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2) 滿腔熱情回歸祖國

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2) 滿腔熱情 回歸祖國

1950年9月22日，在香港維多利亞港水域中央，停著美國「威爾遜總統號」郵輪，在側邊停靠一條小輪，一批百多個留美學生，被從郵輪駁到小船上。小船駛到尖沙咀岸邊的九龍火車站，留學生登岸，被英警持槍押了，繞過迄今仍保留著的鐘塔，上了去羅湖的火車。我和妻帶了兩歲多的次子，手裡只提了三隻小箱子登上火車。我童年好友沈本瑛來看我，他在月臺上一節節車箱找，總算找到我們，但我們不能下車，只在車窗前相互問候，握手說聲保重而告別。火車北行到達羅湖，過橋走到深圳一邊，只見紅旗招展，鑼鼓喧天，一大幅「熱烈歡迎歸國留美學生」的橫幅，像母親的雙手一樣張開著。此情此景與在香港一邊被員警押上火車相比，怎不令人激動，個個都禁不住熱淚盈眶。

韓國戰爭起，不少留美學生想回國。1950年夏天，我在波士頓大學研究院畢業，被頒經濟學碩士學位。本想再繼續攻讀博士或由輔導我寫論文的教授推薦進一家大公司就職。1949年上海「解放」了，父親的14個企業出現重重困難，他非但將留在我手中的三十萬美元急電要我匯回上海，而且還要我盡快回去幫他應付逆境。因此我拋棄讀博士或就美國大公司聘任的計劃，和妻子及兩歲大的次子，匆匆買了船票離開美國。

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兩年，腐敗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1948年我在美國時弟弟寫信來說金圓券失敗物價飛漲；一張電影票要3-7萬元，一卷柯達135菲林要40萬元，沖洗一卷和放大3x8”都要4萬，大米要300萬一擔，他化240萬買了一套小説《約翰克利斯朵夫》。祖父母給我兒子的壓歲錢50萬，拜年紅包共達1000萬元以上。看了這些天文數字，感到國民黨註定要失敗。

韓國戰爭中，中國出兵支援，對抗美軍。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兩國關係緊張。美國對留學生回國加以限制。我和璧如帶了孩子，還托運十多隻大箱子的行裝，從波士頓經紐約，撘火車橫貫美國大陸到洛杉磯，登上「威爾遜總統號」郵輪去香港，再轉上海。登輪前，美國海關對行李檢查得嚴，我們十多隻大箱子，一件件打開檢查。船要開了，還未檢查完畢，我們只好將十幾件大行李留下，托朋友代管。只隨身提了三隻小提箱，抱了孩子上船。那十幾只大行李箱到1952年由好友沈昌瑞去香港度假時幫忙帶到香港，我和璧如申請去香港才領取回上海。怎麼也想不到，我這次去香港與沈見面，回去後長期被懷疑是去與國民黨特務機構聯絡接受指令、潛伏活動的一件罪行。

1950年時國際航空線還不普遍，美亞之間，主要靠遠洋郵輪為交通工具。1946年我和璧如赴美求學時坐的是「戈登將軍號」，那是一艘在太平洋戰爭中服役的運輸艦，戰爭結束後，改為中美航線的郵輪。經過幾年，這條航線的郵輪逐步由「總統號」替代了設備簡陋的「將軍號」，行駛在舊金山和上海之間，中間停泊洛杉磯、夏威夷和橫濱，我們在洛杉磯上船。1950年上海不通航了，終點改為香港。

這一批回國留學生有一百多人，是韓戰後第二批歸國學生。第一批十幾個人，我們這一批以後，據說留美學生回去的極少。我們這一批中有很多旅美學者，我岳父的老同鄉、老朋友錢均夫，他的兒子錢學森夫婦在洛杉磯碼頭，被美國海關阻止登船，直到1955年才在中國政府努力下回到祖國，和我們一起上船的還有原子物理科學家趙忠堯﹑鄧稼先、羅時鈞等，當輪船泊靠日本橫濱港後，趙忠堯等四人被美國駐日憲兵押下了船，在日本被扣留數月，才經中國政府交涉而放回【注】。

【整理者注】該船全體留學生名單和途中留影現存北京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共128人，除幾人留在香港，回到國內的約121人，其中12人後來成為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錢學森並非該船乘客，他已申請入籍，趁批准前搭飛機回國探親，僅由該船託運行李，卻被扣。

在從洛杉磯到香港的十六天海上生活，風和日暖浪平時，我們在甲板上散步。甲板上有不少留學生在跳舞，他們腰間繫了一隻小鼓，邊舞蹈邊雙手以小棒擊鼓，問了他們才知道這叫腰鼓，是延安解放區人民的舞蹈，他們還教唱「革命歌曲」，在輪船駛過日本前有進步學生到每間房，說要以全體留學生名義，發電報到北京周恩來總理，表述大家歸國效力祖國之心願，大家都簽了字。顯然，在這一百多位留學生中有共產黨地下組織。正因為這些活動，引起了香港政府注目，所以當威爾遜總統號在維多利亞港泊好位後，不許留學生登岸，而用小渡輪靠到郵輪，將留學生轉駁上渡輪，直到九龍火車站，採取由英警持槍押上火車這一異常措施。

留學生由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派員在深圳迎接，行李全部免檢。到了廣州招待住在愛群飯店，文教廳人員向我們介紹了祖國「大好形勢」。對大家回祖國效力建設表示熱烈歡迎。他們按照留學生的登記，第二天給每個回歸留學生發了由省文教廳廳長杜國庠、副廳長蕭雋英、秦文邦三人簽署，蓋有朱紅三寸見方的大官印的「証明書」和「介紹信」。在廣州兩天由省文教廳接待留學生參觀黃花崗烈士紀念館，中山紀念堂和市容。我對由共產黨「解放」了的城市感到很新鮮，就抽空到街上走走，街上人人都穿藍色一個款式的布料「解放裝」，我這個穿了一身西裝的人，引人注目，令我局促不安。心裡想，回上海趕快要做一身布料解放裝適應才對。

我看了一些商店﹐物價很便宜。想起1948年國民黨時期的混亂，覺得共產黨能管理城市，老百姓生活安定，怎不高興！我走進新華書店瀏覽了兩個小時，買了不少「幹部必讀」的馬列著作，以及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等單行本，在從廣州到上海的火車上如飢似渴地細讀這些「寶書」。1950年9月30日我們回到離開了三年半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