这个题目攻击秦始皇及其法家路线。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学着他们的腔调，写了“论秦”三条，对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
孔孟之徒叫嚷说：秦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穷兵黩武”，“内平六国”，“北却强胡”。林彪也攻击秦始皇“轻启战端”。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秦始皇所进行的战 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公元前二三○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在十年之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关东六国的诸侯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一种是公元前二一五年，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这两种战争，前者结束了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后者反击了北方落后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中原广大地区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战争都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消灭诸侯割据局面所用的“兵”，抗击匈奴奴隶主侵袭所用的“武”，都是完全必要的。“内平六国”，“北却强胡”，不但不是秦朝灭亡的原因，相反，正是它兴盛的两个重要条件。只有那些在社会制度上主张倒退，在侵略者面前主张投降的儒家无耻之徒，才会对此进行丧心病狂的攻击。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比起春秋、战国几百年的任何时候，战争都大大减少了。春秋时期的二百四十年间，仅在鲁史上有记载的，列国间的战争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更加扩大，次数频繁。其中很多是非正义的割据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西汉的贾谊说：“诸侯力政，……兵革不休，士民罢〔pí 音皮〕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⑧。这段话，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统一前后的实际情况，也是对儒家恶毒攻击的一个驳斥。
孔孟之徒的反动宣传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赋敛无度”。林彪也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攻击秦始皇“苛赋税”。这是儒家反秦的老调。西汉的反动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信口开河，胡说什么：秦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⑨。此言一出，竟成了后代孔孟之徒攻击秦始皇所引据的经典。一提起秦始皇的赋税徭役，便开口“二十倍”、“三十倍”地念下去，好不吓死人也。
儒家鼓吹的那个“古”，果然是那么“轻徭薄赋”么?完全是无耻的伪造!
在奴隶制度下，哪有什么徭役、赋税制度可言!那时候，千百万奴隶戴着沉重的枷锁被束缚在“井田”上从事艰苦的劳动，甚至被活活杀害作为“人殉”和“人牺”，他们连自己的身体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和牲畜一样，没有做人的权利，只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手工产品，全部属于奴隶主。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进步。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奴隶的劳动力，吸引了关东六国的很多劳动人民跑到秦国去，这就说明在秦国的封建制度下人民生活比在有大量奴隶制残余的关东六国的人民生活好。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从法律上承认了由奴隶逐渐变为农民的人们的新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秦始皇奖励发展封建农业经济的政策促进下，生产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当然，秦朝是地主阶级专政的王朝，秦朝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是残酷的;但比之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生活已经有了改善。这个历史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人民的负担是重还是不重，还要看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不断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奖励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大兴水利工程，修驰道，通水路，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这些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秦朝人民负担虽然不轻，而在秦始皇在位期间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未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生产有了发展。
秦统一前的封建诸侯割据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虽然基本上已经建立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的发展仍然受到诸侯割据局面的严重阻碍，人民的实际负担在社会产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加以那时候，小国除了要维持自己的军队、国家机关和满足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以外，还常常要向大国奉献十分苛重的贡赋，这些负担全部落在小国人民的头上。即使是象战国七雄那样的大国，也常常征发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出征打仗，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少了，人民负担就不能不加重。比起封建诸侯割据时期的这些情况来，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人民负担，相对地说是减轻了的，又哪里有几十倍苛重的问题呢?在秦始皇执政时期，为了鼓励发展农业，规定贫苦农民(即“闾左”)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只做“正卒”一年，“戍边”一年。何况，秦统一后人民的负担中，有些是为了抵御匈奴奴隶主的侵扰。
面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是抵抗还是不抵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抵抗，人民当然要有较多一些的负担。可是，不抵抗，人民就势必要遭受更大的苦难。为抵抗匈奴奴隶主的侵袭而动员人力物力，这怎么能和诸侯割据混战时期的情况相提并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