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各位好，今天是9月3日，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字投降，翌日国民政府下令全国欢庆三天，9月3日随之成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小细节——据当天参与投降仪式的日方共同社记者回忆，说在他的想象当中，整个仪式应该是为了羞辱日本而准备的。但真实的场景却好于他的想象，盟军并没有过分羞辱日方代表。这位记者随后大发感慨，说如果是日本赢得了这场战争，签字地点不在东京湾而是在旧金山。日本不知会如何羞辱和处置战败的美国人。双方之间的差距，在这场签字仪式上第一次给了日本人以震撼。并为日本战后心服口服的接受美国的改造埋下了伏笔。
尤其让日本人印象深刻的，是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在签字仪式前的这样一段话：
“各参战国的代表们，我们今日齐聚于此，缔结一项令和平得以恢复的庄严协定。
不同理念与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决出了胜负，所以我们无须再来讨论和争辩。我们在此代表的是地球上最广大的人民，所以我们也不是怀着猜疑、恶意以及仇恨的精神前来相见，而是要求我们胜败双方都上升至一种更崇高的尊严，只有它才符合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的，使我们所有人都全心全意地信守他们在此正式承担的职责。
我的殷切希望——我想，这也是全人类此刻共同的希望——那就是从这一庄严的时刻起，由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诞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基于信义和谅解的世界，一个致力于尊崇人类尊严及其最珍视之愿望的世界，一个自由、宽容和公正的世界。
即将在此呈示并通过的日本帝国军投降条款都载于你们面前的投降文件中。
作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我宣布本人将按照自己代表的各国传统以公正和宽容的精神履行职责，同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投降条件完全、迅速、忠实地得到遵守。”
我想，麦克阿瑟这人，虽然打仗水平非常有争议，但他演讲确实是一把好手。日本的投降，意味着二战中法西斯国家正式而彻底的被反法西斯国家所击败。而在这个标志性时刻，麦克阿瑟准确的点出了这场战争的意义——这场战争并不单纯是那种旧式的一个同盟战胜另一个同盟，一个民族战胜另一个民族的普通战争。它的结束，标志的是法西斯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失败——那种把自己国家和种族的利益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打着这个大义名分就能够对外侵略扩张，对内进行法西斯统治的理念，彻底失败了。
人类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经历了如此惨烈的流血与屠杀，所最终换来的，并不是（至少不单单是）一些民族的兴起和另一些民族的衰落，以及双方的仇恨。而应当是一种共识——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基于信义和谅解的世界，一个致力尊崇人类尊严及其最珍视之愿望的世界，一个自由、宽容和公正的世界。”
如麦克阿瑟所言，那的确是全人类、无论胜利者还是战败者在那一刻共同的希望。
经历并最终消灭了法西斯主义，我们衷心希望这个共识可以垂于永久，永志不忘。
而如果你无法回忆起战败前的法西斯日本究竟时一种什么样的后世需要引以为戒的状态……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日本挨原子弹的文章，正好昨天《《奥本海默》：原来美国也盛产过“公知”》聊到了奥本海默为原子弹对平民杀伤自责的问题。这里就再引用一下，看过此文你会发现，当时的日本，挨原子弹真的不冤枉——因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确是一个害人终害己的梦魇，越早结束，获益越多的，其实是日本自身。
而能用两颗原子弹就换来那个梦魇的终结，日本其实一点也不冤。
一群精明人，为什么兢兢业业的算了一笔糊涂账。
我之前看过日本左翼历史作家半藤一利的书，按照他的解析，日本挨两颗原子弹就是纯粹是自找的。那是二战末期那个病入膏肓、已经陷入疯狂与瘫痪的社会体系的最后一次病情发作。
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对日本的轰炸，不是一上来就扔原子弹的。最开始因为轰炸机飞程和载弹量的限制，甚至还扔过一段时间传单。只是那个传单写的特别荒腔走板：美国人在传单中向日本民众宣传了他们这场“大东亚圣战”的不义，告诉他们：盟军很快就要胜利了，你们应该到天皇皇居那里去情愿，要求天皇赶紧结束无谓的抵抗。
从这种号召中你就可以看出美国人当时对日本的理解有多么不深入——他们显然把帝制统治下的日本臣民当成了现代社会的公民了，觉得让他们认清现实，向政府施压，就能促使日本投降。但是日本当时的体质下，压力是单向绝缘的，老百姓被教育只有为国家赴死的责任，却没有决定国家的航船去向哪里的权利。
同样是因为这种错误，盟军之后对日本的战略轰炸，从传单到炸弹、从炸弹到燃烧弹，虽然逐次加码，造成了大量日本平民的死伤，但却并没有让日本政府回心转意的效果。鬼迷心窍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眼中，老百姓不过就是战争的耗材么，死就死呗，现在不死，将来“一亿玉碎”也要死么！
于是时间来到1945年7月26日晚，美英中三国联合发布了《波茨坦公告》。作为整个二战中盟国发表的最后一份公告书，在文中美国已经把“再不投降就核平你”暗示得很明白了，报告中明确声明：“日本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若非如此，日本将迎来迅速而完全的毁灭。”
这个声明，很迅速的就被交到了天皇裕仁那里，裕仁此时倒也干脆，时间进入1945年以后，东京已经经历了三次“李梅火攻”，美国人用凝固汽油弹把这个城市几乎烧回了石器时代，全城50%以上的房屋被毁、100多万人无家可归、14万人被活活烧死。
所有这一切，都是裕仁透过皇居的窗户直接可以亲眼看到的事情。
惨象如此，任何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日本肯定撑不下去了。
所以当裕仁看到这个声明时，虽然他未必懂“迅速而完全的毁灭”到底指的是啥玩意儿，但他一定猜到了，美国人打算用比惨烈的“李梅火攻”更惨烈的方式胖揍日本。
于是裕仁立即召见外相东乡茂德，见了面，皇上也顾不得“圣君垂拱而治”的架子了。直接把公告一丢，告诉对方：“朕以为，内阁应当立即讨论对美停战事宜。”
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天皇讲话被称为“鹤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如今，天皇这话都把“别闹了，赶紧跪了吧。”的意思怼到臣下脸上了，底下人当然得赶紧遵从办理。
于是当时的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立刻召集紧急内阁成员，想按皇上的意思商讨“停战（投降）”问题。
也就是说，日本内阁如果行政效能正常，跪的及时的话，他们是有机会躲过后来那两颗原子弹的。
7月27日，日本内阁紧急会议正式召开，与会者当时态度也都是非常一致的——都被揍成这个熊样，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何况皇上都已经做了表态，那咱就都别端着啦，就坡下驴，赶紧想想怎么跪的体面得了。
但就在这个时刻，两个关键的要素导致了日本决策层出现了致命的偏航。
首先是当时日本决策层很多人，还想寄希望于苏联的调停。
1941年的时候，日本和苏联签署了《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最初日本政界尤其是陆军，还有些声音对于这纸条约的签订说三道四，觉得此条约挡住了帝国“北进”的道路。
但后来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越混越惨，这个条约反而成为了日本人的救命稻草。“苏联调停”成为了大多数人实现“体面结束战争”的最后指望，当时日本政界，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斯大林那么胖，跟西乡隆盛一样，一看就是个好人，关键时刻一定会帮日本的。”
斯大林与西乡隆盛，你别说，这俩人还真有点像……
这话今天听起来就很无厘头，每一个逻辑链条都是断裂的：就算斯大林跟西乡隆盛一样胖，怎么就成了“好人”的证据了？就算是好人，凭什么就一定要帮你日本呢？
可是在日本战争末期那样一个已经魔怔了的社会，这种一厢情愿的说法是遭遇不到任何反驳的。由于日本拉胯的外交政策过于失败，已经把自己弄得四面楚歌，苏联还没有对日动手，就被视为了“友善”的标志。
这其实是日本外交长期独断暴走、闭目塞听的结果，聋子不会自己嗓门有多大，同理，长期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也不清楚自己的国际人缘此时次到了什么程度。
日本人更不去想也不敢去想，斯大林此时尚未对日宣战，到底是真想“拉兄弟一把”，还是等待时机成熟，宰你一刀更大的。
半个多月后，苏联海军就把军旗插上了旅顺口
于是在内阁会议上，等待苏联调停的动议一被提了出来，日本内阁原本对《波茨坦公告》秒跪的决心，就被改成了“跪，但不全跪”——我们先等等看，看看苏联那边愿不愿意出手调停再说。
但是这个表态方案一做出，在场的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就坐不住了。
阿南觉得，这个“跪，但不全跪”的态度对军方实在是太不利了。在日本政府等苏联调停这段时间里，军队还要不要接着打仗了？何况，当时日本陆军正在忽悠着全国老百姓搞“一亿总玉碎”（说白了就是要全体国民为国殉葬）。
当时日本在民间宣传的口号是：竹枪也能打败英美鬼畜。
阿南就提出，如果内阁这个“服软”态度一发，那么极大的动摇国民情绪，全国总动员可就没办法搞了。而如果没有“总玉碎”作为筹码，日本还拿什么做与美国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争取苏联斡旋呢？
于是在他的挑头下，日本陆海军难得达成了一次共识，坚持要求：内阁的这个声明，发是可以发，但一定要加上“提振士气、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意思。
或者说的直白些：就是不能把声明写的太认怂，要硬气一点。体现出一种“武士尚未进食，也要用牙签剔牙”的豪（zuo）迈（si）气概。
站在阿南惟几的立场上考虑，这话也没错。政府“跪了，却不全跪”的态度，会让他的队伍很不好带。
武士尚未进食，也要用牙签剔牙
于是到了7月28日，当铃木贯太郎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最别开生面的事儿就来了。
当有记者问：“首相对27日的三国共同宣言如何看啊？”
这个安排好了的提问，明显是给铃木找台阶下。
但铃木回答却是：“我认为，该共同声明是开罗会议的翻版。帝国不认为其有重大价值，唯有默杀。我们将坚持向完成战争迈进。”
很好，阿南惟几们强调的回答要“硬气”的意思达成了，但他们皇上裕仁让内阁赶紧认怂的那个意思，好像一点都没体现出来。
这里就是日式思维经常犯的一个失误了：如司马辽太郎所言，日本是个“山林民族”，所以经常干些得鱼而忘筌，舍本而逐末的事情。一个工程，本来目标是A，手段是B,可是干着干着，手段B就代替了目标A,成了工程的核心——天皇本来让他们给个态度赶紧投降，可内阁讨论着讨论着，怎么“得体的表达”就超过了“投降”这个目的。
其实类似舍本逐末的毛病，日本人到现在也还没丢，比如上届奥运会上备受诟病的纸板床就是一例：本来质优价廉是目的、思路新颖只是手段。结果搞到最后，一张床单价15万日元，躺着还不舒服，就为图个新鲜。
当然，也不能说铃木完全忘记了初衷，他这个回答中那个“黙杀”一词，用的就非常讲究，
在日语中，黙杀可以理解为完全无视的意思，但也可以表达为“不予置评”的意思。
至于究竟是哪个意思，不好意思，必须通过上下文的意思，正确理解其中的意思。这就是著名的日语的“暧昧性”。
据说，日语极不适合谈外交，极为适合谈恋爱。
也真的难为这位铃木贯太郎了，军人出身的他，太了解日本当时的军国主义是个什么德行了——只要你敢不按照军方的意思说话，甭管你多么位高权重，分分钟也能把你“天诛”掉。
所以铃木在再三权衡之下，自作聪明的用了“黙杀”这个词。
他的本意，是既不想得罪阿南为代表的国内强硬派，让他们把“黙杀”理解为“无视”。同时他又指望美国人能“心有灵犀”，领悟到“再宽限我们几天”的引申含义。
可是自作聪明的铃木似乎漏算了一点：日本官方的日语表态传到美国人那里，是要经过日本官方通讯社共同社的翻译的，而共同社在翻译“黙杀”这个词汇的时候，似乎一点也没体会到首相苦心，直接翻译成了英文中的“ignore”（忽视）。
也不能怪共同社不用心，在当时的日本，媒体是受军国主义胁迫最严重的领域，早在1931年以后，日本大量的左翼、自由派报馆杂志社就在军国主义分子或政府直接出手干预下被关停了。太平洋战争开打之后，日本政府、军部和各大民间右翼团体一再向媒体施压，严禁其散播“失败主义”言论。
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像共同社这样的媒体，所有文章编写、翻译都是按着宁硬勿软的原则来的。
于是，在看到首相用“黙杀”这种模棱两可的语句，共同社编辑连犹豫都没犹豫，一个“ignore”翻译过去了——至少这么翻，他本人不会冒风险啊。要不然那帮军国主义暴徒找上门来，质问“首相明明说的是黙杀，你凭什么曲解其意？”他可担不起这责任
于是美国人最终接受到的信息，最终就成了这个样子：日本政府完全“忽视”波茨坦公告，仍要继续把战争进行到底！
美国人一听，好小子，嘴硬是吧？让你尝尝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
于是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分别向广岛和长崎空投了原子弹。十几万人的性命，因为一句铃木首相的一句“黙杀”，被从地球上硬生生抹杀了。
那些被送去地府的日本老百姓，在黄泉路上到底该怨恨谁呢？
表面上看，杀死他们的的确是美国人的原子弹；
但更深一层想，造成悲剧的，是那个见了棺材也不肯落泪的日本内阁，明明已经遭遇了警告，却还将平民百姓的生命当成筹码和儿戏；
可在逻辑的最底层，酿成这一系列悲剧的，其实是日本当时那业已陷入疯狂的一种社会逻辑。
是的，你有没有发现，在挨原子弹之前的那一些列决策过程中，做出决策的每一个个体。无论军方、首相、翻译记者、甚至是最死硬的阿南惟几，在自己的抉择中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他们都很精明，看得清大势不可违，知道日本必须做什么。只不过，他们精明过头了，以至于会按照当时日本社会的整体风气、为了达成自己的利益，给抉择做一点小小的“偏航”。但这些“偏航”的累加，最终却将决策扭曲的完全违背了其初衷，引导国家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45年的那个日本，真的很奇怪。
这个国家细看个体，每个人是精明的、理性的，但整个社会凑出来，却是疯狂的、偏激的，它其实已经失去了理智的纠正自己的能力。非有重击，不能将其叫醒的。
那这个重击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原子弹了。
所以原子弹下到底有没有“冤魂”？最后我再讲两个故事好了。
第一是在战争中主导发动“李梅火攻”的美国将军李梅，此公出的那个燃烧弹炸东京居民区的损招，其实比两颗原子弹杀得日本人还多。战后日本右翼对其恨得压根痒痒，可是对于这么一个人，日本政府1964年却授予了他“一等旭日大绶章”，这是日本能够授予除自家皇室以外的活人的最高荣誉。这个章一授完了以后，你再看那些日本右翼，再骂李梅的时候就变得小心了很多，因为生怕骂着骂着就把自家天皇骂进去了，而日本极右翼最爱标榜自己“忠于天皇”的，对自家天皇和大仇人握手言欢的事儿，他们只能装作没看见。
所以，这帮货有多么色厉内荏，揣着明白装糊涂，你看清楚了吧？
其二，就是执行广岛轰炸任务的飞行员西奥多·范科克。
日本人之所以那么关注广岛原爆问题，相当一部分是在李梅授勋、东京大轰炸的事儿不好过分对美国人“追责”之后被日本国内右翼炒起来的“代餐”。
但是对于日本右翼疯狂让他道歉的声音，范科克和他的战友们从来不搭理，他说我们有什么错啊，不扔那颗原子弹，你日本自己能醒吗？
“我们投下的那颗原子弹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且这其中的大多数，是日本人的生命。”
你细品这句话，说的虽然有点残酷，但还真他娘的是个事实。
作者：海边的西塞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