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烟一缕入大漠(十)沙北街四店铺:

沙北街四店铺:

人生何处是故乡,店铺四间绕心上。
弹指一挥几十载,回首往事多惆怅。

重庆在中国近代史上无可非议的有那么重重的一笔,说到重庆沙坪坝又是绝对绕不开的地方。诸多文人骚客对沙坪坝历史地理文化有过了不少笔墨。这里想说的是六十年代与生活休戚相关的,在沙坪坝北街上(从建院大门到全心食品厂进口)的四间店铺。

民以食为天,粮店毫无疑问的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粮店在建院大门右拐几步路街对面。旁边上梯坎就是小崽儿都想进的育英小学。大约六二三年,小学三四年级的我被母亲派去买米。当时还不到十岁,跟母亲说拿不动。母亲笑着说抗五斤总可以吧。说这没问题。这样去粮店成了个人专利。

记得粮店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和旁边的房子连在一起。下面是店铺,上面是住家。买粮食需要粮票和钱,缺一不可。粮店有两个铺面。一边是开票付款的,一边是取粮食的。卖的品种并不多,大米,面粉和一两样豆类,如绿豆什么的。付钱后拿着收据和口袋去取粮食。

售货员先把口袋扎在机器的漏斗口上,然后一按,大米或面粉就进了口袋。扎好口袋往肩上一抗回家。记得教师每月的定量是二十六斤半,全国规定是二十七斤。小孩根据年龄另定。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已经能抗二十斤大米了。

随着文革的进行,就没法独自一人去粮店了。大米供应不足,就用红苕来充数。根据当时的规定,二十六斤半的定量只能买到十斤大米,其余的十六斤半折成红苕。五斤红苕算一斤大米。十六斤半大米就变成了八十多斤红苕。这样就只好和父亲或弟弟一起去粮店抬红苕。

连续好几年都是米少红苕多,天天吃红苕吃到吐酸水。几十年过去了,太太用日本红苕煮了稀饭并说这个好吃。可是吃红苕的阴影至今还在,所以拒绝了好意,让她自己慢慢尽情享用! 就不陪了。

六七十年代,吃肉肯定是一种奢侈。记忆中的肉铺有两个。一个是在重大大门不远的左手边,另一个靠近建院中门,派出所附近。三年自然灾害就不用说了。母亲一如既往的要培养我独立生活能力。除了买米外,买肉也成了光荣任务。通常情况下,母亲把肉票和钱交给我,并且告诉买多少什么样的肉。例如:去买两斤五花肉回来。到了肉铺把钱和肉票往桉板上一放说买什么就行了

经常去肉铺,不到十岁的就学会不少与肉有关的术语,比如,坐蹬肉,里脊肉什么的。六二三年到文革前生活一直比较好。肉铺挂着五六个半片的猪,还有腊肉香肠等等。虽然按规定买肉还是要票的,但供应量比较充足,一斤肉票有时可以买到一斤二两或一斤半。记忆中好像还有高价肉,只要有钱就可以买。 另外,过年过节还有增供肉。卖肉的人态度也还好,不欺负小孩子。

文革开始大约一年后,大家都闹革命去了,没人搞生产。所以物质供应变得非常紧张。每人每月定量一斤肉。也不会多给了。同时,其他副食品,比如鸡蛋,菜油,白糖都开始少。高价肉和其他副食品都没有了。这么一来,大家都要买肥肉,因为肚子里没有油水。

此刻就全看运气了。运气好可以买到肥一点的瘦肉。运气不好,买到到一块肚子上的肥肉,俗称肚腩皮。又不出油又不好吃。卖肉的人也成了大爷,特别是卖肉的人知道你是重大或建院的,就是一付爱理不爱理的脸嘴,因学校的工资一般比街道上的高,让人嫉妒。肉铺一下子就变成了战场。

七十年代中,有一次从代课的学校回家。一进门就闻到满屋的肉香。舅舅的好朋友,时任重大工宣队大队长秘书的某叔叔想办法买到了近百斤猪肉。这下好了,熬了不少油还做了腊肉。可以管好一阵子。过年也不用发愁了。

沙坪坝街上的大饭馆在派出所的斜对面。门面不算很大,但厅堂比较深。大约有三四十张桌子。一张桌子配四条长凳。饭馆是没有椅子的。无论年龄多大,都必须坐直吃饭。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饭馆幺师(堂倌)。每次点完菜只见他什么也不写,直接大声地报出菜名。又马上招呼另一桌客人。一会儿菜就上桌子。几十张桌客人,也没见过写菜单什么的,但从来也没上错菜。

幺师可是饭馆的明星呀! 那吆喝声就像春天的风让人感到温暖。那肩上的白毛巾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让人赏心悦目。热情招呼,笑脸迎送,这情景终生难忘。

记得常吃的几道菜有烩三鲜,炒猪肝和回锅肉。文革开始后,随着物质的短缺,饭店也开始没有肉了。每天中午开门饭馆有一定量不要票的肉。先到先得。可惜这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被正在长身体的弟弟搶去。也不知道端回来的肉中有没有少几块。

百货公司在饭馆的斜对面。旁边应该是全心食品厂的进口。双巷子沙坪坝新华书店对面还有一家比较大的两层楼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和现在的比起来简直就是婴儿。但当时还算宽敞。印象中大约比两间学校教室还大一点。除了临街的这一面,其他三边都摆着货柜,中间还有两圈四方形货柜,售货员站在中间。公司进门的左边比右边高两个梯坎。 卖的都是很一般的平时的日用品,比如热水瓶,肥皂,布匹什么的。好像当时流行的三转,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都没有。要到沙坪坝新华书店对面大的那家才有。收音机这一响是否有卖记不太清楚。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就是计划经济的生动写照。还有一句是每个家庭适用的: 新老大,旧老二,家里没有老三。所以是不是补老三就不清楚了。家里老大,所以母亲就带我去百货公司买布做新衣服。通常先在百货公司看看布料和价钱,再到对面的裁缝铺量尺寸,然后回百货公司买了布料送回裁缝铺。

随着文革的进行,布票越来越紧张了。百货公司供应的品种越来越少。人们也没有什么好买的。这间百货公司就不知不觉的从脑海中消失了。

沙坪坝正街上除了这四间店铺外其实还有不少铺子,比如建院门口的小饭馆和菜店,派出所对面的糖果店和著名的沙坪书店,百货公司对面的杂货店和旁边的冷饮店。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沙坪坝北街这四间就自然地来到脑海里。或许,普天之下人的最基本需求就是能够吃饱穿暖吧!

白驹过隙,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小孩子已经成了老头子,早已是物非人非。可记忆中沙坪坝还是故乡。故乡,或许是富饶的,或许是贫穷的。但无论是落寂凄凉还是繁华鼎盛,留下的都是温暖的思念。那里有我们的生活,有我们的情怀,有我们生命的痕迹: 风物,街道,店铺 ,人情,饮食。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可是那大米进口袋的哗呐声,那砍肉碴的那一声,那堂倌的吆喝声,和那撕开布匹斯的一声尤在耳边。久久,久久不能忘怀。

后记:

沙坪坝街上(店铺)应该从建院斜对面的小饭馆开始。旁边是菜店,再过是粮店。而且还不是连在一起的。对面街上只有住家。到重大对面才有商店直到全心食品厂进口。这一段是当时沙坪坝最热闹的地方。过了三中侧门,又开始有店铺了。不过,已经不叫沙坪坝,而是叫双巷子了。
 

Hoffman29Th 发表评论于
籍此回忆文革时重庆城镇居民肉食供应。
文革前,乃至文革初,重庆市城镇猪肉不定量。
三年困难时期猪肉定量。 63年生活好转后肉食敞开供应。好景延续到文革初期直到67年武斗时。武斗后,肉类及其它副食品供应迅速紧张,旋即又重新定量供应。 当时居民每人一斤/月。工厂职工附加半斤/月。当然, 这半斤/月是工厂食堂落实到每个职工的。即食品部门按职工人数将猪肉拨给工厂,由工厂食堂加工烹调好, 开饭前按职工总数均分妥当。每人一张餐卷预先通过车间班组发放到职工手中。 打牙祭的时候到了,食堂附近飘着久违诱人的肉香。 人间亲情也来了:单身职工一人吃饱全家饱;有家的也许顾家丝毫不动,下班带回全家享受;而附近家属也许头天就知晓打牙祭的消息,到点来把东西取走;有酒瘾的也许来一杯,划几拳;还有人骂食堂缺德,区区半斤肉掺许多翘头(按:重庆人称佳肴中的非肉类为“翘头”,如回锅肉中的青椒,葱,子姜;红烧肉中的萝卜,青菜头)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