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就剩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毛泽东：“要求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如果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 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要求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
《如果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 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
《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
《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
《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关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说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
《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和平赎买政策》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形成的过程中，为了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1953年3月、4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随后向中央写了有关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私营工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报告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
毛泽东肯定了李维汉的报告。195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
对于这种判断，1953年9月毛泽东邀集部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主动向他们做了介绍。毛泽东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政策：在形式上，采取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和收购等形式；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四马分肥”政策，即所得税占34.5%，福利费占15%，公积金占30%，资方红利占20.5%。
1954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认为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企业基本上仍由资本家管理，劳资矛盾、公私矛盾等难以获得有效处理。
而公私合营则不同，企业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资本家不再处于支配地位，劳资矛盾、公私矛盾能够朝着有利于公方和劳方的方向解决，有利于纳入国家计划。
因此，应有步骤地将私营企业改造为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明确了关于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工作方针，是“巩固阵地，重点扩展，做出榜样，加强准备”，从1954年开始有重点、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
企业公私合营的发展首先是先合营大户，即“吃苹果”，也就是一个一个地合营；然后再“吃葡萄”，逐步扩展到中小户。同时，由主要行业扩展到一般行业，由大城市扩展到中小城市。
大户合营后，国家为保证重点建设，不可能将更多的资金和物资分散到众多的中小企业，中小户“吃不饱”，日子不好过。因此，他们纷纷主动要求实行公私合营。
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议最后决定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各行业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代落后的办法，根据不同条件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
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时也逐渐明确下来。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明确规定，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有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自此以后，对私营商业和工业的改造基本上同步进行。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轰动全国，接着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也来了。对于这种形势，民族资本家是有顾虑的，如果主动迎接即将到来的改造高潮，怕失掉现有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如果不积极主动，又怕挨斗争，受到更大的冲击。他们内心充满矛盾，惴惴不安。
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两次邀请出席首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议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在27日的座谈会上，毛泽东把工商界对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心境，形象地比作“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要求资本家减少“吊桶”，安定情绪，了解社会的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在10月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实行和平转变和逐步赎买的政策进行了阐述：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中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要求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如何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如果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 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毛泽东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商界代表人物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疑虑，许多人当场表示拥护。
1955年11月上旬，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举行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许多工商业者现身说法，批判自己的剥削发家史，认识到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向毛主席保证要尽最大努力，使自己从一个剥削者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伟大前途结合在一起。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出要把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推进到全部或大部实行公私合营阶段。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地传达、学习，并按照《决议（草案）》的指示加以实行。
在上述会议的带动和影响下，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势不可当。1955年11月23日，南京的棉布、百货两业的零售商店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24日，上海的棉纺、毛纺、麻纺、造纸、卷烟、面粉、碾米等8个行业的165个工厂中，有160个完成经济改组并为100个工厂，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1月26日，北京的面粉、制药、电机、造纸和机器染布等5个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6年元旦过后，北京首先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热潮。1月8日至10日三天内，北京市连续批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户的公私合营申请，计有3990个工业户、13973个商业户一举实现了公私合营。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改造胜利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大会，接受了各行各业热情洋溢的喜报。1月21日，上海市举行各界人民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跟进，资本家和私营企业职工申请合营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宣布全市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庆祝大会此起彼应。
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原有8.8万余户），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原有240余万户），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不再是原来企业的所有者，而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被接受为企业的职员；他们领取的定息，不论企业盈亏，由国家根据合营时核定的私股资产按固定利率付给，同原有的企业利润没有联系。1956年底，全国公司合营企业经过清产核资，私股股额核定为24.1864亿元。从1956年1月1日起，国家按照年息5%（略高于当时的银行利率）的固定利率，给114万户私股股东发放定息，每年定息金额为1.2亿余元。原定定息7年不变，1962年决定延长到10年，1966年9月定息取消。这就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