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盛京及奉天地區已經幾無荒地可開墾，但這幷不影響官衙借此收斂錢財。私墾荒地是不受保護的，因此朝廷設於奉天的衙門對東六邊門（威遠堡、英額、興京、鹼厰、瑗陽、鳳凰）及相關地區進行勘丈清查。同治八年自鳳凰邊門以南至旺清門北，查出已墾熟地近十萬垧，同治十一年六月查出鹼厰門外已墾熟地十二萬五千餘畝，旺清邊至渾江以西查出熟地十萬三千餘畝。這些地全為官衙收回，準許原墾之人出資捐納或準許流民安插續種。從這個事例可以看出東北官員熱心開禁幷非全是為了“愛國”或“忠君”，其利益的誘惑當然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光緒元年，大東溝一帶已熟地畝一律昇科，無論是否旗民，凡領地工墾者，一律編入戶籍。光緒三年又正式設立奉天東邊道及寛甸、桓仁、通化三縣，皆開始土地昇科。昇科按定義就是新購買土地或畱置旗産地畝或開墾荒地及官、旗、黑地，初報完糧者。譯成今天的語言就是初開荒之地為生地，三年後就成為熟地，買購地畝者前三年是不交稅的，而旗人以前不管是開荒還是耕種熟地也是不用交稅的。但開禁昇科後，不管所有者身份如何只要定為熟地就得交稅，也就是“報完糧者”。耕地由荒到熟，由免賦到徵賦，這類土地管理在清代賦役制度中被稱為“昇科地”。與此相應，田丁中也出現所謂“昇科人丁”。如此一來，加上保甲制，流民到關東就逐漸全部歸入政府的統治管轄之內。
滿清在關東有八旗牧場以牧馬，其最大的三個牧場是大凌河、養息和盤蛇驛牧場。這些牧場在咸豐年間時即有民人及蒙古人進入牧場私墾，但一直未有正式開禁。中日甲午戰後，清廷需款甚急，因此開始丈放牧場。最先丈放的是養息牧場，在光緒二十二年開始丈放，允許漢人交價認領土地，幷置彰武縣丞於哈爾套街。嘗到甜頭後，大凌河牧場，始於光緒二十七年，設奉天墾務局以專責。盤蛇驛牧場的情況稍有不同，因流民偷潛私墾比較早，已成痼弊，因此在道光年間曾丈放一部分地區。同治二年又丈放一部分，到得光緒二十九年才“無論官租私墾一律丈放收價”，並設盤山廳專責其事。至此原滿清朝廷之牧馬場也全部成為民人之私有地産。
同期，圍場荒地因清末皇帝已經不再行圍，特別是鴉片戰爭後，皇室的秋狩及行圍活動有名無實，各項管理自然松懈，流民乘機而入。在關東各地開禁的大環境下，圍場荒地也陸續放開，今天海龍、東豐、輝南、西豐及遼源等地一百零五個圍場，以“流民槪行驅逐，恐引其挺而走險，不如設法安插為是”的理由，寛其旣往，查丈昇科。不過此後仍有部分圍場圈禁，以便所謂的講武能照舊舉行。而在光緒二十四年，俄國租借金州、旅順、大連後，滿清朝廷發旨“有人奏金州、旅順等處，現已歸俄人，所有租界旗民亟宜別籌安插。奉天圍場除以前奏準開墾之外，尙有四十餘圍畱作禁山，其發足敷分撥等語，著依克唐阿體察情形奏明辦理。”光緒二十七年，以“現當大亂之後，難民非止金州一處，茲擬無論各處旗民，均準一體交價報領。”至此所有圍場、牧場、禁山等皆全部開放。
從總體上看，滿清朝廷對開放關東一直並非是主導者，而是不得已而爲之。旣使是開放也是時開時關，且時有禁令移民，比如滿清朝廷曾於光緖十年和十三年兩次發出永遠封禁黑龍江的移民禁令。不僅是滿清中央政府在此問題上猶豫，就是朝野上下對此開放關東墾殖的問題也是一直在爭論不休。之所以能開放到如此程度，完全可以説是中原流民在推動著滿清政府，迫使其不得不一步步地被動開放，最後關東大門終于被撞得稀碎稀碎地。
一九一一年滿清統治為辛亥革命所推翻，民國這個“新的共和國深知把本國人移往滿洲的重要性”，而繼續實行移民政策。因遼寧此時已成人口飽和的狀態，所以接下來的移民絶大多數都進入了關東北部的吉林和黑龍江，而吉林相比之下就成了移民的首選。相比黑龍江而言，吉林土質肥沃、荒地尙多、氣候暖和、交通便利。光緒二十年時（一八九四年），吉林人口不到六十三萬，而一九三0年時竟達八百八十五萬人。其中增加最多的是洮南府（今白城）、東邊道（今通化、渾江）及延邊各縣。當時內地由於天災人禍不斷，移往東北者增多，“絡繹於途，勢如泉涌”。《盛京時報》載：“直魯難民抵長者非常擁擠，每屆滿鐵列車抵站，只見長春驛上摩肩接踵，萬頭攢動，若衣靑藍衣短棉襖，身肩行李，扶老攜幼。”此階段的移民多是先到長春，然後向東再行。形成對比的是黑龍江幷未因此而收獲更多的移民，原因在於“民國三年放荒之初，公以放出之多少為考核成績之標準，幷未規定墾殖年限，以致大段包領，壟斷居奇，置國家利益於不顧。然十數年來，移民不多，墾殖無幾，實因各縣無官荒可領，被荒販等把持所致。墾務不振，邊境不充，甚至國課歉收，邊地被侵，種弊叢生。”雖然後來有所改善，但移來之民因環境惡劣等因素，大多又返回或移去別處，仍未見大的成效。這種情況卻使四九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轄治時把黑龍江打造成糧倉，實行移民提供了條件，這是後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