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是位独居老人，他的姐姐珍妮和妹妹琳达也都是七八十岁的孤寡老人。他们都不曾结婚，也没有子女。彼得的家族是有长寿基因的，他的父亲活到了九十几岁，母亲在一百零三岁离世。
退休前彼得是个法官，几年前他搬到乡下，我们成了邻居。琳达家距离不太远，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几英里以外的小镇是他们的老家，珍妮一直住在那里。
前些年珍妮每天都去照顾老母亲，后来老太太罹患了老年痴呆症，打人甚至咬人，不得不住进了养老院。珍妮，彼得和琳达每个月轮流去探望一次，逐渐地老太太不认识他们了，只是像小孩儿似的安静地盯着看。有一次彼得去探望的时候，老母亲正在睡觉。工作人员说老太太闹了一夜，好不容易刚睡着，建议不要打扰。彼得走后，老母亲醒来好像是听懂了工作人员的话嚎啕大哭起来。此后每每提及此事，彼得的眼圈里都泛着泪花。
罕见的是彼得不开车，不知道他是压根儿就不会开车，还是因故被吊销了驾照。他家的车库里空荡荡的，不仅没有车也没有囤积的杂物。彼得经常清理车道旁边的野草，却从不介意车道上铺满了青苔。
不仅生活很有规律，彼得把琐碎的事也都安排的井井有条。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必定会去趟附近的小超市，这是他强迫自己出去活动的理由。彼得习惯拎着一个布袋子，穿过牧场间的小路慢吞吞地溜达着。在小超市里，彼得每天都会买一只香蕉，一个苹果，一份报纸，一份中餐盒饭，一块新出炉的酸面包以及一袋即食蔬菜。
彼得家的牛奶和鸡蛋是附近农场定期供应的，偶尔地他也会让超市送货上门。每周有清洁工到家里打扫卫生，经常有工人前去刷墙和刷地板，一间一间地刷，然后再一遍一遍重复地刷，确保家里总是处于最佳的状况。
大概是因为孤独，彼得特别喜欢和人聊天儿。每次远远地遇到，他总是会刻意停下来等着我说几句话。初次见面时，彼得讲的是曾去中国旅行的故事。大约是在二〇〇年的时候，彼得参加了一个由华人旅行社组织的活动。每人的全部费用仅一万元人民币，行程十天，游览了北京，平遥和成都等地。他始终都质疑如此便宜的费用，旅行社是否能赚到钱。彼得没有描述在中国的感受，但却坦言自那以后他每天都吃中餐盒饭了。
二〇二〇年二月初的一天，彼得开始头痛咳嗽，紧接着持续高烧不退。他在家里卧床不起，不得不接受药店登门送药，安排超市到家送货。数日后彼得接到医院的电话，方知自己感染了新冠。他的一位从意大利旅游回来的朋友，在与他小聚后的第三天就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愈后彼得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感染的不是武汉病毒，而是意大利病毒。
在彼得生病期间，琳达不慎在自己家里摔倒了。她的一条腿粉碎性骨折，听说哥哥病了摇着轮椅前去探望。兄妹俩隔着门互相问候了几句，琳达回家后不久也出现了新冠感染的症状，或许就是巧合吧。
疫情期间他们三人约定，每天晚上采取通话方式保持联系。可是一天晚上珍妮突然失联了，她的电话始终都没有人接。次日早上发现珍妮仍然没有消息，彼得只得求助当地警察登门查看。警察破门而入，发现珍妮在浴缸里。原来她在泡澡时不慎滑倒，导致多处骨折。家里没有人，最近的邻居在两三百米以外。隔着厚厚的双层玻璃，珍妮的呼救声没有人能听到。座机电话和手机电话都在不远处，看得见却拿不到，她只能在浴缸里待着。幸亏珍妮的头脑清醒，她用不断地换热水的方法保持体温，竟然坚持了十多个小时终于获救。
更糟糕的是养老院首当其冲，病毒迅速地在老人们中间传播开来。彼得的老母亲感染了病毒，几天后就故去了。当时彼得，珍妮和琳达都躺在病床上，不得不委托志愿者前去料理了后事。
不幸中的万幸，三位老人都熬了过来。如今珍妮必须推着助行车，琳达需要拄着拐杖走路，她们俩的活动范围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彼得的嗅觉和味觉仍然没有恢复，他的一个肩膀耷拉下来，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挺直腰板悠闲地溜达了。真可谓人之老矣，举步维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