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让几近陷入绝境的中共和红军，绝处逢生，迎来转机，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中共领袖毛主席曾深情地说：
“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事变的领导者，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中共一直怀着特殊的尊重与感激之情。”
然而，让历史遗憾的是， “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无论是张学良将军，还是杨虎城将军，都没有和毛主席见过面。
张学良 杨虎城
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张学良就和驻扎于陕北的中共中央和红军有着频繁而密切地接触和互动。
1936年3月5日，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会谈时提出这样一项要求： “由毛泽东、周恩来二人中选一位与我会谈，商定大计。”
中共中央经过反复商榷，决定派周恩来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
张学良
按原计划，在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之后，另有一次毛主席与张学良的直接会谈在肤施举行。但却由于种种原因，竟然未能实现。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囚禁了张学良，一直囚禁到1990年。于是，直到1976年毛主席在北京去世，张学良也不曾与他敬仰的这位中共领袖谋面，成为少帅毕生的遗憾。
张学良虽然无缘面见毛主席，但是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居然无意中替毛主席妥善办理了一件“家务事”。
1930年10月，毛主席的“骄杨”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后，她与毛主席所生三个儿子——8岁的毛岸英、7岁的毛岸青和3岁的毛岸龙，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随外婆、舅妈到了上海，来到叔父毛泽民的身边，住进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
1931年春，上海地下党遭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毛岸英三兄弟流落上海街头，小岸龙不幸失踪，从此杳无音信。毛岸英、毛岸青被身为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收养。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
1936年1月，董健吾从上海赴陕北替宋庆龄送密信时，途经西安，得以拜会张学良。少帅与董健吾一见如故，奉他为上宾，隆重款待。二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
1936年3月，董健吾回上海后，又以“王牧师”的代号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前往陕甘宁边区。完成任务后，董健吾在返程中，再经西安暂停。张学良闻讯，热情邀请到家中叙谈。
数日后，董健吾要回上海，张学良设丰盛家宴为他饯行。觥筹交错之际，董健吾对少帅说：
“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
张学良哈哈一笑，认为此非难事，慨然应诺。
董健吾回到上海后不久，一日早晨，接到张学良老部下李杜打来的电话，告知少帅已抵沪，约董健吾次日上午在某咖啡馆晤面。
“九一八事变”后，李杜在吉林、哈尔滨率部与日军作战。1933年失败后退入苏联。1934年回到上海，出任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武装部部长。李杜将军身在大上海，却心系大东北，他多次向张学良请求：重返苏联，召集流落在远东之旧部，再回东北，与日寇血战到底。
张学良本是赴南京参加会议的，会后他秘密抵达上海，探望李杜，目的有二：一是尽快促成李杜出国之事，二是安排李杜将董健吾提出的三个孩子送赴苏联。
毛主席与长子毛岸英
董健吾放下李杜的电话后，立即向地下党组织请示。党组织经研究决定，派刘仲华和他去见张学良。
第二日晨，董健吾和刘仲华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张学良和李杜随后即到。四人稍作寒暄之后，少帅直奔主题：
“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周密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深表赞同。
一向慷慨仗义张学良说： “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董健吾。
董健吾回去后，马上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三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
上海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随李杜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疏通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在几位随从的陪同下，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
经过一个月的旅途劳顿，一行人终于8月上旬到达法国巴黎。
李杜
但是，当李杜到设于巴黎的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时，竟然遭到了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踪，早被无孔不入的日本情报机构侦知。日本政府立即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苏联政府此时还不愿和日本闹翻，于是就拒绝了李杜等人的签证。
李杜等人无计可施，只得滞留巴黎数月。
最后，还是随行的共产党员杨承芳想出了办法。他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救国时报》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请苏联政府尽快发签证。
数日后，苏联驻法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入境，并送来了签证；但却拒绝董寿祺和李杜等人进入苏联。
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终于抵达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
毛岸英、毛岸青在莫斯科
时光如过隙之驹，1994年，恢复自由身的93岁的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定居以后，东北一位史学家前往希尔顿大酒店探望他。谈话中，那位史学家详细讲述了当年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前往莫斯科的原委和过程。
张学良直到此时，才知道1936年他在上海出资10万法郎，并委托李杜将军设法送到苏联读书的三个孤儿当中，就有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和次子毛岸青。
虽然58年后才获悉真相，但张学良欣然一笑，欣慰地感叹道：
“真没想到当年我会为毛泽东做了一件好事。那时我只听信了董牧师的话，他说有三个孤儿想到苏联去求学，缺少经费。我并不知道董牧师所说父母早不在世上的那两个孤儿，竟会是毛泽东的儿子!”
暮年张学良在美国（Z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