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发起人？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国家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到全球GDP第二，恐怕连最反华的人也不能否认。

但如果问，这一改变中国，甚至世界命运的发起人是谁？恐怕有人会认为，这个问题纯属多余，因为老人家的塑像至今仍矗立在深圳。前几年有一首歌很流行，叫“春天的故事”，歌中唱到：

1979年
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
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啊 中国 啊 中国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事情果真如此吗？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中国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 华国锋。

提起华国锋，对不少人来说，是熟悉或陌生。熟悉是指上了一些年纪的人，不但熟悉，而且如雷贯耳；陌生，是指年轻人，因为现在华的名字极少出现在官方媒体中。

对华的好感由来已久，挥之不去，原因多重。从个人来讲，在他的任期内，家庭出身不再是个问题，不少人获得了与他人平等的权力，有机会读大学、参军，从而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从国家层面，怀仁堂事变改变了中国，能有此胆量的人实在太少；华的家风不错，其当政时，其子女高考照样落榜；其后也没传出儿女因他发大财的消息。

1.华国锋其人

                  华陵
1921年2月16日，华国锋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原名苏铸，字成九。

1938年，投身抗日战争，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华国锋”即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1940年，任交城县各届抗日联合会主任，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

1949年以后，在湖南湘潭任县委书记、地委专员等职务。1967年7月～1971年1月，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6年2月～1976年4月，任国务院代总理。1976年4月～1980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1976年10月～1981年6月，任中共中央主席。1976年10月～1981年6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81年6月～1982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82年10月～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2.华国锋评价

继毛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期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以来，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

“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近年来，官方对华的评价有所松动，称其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2021年2月20日，还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纪念华国锋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3.华国锋与改革、对外开放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
    
在借鉴和学习外国经验问题上，华国锋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1975年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时，就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1977年初，项南（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农机局局长）向他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诧。一个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华国锋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

1977年7月16日，十届三中全会开幕。1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今后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除抓紧完成“四十三亿”引进项目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共需65亿美元。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华国锋说：决心下定了，要干，出点毛病难免，但要出得少点，搞得好点，精心筹划，现在原则批准，要抓紧科学技术。

华在视察中、在题词中，反复强调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还带头就经济建设问题频频接见外宾。如1977年4月2日下午，会见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和以他为团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随行人员。

华国锋接见日本客人与宝钢建设有关。因为宝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引进的最大一个项目，他很重视。

1977年9月16日至10月14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去日本考察一个月，发现经过十年“文革”，中国冶金技术水平和日本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至少差20年。1977年11月9日，冶金部向政治局汇报钢铁工业长远规划：今后3年在上海抢建一个现代化的、年产500万吨生铁的大型炼钢基地，全套设备从国外引进。1978年3月11日，华国锋批发国务院同意了这个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钢铁厂。建设规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整个工程投资为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44亿元，国内投资70亿元。

1978年2月25日至3月5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3月13日，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应该看到，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科学技术要搞上去，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学习外国的好经验，非常重要。从我们自己现在的基础上，慢慢走，也可以，但把外国的东西拿进来，再研究发展，就来得快。现在提出的这个规划很重要，要先把今年60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定下来。可以利用银行的外汇存款，这个方针已经定了。这是正常的银行业务来往，既然人家存了款，为什么不能用呢？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个部门关于《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的汇报。《规划要点》提出了到1985年累计外汇收入1050亿美元，其中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各200亿美元（用国家贸易外汇支付150亿美元，利用银行外汇存款50亿美元）。华国锋说：西德（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战败后，10多年就上去了，要研究他们的经验。

7月11日，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听取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关于扩大新技术引进的初步设想后，华国锋进一步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基于这样的思想，1978年3月起国务院派出四个考察团到海外考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3月9日到4月10日，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访问，重点是南斯拉夫。3月28日到4月22日，以上海市委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4月10日到5月6日，段云为组长、房维中为副组长的计委、外贸部“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赴港澳考察。5月2日到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五国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考察。

这四个代表团为改革开放起到侦察兵的作用。

段云率考察组赴港澳考察回京后，大体理出几条建议：设想将宝安、珠海建设成两个出口基地，变成生产基地、加工基地，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订货、补偿贸易；建设一支竞争加强的远洋船队；建一个集装箱码头；发展旅游业。如何落实？提出在宝安和珠海划出一块地方，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简政放权，给地方一点权力，财政支持，税收政策调整一下，进出放宽限制，吃点偏饭，争取3年至5年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旅游业。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为全国做个榜样，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

段云等起草了计委文件《港澳经济考察报告》。 段云等的报告应是特区建设的发端，是1978年，不是1979年。余秋里当天签发。5月31日呈报党中央、国务院。

接到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后，华国锋高度重视，先后于6月1日、3日，和国务院领导一起听取了段云等人的汇报。同意段云和广东省委提出的搞农副产品出口基地，主要出口中国香港、澳门和日本。

1978年8月14日至9月1日，华国锋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进行了访问。这是继毛1957年访问苏联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将出国考察、开放推向高潮。1978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赴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赴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关于改革开放起源的历史叙述，很少提到华国锋，似乎华与改革开放无缘甚至是对立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有些历史问题，要隔一段时间再看，可能更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