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人民的胜利

1945年，日本投降。有位中国画家画了一幅画，叫作《爸爸永不回来了》，画中的小姑娘双膝跪倒，仰望青天，意思很清楚：她的父亲在抗战中死掉了。

 

蒋兆和，《爸爸永不回来了》，1945年

 

当年，全国上下一片狂欢，太多主题可以画——直到今天，国家组织的大型历史画还在画抗战，画家们早已学了西洋人的套路，画杀戮，画战场，画尸体，画胜利——可是大家想想看，这位抗战的亲历者偏偏选择画一位失去父亲的女孩。为什么呢？因为复仇也好，胜利也罢，战后顶顶真实的事情，是无数家庭破碎了。

 

这幅画不是出于国家主义与民族意识，而是秉承人的立场，直白地说，就是同情心。国家、民族，是现代中国主旋律，同情、恻隐，不是首要的美德。

 

这位画家名叫蒋兆和，中央美院老教授，1986年逝世。20世纪，我以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画家，也是最杰出的人物画家。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巨作，是画于战争期间的《流民图》，这幅画，几乎被历史忘记，甚至被政权销毁。他的所谓政治名誉直到80年代才恢复。1993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蒋兆和作品全集》，首次收入《爸爸永不回来了》，并于隔年举办了纪念蒋先生90周年诞辰的大展；2014年秋天，国家博物馆为纪念蒋兆和先生110周年诞辰，也举办画展，展出了幸存的《流民图》，不知道有几个八〇后、九〇后青年去看过。

 

据我所知，如今大部分青年不喜欢悲惨痛苦的故事。2012年冯小刚拍了《一九四二》，电影里全是蚁民、灾民、饥民、流民，成片成片死掉，像狗一样，正所谓“野有饿殍”。结果，票房很惨，冯小刚为此梗着脖子，心里很受伤。我问不少八〇后青年为什么不去看，他们坦然说，我不想看。孩子们可能是对的。绝大部分八〇后的父亲没有死于战争，出于别的理由，别的记忆，他们的爹妈恐怕也不愿提起悲惨和痛苦——我们伟大的传统是千里江山，不是死亡。

 

蒋兆和，《卖子图》，1939年

 

蒋兆和先生一辈子没画过壮丽的河山，只喜欢画人，而且心慈手软，专门画受苦的可怜人。他自己，就很可怜，从小丧父，十几岁从四川出来混，饱受沧桑，和徐悲鸿先生幼年少年的经历很相似，所以徐先生曾经提携扶助蒋兆和。徐先生自己的艺术主张，就是四个字：悲天悯人。

 

世上有的是可怜人，过去很多，现在也很多。你要可怜人老去想可怜事，也是可怜的事。可是法国人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人在苦难中更像一个人。”诸位同意吗？以我的记忆，历史上伟大的作品很少很少描绘幸福，很多很多描绘苦难。而描绘幸福的图画，你看着，不那么容易也感到幸福，看着描绘苦痛的画面，如果那画面足够真挚，即便你从未领教那苦痛，你也会被感动。

 

这是为什么呢？

 

牛犊给豹子吃掉，绵羊给恶狼叼走，牛羊不会写个短篇，画幅画，把伤痛留下来，反反复复说，年年月月看，世上万物，只有人类干这种事。可是畜生的感情，和人一样的，死了同伴，有时会绝食而亡，畜生没有语言，只能闷死，人类呢，不但晓得记取伤痛，还有想象灾难、诉说灾难的天分——蒋先生没有亲人被鬼子杀掉，那位画中的女孩呢，并没有丧父，她是蒋先生的侄女，被画家选中做了那幅画的模特。抗战爆发时，蒋先生并不是流民，还有个画室，还能画画，可是蒋先生亲眼看见“九一八”事变的流民，“八一三”淞沪战争的流民，北京陷落后的流民……他心里不安，非要画《流民图》。

 

蒋兆和，《流民图》 ，1943年

 

我仔细想想，中国学西洋人悲壮惨烈的历史画，不到一百年历史，要和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欧洲宗教画历史画比，那是休想。但在可数的几十幅著名中国历史画中，以我偏见，包括徐悲鸿先生的《徯我后》和《田横五百士》，都没法子和蒋先生的《流民图》比较，这幅画，是唯一可以平视西欧经典的中国绘画。当然，这是我的偏见，没有意思要别人同意的。

 

以下是我对这幅画的描述：

 

《流民图》所描绘的绝望、悲剧性、死亡感，如《圣经》的片断，直追中世纪晚期及文艺复兴初期的宗教壁画；逾百位画面人物的组合纠结而能各在其位、各呈其态，便在欧陆，亦属一流；画中每一人物的面相、种姓、神态、气质，高度准确——不是“准确”，而是“如其所是”——堪与委拉斯开兹的《侏儒》系列、伦勃朗的自画像相媲美；而《流民图》的道德力量、心理深度、历史分量，与列宾、苏里科夫、珂勒惠支，同属一支；整幅长卷深沉而从容的叙述，令我想起托尔斯泰的《复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论及一位艺术家在沦陷期间所能做出的强悍回应，《流民图》超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而《流民图》成稿期间的政治语境，远较《格尔尼卡》危险而艰难。

 

《流民图》能给外国人看到，只有一次机会：1957年送去苏联展出。苏联画家看了，在画前鼓掌致敬，称蒋兆和先生是“中国的伦勃朗”。这个譬喻，说对一半。伦勃朗生于巴洛克盛期，在他的本邦与邻国，群星灿烂；而1943年前后，中国现代美术尚在牙牙学语，竟有《流民图》画出来，独在众人之上，简直是奇迹。

 

1943年，《流民图》画成，易名为《群像图》，在太庙展出。当时北京是沦陷区，市民涌入观看，大为震撼，但是当天，画展就被日本宪兵命令关闭。1944年，此画在上海沦陷区展出两周，反响强烈，报章刊物有报道，也有评论。日本方面随即干涉，借故取走，《流民图》从此下落不明。创作这幅大画之前，蒋先生曾与北京一位汉奸官员相识，后者鼓励他画《流民图》，甚至允诺赞助，未曾兑现，这位官员就死了。前后细故，我无法详述，但因为这一层关系，日后，蒋先生长期被视为有历史问题的人。

 

1953年，《流民图》神奇地被找到了，回到蒋兆和手里，但整个长卷已经残缺不全。1957年，《流民图》赴苏联展览。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借取《流民图》展览，康生指此画“调子太低”，未能展示。“文革”中，《流民图》被定性为“反共卖国的大毒草”，险些销毁。“文革”后，这幅残破的画在仓库角落被发现，我初次见到真迹，就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昏暗走廊。1979年，中央美术学院做出结论报请文化部党组批准，始获评定，称其为“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作品”。

 

这时，距《流民图》诞生已过去36年，期间，蒋先生备受煎熬，心力交瘁。暮年，他将这幅画捐献政府，现在，《流民图》是中国美术馆的收藏。

 

从“反G卖国的大毒草”到“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作品”——还须报批，还须乞获恩准而定性——大家想想看，一个受难的民族，一个战胜国，就是这样对待《流民图》。这幅问世于沦陷时代的创作，敌国如何憎惧，不去说了，胜利后，《流民图》在本国还是遭到憎恶，权力的意志，让这幅画辗转于高层的毒语、封尘的库房。当初，《流民图》中的流民就像鬼魂，进入蒋先生这幅画，结果这幅画也像鬼魂一样，在胜利后的岁月，背负罪名，差点被销毁。

 

这才是真的灾难，而且是难以战胜的灾难。我们牢记对日的仇恨，但我们记得《流民图》吗？记得画中的流民吗？我很想知道，至少，今天全国各大学的千千万万爱国大学生，有几个人知道这幅画？又有几人知道蒋先生？

 

我在美院读书时，蒋先生健在。我从小就爱看这幅画，敬佩蒋先生，很惭愧，直到读了有关他的传记，才知道他是被组织上长期视为有历史问题的人，直到今天，还有上一代画家认定他是汉奸。

 

什么叫作历史问题？我看，是我们的历史，大有问题。

 

现在来看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这幅巨作的诞生，同样为了同胞的受难，同样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也一度离开毕加索，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珍藏。佛朗哥政权倒台后，西班牙政府与国王一再交涉，要美国归还此画。1980年，美国特意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盛大的毕加索回顾展——顺便一说，那年，我们的陈逸飞同志刚到纽约，看到毕加索大展门口排长队，就说：“我从中国来。”当时很少有大陆画家去美国，门卫立刻放他进去了——那次大展结束后，《格尔尼卡》荣归西班牙，犹如国器，被隆重挂在单独的展厅，有一阵，政府甚至安排士兵，守卫这幅画。

 

是的，毕加索名气太盛，知道吗，毕加索还是光荣的共产党员——蒋先生哪里能和毕加索比？他是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可是这两幅关于战争灾难的画，我更爱《流民图》，并不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是，这幅画的血泪，这幅画的真挚，这幅画的力量，我以为，胜过《格尔尼卡》。

 

请诸位看看蒋兆和先生的照片，一脸的慈悲、老实，一脸的苦难、郁结。抗战胜利后，他在自己的祖国当了几十年精神的流民，后半辈子一直低着头过日子。原因无他，就因为他画了《流民图》。

 

晚年蒋兆和

 

选自陈丹青《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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