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青年们，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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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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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青年们，努力啊！》

 

 

《五四运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

五四运动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1]，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

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2]、太平天国战争[3]、甲午中日战争[4]、戊戌维新[5]、义和团运动[6]、辛亥革命[7]、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

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

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

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

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

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

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注释

[1]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4]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5] 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7]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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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现象不能继续





《文革》之初，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本文节选自《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在1964》，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

正当人们欣赏《光明日报》刊登的毛泽东诗词墨迹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教育革命的座谈会，后来人们往往称之为“春节座谈会”。参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林枫等中共中央要员，还有郭沫若、黄炎培、章士钊等特邀人士。

毛泽东主持座谈会，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毛泽东请邓小平谈学制问题。毛泽东的插话就是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稿的第一句：“（我看）《学制可以缩短。》”在邓小平谈完学制问题之后，毛泽东说了一大段批评现行考试方法、评分标准的话：

毛泽东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毛泽东甚至认为考试可以交头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这当然是极而言之，颇有矫枉过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试试点。”尽管毛泽东提倡和实行的“教育革命”已被抛弃，但是看看目下的教育状况，毛泽东当年所责难的“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似非捕风捉影。（改开后的整个的“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

也是出于毛泽东自身的学习体验，毛泽东对于自学成材的杰出人物特别欣赏。谈话中一连列举了中国的孔子、祖冲之、李时珍，外国的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毛泽东强调他们“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毋庸讳言，毛泽东确实有着强烈的反知主义倾向，但是强调启发，强调自学，充分肯定实践，总不失为真知灼见。

与传抄稿相比较，毛泽东审定的节录稿所删节的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关于状元无学问与评论几位帝王的内容：

毛泽东：“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位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个太学生，而刘邦则是个大草包。“

笔者勘对了“文革”初期传抄的几种传达记录稿，互有出入，但大致意思不差。笔者猜度，之所以删去这段话，大约同多年来批判所谓“封资修”文艺、批判帝王将相不无关系罢。1967年出版发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番对封建时代文学家肯定，以及对封建帝王品评的话，似难与虚无主义弥漫的时代氛围相适应。毛泽东赏识朱元璋、刘邦，也许不无原因吧。

为着发动“大跃进”运动，毛泽东在1958年，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一直到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再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这一年发动的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标志的“教育革命”，一度轰轰烈烈，但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式微，这场“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1961年，周扬拜访“教授的教授”陈寅恪，遭到这位史学大师的嘲讽，其缘由便在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对教授的贬损和打击。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吁，其中对知识分子的“阳过来，阴过去”特别警惕，文艺和教育因此成为格外关注的领域。毛泽东召开春节座谈会，成为新一轮“教育革命”的发端。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就北京某中学校长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信件作出批示：

毛泽东：“现在学生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节录谈话的两小段，一段是关于“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论述；另一段是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论述。与“文革”初期的传抄稿相比较，删节甚多，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

毛泽东：“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就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了。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个“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的批示。（该批示其实是间接地表达“不必办文科大学”这一固有的观念。）

9月27日，毛泽东对中央音乐学院某学生给他的信写出“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的批语，指示中宣部部长、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陆定一“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据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披露，这位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学生，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我们迫切希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重视，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

信中还说：“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意见是学校没有能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

信中还说：“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

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作为该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在此后不久该学院发起的“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声浪中，深受刺激而黯然退学。

顺理成章，“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强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其实，在1964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言论中，最能体现第二轮“教育革命”特点的，是7月5日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收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

毛泽东：“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毛远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当年简称“哈军工”）的学生，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考问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的具体内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毛泽东召开主题是“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却在开场白里提到“各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

附：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7日复信林彪，信中说：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是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

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几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

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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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毛主席与亲友谈抗美援朝战争。
　　
七十多年前发生在鸭绿江彼岸的那场战争，曾经令世界为之深深震动，也对当时刚满周岁的新中国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光阴荏苒，过去的对手不再是敌人，史家也在重新审视这场遥远的战争。作为那场战争中中方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曾就此与王季范及早年同窗周世钊多次畅谈。

毛泽东：将有三把尖刀插在中国身上，不能“置之不理”

抗美援朝究竟有无取胜把握，在当时是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解放战争刚刚结束，经济遭受了重创，国家一穷二白，面对美帝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心存疑虑，而且认为这会影响国家的和平建设，一时间意见很不统一。王季范和周世钊作为毛泽东的亲友，希望能就此事请教主席。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二老，针对王、周的疑虑作了分析。

毛泽东说道：“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

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周世钊频频点头，但仍是信心不足，重覆提出了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周世钊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众所周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除装备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外，它的武库中还有一张令人生畏的王牌──原子弹。面对美国的核讹诈，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

可毛泽东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从容地分析道：“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设防，兵源不足，是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们十年，这样一来，它们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

毛泽东：这仗我们有把握打好，不必苏联参加，看家法宝是要留著最後用的。

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它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是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麽办？”

毛泽东说：“那它不敢。这样做，我们不怕它。并且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派兵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的必争之地，它们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美国的空中优势是周世钊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後不久，美军飞机就曾轰炸过我国边境城镇，以新中国的空军实力而言，是难以阻止美军大规模轰炸的，故此，周世钊向毛泽东发问：“假如美军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

毛泽东不加思索地笑答说：“它不敢，因为这等同派兵登陆，同是侵略。”

岁月飞逝。随著时空的转换，以前不少似乎是金科玉律的理论和不容置疑的答案，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也有很多颇为权威的结论，正在社会上和学术上引起争鸣。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年抗美援朝时，我国承担了本应由苏联承担的国际义务，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却只提供了装备和技术的支持，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吃了亏。毛泽东当年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

毛泽东说：“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你们晓得玩扑克吗？『大鬼』、『小鬼』是留著保底的；你们看过剑侠小说吗？看家的法宝是要留著最後用的。我看美帝侵略，一定会要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他是一定不能得逞的。”毛泽东的一番话消除了两位老人心中的疑问，他们带著对战争的全新看法离开了中南海。

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桌同学，情同手足。解放後，毛泽东曾多次接见周世钊，在谈话中数次涉及朝鲜战争。一次周去看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造成这种好的形势主要依靠我们志愿军的勇敢和机智。他们现在层层挖掘地道，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纵横沟通，随意出入，飞机炸不垮，大炮轰不坏，敌人不好攻，我们却可以出去，万一失了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第三线。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像我们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这种好办法。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二十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二百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毛泽东豪迈的语调，令周世钊倍感振奋。

毛泽东：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麽领导人呢？

朝鲜前线的战斗是空前残酷而惨烈的。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保家卫国，血染三千里江山，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心爱的长子毛岸英。当这个不幸消息传到周世钊的耳朵里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作为和毛泽东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知道主席一家先後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好几位亲人。现在革命刚刚胜利，正需要下一代去建设的时候，岸英却永远留在了朝鲜。白发人送黑发人，和毛泽东情同手足的周世钊，心里深深地体会到老同学那种难以言宣的悲凉和伤感，在後来他和毛泽东的一次闲聊中，周向毛泽东表达了这种想法。

那是在六十年代，谈话的主题是战争。在不知不觉中，话题转到了朝鲜战争和毛岸英。周世钊不无感慨地说：“岸英死得太早了，如果您不派岸英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对於周世钊的议论，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後，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後，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保家卫国而死的，就把他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他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常青。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後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并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的儿子不派他去朝鲜，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麽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後，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却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於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

对於发生在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毛泽东曾有过许多论述，这里仅是他对自己的亲友的一些零散的议论。时光流逝，毛泽东主席和王季范、周世钊两位老人均已作古。然而，这些片段的，但却弥足珍贵的谈话，对於我们当前正确认识那场遥远的战争，不失为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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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法国总统德斯坦说“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欧洲共同体主席奥托利称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英国首相卡拉汉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以伦比的纪念”。

希思说：“历史将说，从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现代最卓绝的人物之一”。

法国总统德斯坦说“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瑞士联邦主格内吉说：“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

……

世界各国对毛泽东的评价与中国截然不同。

世界对毛泽东的尊崇是中国人不敢想的。

英国政治家一直到现在最佩服的人还是毛泽东。

尼克松、基辛格、希思（英国前首相）、德斯坦（法国前总统）等人在90年代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从来都是尊称毛主席，而中国大陆国内官方称呼毛泽东同志。

一些人则称呼“老毛”，把蒋介石却叫“蒋先生”。

所以现在世界上对毛泽东最不尊敬的是中国人自己。

老将军们绝大部分对毛泽东都是感恩的。

老将军们绝大部分对毛泽东都是感恩的，毕竟是毛泽东让他们辉煌。

彭总临终前的遗言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陈毅元帅病重期间，几个月都靠输液维持生命，未曾吃进一粒米，但1971年的12月26日，他却要求吃面，看他吃的非常艰难，护理人员都劝他别吃了，他费力地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要为他吃长寿面啊！所有的护理人员都感动得流下热泪。

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黄克诚大将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是超出个人恩怨的。

叶剑英80年代一听见别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谈论毛主席，就激动得老泪纵横。

杨成武上将更是声称：认识毛泽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杨尚昆写道：“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

戚本禹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抓的，现在也还是为毛泽东说话。地方上的老干部就更不用说。这些不能用愚忠来解释。

就象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样：“他有很多敌人，但是他未必有一个私敌。”

否定毛泽东的反倒是为他们打抱不平的后人。

世界各国对毛泽东的评价与中国截然不同。

世界对毛泽东的尊崇是中国人不敢想的。

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临走送行的时候，毛泽东住处的全部苏联工作人员都哭得出不了门，他们私下说：“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见师哲回忆录）”。

英国政治家一直到现在最佩服的人还是毛泽东。

尼克松、基辛格、希思（英国前首相）、德斯坦（法国前总统）等人在90年代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从来都是尊称毛主席，而中国大陆国内官方称呼毛泽东同志。

一些人则称呼“老毛”，把蒋介石却叫“蒋先生”。

所以现在世界上对毛泽东最不尊敬的是中国人自己。

瑞典有个政治家从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以后，每年都要来中国瞻仰。80年代初期，面对反毛泽东的现象，他焦急地说：“中国的年轻人要记住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此事人民日报登载）。

汤姆·路奇是美国魏斯里安大学教授，1991年毛主席逝世15周年的时候，他到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一走进纪念堂，他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里面拍摄，摄相机的镜头自然而然地对准这位正在哭泣的外国人。

路奇说：“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还有谁比他更伟大？没想到他才去世15年，世界仿佛变了个样，社会主义运动被搞成一团糟。现在才懂得，为什么毛主席的逝世是世界革命人民难以弥补的损失。一想起这些。从心底里感到难受。”

世界各国的毛泽东纪念邮票，一直到现在还陆续发行，其中大部分是第叁世界国家发行的。至于毛泽东研究的书籍就更多了。
……

其实，一个人与一件事一样：当权或流行时的“一时之誉”往往说明不了什么，只有经过一定的“时效”后的评审才会客观、公正——因摆脱了利益与危机，顾忌没了。

回首毛泽东，全国广大人民所以对他深情怀念，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证明无论他的思想、功德、人格、才智、学识还是著作理论或对世界、中国、后人的影响，谁都无法与之相比！

“神化”“个人崇拜”，其实是个“伪问题”，君不见：有的人，你怎么“树”他，还是“扶不起来的天子”，要不就是在位时“歌声”一片去位后“讥声”不绝！

逝去的领导人何其多，有谁能像毛泽东这样被国内国外如此广大、如此持久的“神化”“崇拜”呀？不带功利色彩的歌功、颂德，永远是劳动人民和有识之士本色——！

美国把首都取名华盛顿，建立林肯纪念馆，不是个人崇拜的一种官方行为吗？

毛泽东在努力抑制群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方面，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其它政治家都不敢这么做的。

哪个政治领导人敢说“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中华民族尊重老人，尊重伟人，尊重英雄，有着宽阔博大的包容性。

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在主流媒体上，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倡毛泽东思想呢？

连汉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蒋介石、孙中山都有人赞美，为什么毛主席这近代的、身边的、空前伟大的领袖不能光明正大地对待呢？难道真要像一位韩国女大学生在一篇文章中指责的“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吗？

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文化、价值观、安全、尊严、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的感召力，仅仅靠冷冰冰的钱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而毛泽东思想、著述正是华夏文明最科学最辉煌的宝库，是振兴中华造福人民和谐世界的指南，我们有什么必要舍近求远、匍伏在西方的洋教条下——？！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欧洲共同体主席奥托利称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英国首相卡拉汉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无以伦比的纪念”。

希思说：“历史将说，从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现代最卓绝的人物之一”。

法国总统德斯坦说“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瑞士联邦主格内吉说：“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
……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历史不会忘记他，人民不会忘记他，全世界都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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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才有自尊






《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人从此才有自尊。

让我们再一次站在历史经纬线上来考察一下抗美援朝战争吧！1840年，英国人只动用了15000余名陆、海军官兵和48艘战舰，就陷定海、取吴淞，直趋南京，将满清军队打了个一败涂地，落花流水，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代价，才让人家住了手。1894年，小鬼子上了岸，甭提了。1900年，那就更是不能提了。

数万八国联军打上门来，奸淫虏掠无恶不作，最后老佛爷仍然签订了一张赔银子让土地的卖身契──《辛丑条约》，才算暂时了了账。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远东的控制权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大打出手，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国的土地，竟然成了别国军队建立功勋的战场。

再后来改了朝换了代，反而一代不如一代。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作为战胜国的北洋政府竟然要去签那个丧权辱国的21条。1931年九一八，不到两万的鬼子关东军，竟然就能从少帅20多万东北军手中轻取东叁省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跟共产党誓不两立不共戴天杀气腾腾的蒋先生却一点脾气也没有，还发出“绝对不抵抗”的命令，眼巴巴地看着日本鬼子弄出个不明不白的“满洲国”来。后来有人以蒋介石尚未完成抗战准备而为其开脱。

可毛泽东们又完成了出国作战与头号强国交手的准备吗？扯淡！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先生总算爷们儿了一把，抗战啦。八一叁还主动在上海向日军出击，先后开动了70万国军精锐在淞沪战场跟鬼子们打得山摇地动。国军弟兄们也挺给中国人长脸，打得很是英勇很是顽强很有些中国爷们儿气。那就好好打呗！不！

却一边打一边叁心二意地盼着英美来当和事佬，开出的价码连那个傀儡“满洲国”都不敢让挪窝，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还用这种心态去制约战场指挥官，以致于最后一败再败，让20多万日本鬼子撵着70万国军的脚后跟进了南京，弄出个国人至今一提起就伤心落泪的“南京大屠杀”来。你再看看毛泽东们的“谈的只管谈，打的只管打！”

好歹惨胜了吧？好歹成“四强”了吧？却还是割蒙古，弃疏球，不争香港，不管唐鲁乌梁海。连派点驻日占领军这样天大的好事儿都不敢慨然应承。皇上爷也好，蒋总统也好，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

再看1950年。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还有国军残余部队和大量土匪，整个一个废墟一片满目疮痍的家底，毛泽东们就敢和头号强国纠集的17国联军较劲，而且还让他们一而再再而叁地遭受败绩，最后不得不在有利于新中国的情况下结束战争。站在这个历史横断面上的中国人民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比较。

曾几何时，数万侵略军就可以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今呢？为数上百万的16国联军在邻邦的土地就被遏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欺凌的亿万同胞，能不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来吗？能不在切切实实地享受“站起来”的感觉时，由衷地喊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吗？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了。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外敌深入国土肆虐横行的历史了。中国是这样赢得尊敬的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在《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从对手的角度一语道出了抗美援朝战争对于新中国的意义：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声音虽然来自对手，却极为悦耳。海外华人也脸上有光。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回忆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人们常对华人持歧视态度，可是新中国出兵朝鲜并连获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李光耀先生从此开始认真学习自己祖先的语言。

在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和国民党军战犯们，也大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后，才转变了态度，诚心诚意接受改造的。流落海外的前中华民国总统李宗仁先生，也是在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经过痛苦的反身自省，从自已的失败中看到了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新生和崛起，从而毅然否定了旧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和他昔日的对手们握手言欢。还有那听到了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发言后归来的大批海外学子。一个当时在中国经历过那个年月的外国人说：“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认识了自己。”

自抗美援朝战争后，新中国军队多次与外国军队交手。美国军队、印度军队、苏联军队、越南军队。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通过战争手段从新中国军队手中获取哪怕是一分一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已保持了50年的外部安全环境。如今，我们都在这个安全环境中休养生息。换句话说，我们都在享受这个安全环境。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环境是怎么得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人民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这种空前的爱国热情又鼓舞人民倾尽全力支援了这场战争。成千上万的土改翻身农民披红挂彩，斗志昂扬地奔赴朝鲜。当时人口只有2000余万人的渐江省，先后竟有100余万人报名参加志愿军 ──那当然能如愿的只能是少数人，没有选上只能发牢骚说“参军比选秀才挑女婿还难”；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仅1951年一年内即有24000余名各族爱国青年走进了出国出作战的志愿军队伍；内蒙古自治区扎贲特旗一个行政村60多个蒙族青年牵着自己的马弹着马头琴来到征兵工作站……“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那首激励着万千太行儿女的战歌，在新中国第一次对外战争中，又激励着百万中华优秀儿女慷慨高歌奔向异国他乡的浴血战场，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还有老太太带着全部子女走进征兵站……经历过抓壮丁那个年代的人们一定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除了参军，祖国人民还组织了大量的支前队伍参战。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等战地勤务工作的就有60多万人；全国铁路系统有80%以上的员工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中华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和红十字会共组织了6000余名医务人员赴朝服务……他们跨过了鸭绿江，是没有志愿军名义的“志愿军”。

青年知识分子们也积极参军参干。年届古稀的民族资本家吴蕴初的独生女儿吴志运决心参加军干校，曾在封建买办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下来的吴蕴初老人复信予以热情赞许：“吾垂暮之年，只有你一个女儿，自不愿与你分离。但是你为祖国为人民愿意献身祖国，并预备流尽最后一滴血，这行动和精神是伟大的，吾岂能以舐犊之爱忘却了保家卫国之义。”战争期间，报名参加军干校的知识青年达到58万多人。

最让人动情的是这个贫弱国家人民的捐款运动。战争进行到关键时期的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迅速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

为各界人民认捐的方便，抗美援朝总会对各项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一辆坦克折合人民币20万元；一门大炮折合人民币9万元。这个运动立刻得到了全国人民热烈拥护。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们，通过增加产量，义务加班承包本厂施工工程，拣废钢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一架；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在 8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一架……还有常香玉和她的“香玉剧社”，这些在旧社会受尽欺凌被人瞧不起的“戏子”，从新中国的诞生中重新找到了做人的尊严。她们从1951年8月起半年内，在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6个省为30多万观众巡回义演170多场，自己省吃俭用，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了“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笔者从不喜爱地方戏剧，连自己家乡的川剧都不爱看。然而因为在少年时听老师讲过“香玉剧社号”飞机的故事后，竟爱屋及乌，喜爱上了这个河南地方戏，至今仍保留着这个让许多朋友奇怪的嗜好。笔者从戎时穿的是蓝军裤，因而对常香玉老人有着特殊的情感。并且保持着永远的尊敬。

当然，笔者家乡的老一辈人也没让笔者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没脸──简阳县的棉农们发起了“一斤棉捐献运动”，两个月内就完成了两架 “棉农号”战斗机的缴款。个人捐款也很踊跃。新疆乌鲁木齐103岁的维吾尔族老人吾古尼沙汗，坚持拾麦穗、纺线卖钱捐献武器，被誉为“志愿军的老妈妈”；重庆市63岁的劳动妇女彭淑贞，临终前将其一生洗衣所得的积蓄3个金戒指、5枚银元和一间房屋，全部捐献了出来；湖南湘潭县一位76岁的勤杂工谭楚云每月只有8元的收入，从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号召之日起，就做了一个竹筒，上面钻一个小孔，每天工余挑叁、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竹筒上写着“抗美援朝捐献·谭楚云记”的字样。“我是毛主席的家乡人，不能给毛主席丢脸！”老人这样说。

孩子们也捐。辽宁彰武县一个小学的1200余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中的闲暇时间，拣粮食、打柴禾、打柳条子，积累了1200多元，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

截至1952年5月底，仅一年时间，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相当于当时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也就是说，可以全部装备一支新中国当时的空军。现在的人们可能要说这有什么了不起？1998年长江洪灾期间，中央电视台一个赈灾晚会下来就能募来同等数目的捐款。可想过没有，那年头中国人的腰包有如今这么鼓吗？再者说啦，那年头的钞票有现在这么“毛”吗？那一张一张都是人民的血，人民的汗。也是人民的意志！

中国人民还陆续派出慰问团到前线慰问自己的子弟兵。1951年1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组织中国人民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951年4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慰问团由总团长廖承志、副总团长陈沂、田汉率领，由8个分团575名各界代表和文艺工作者组成，直接把全国人民捐献的 1093面锦旗、420余万元慰问金、2000余箱慰问品及15000多封充满深情的慰问信，送到子弟兵的手中。为给前线的战士们演出，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副大队长、天津市着名相声演员常宝坤，队员、天律市着名琴师程树棠遭遇敌机轰炸，光荣殉职。慰问团回到祖国，分别奔赴全国2050个县进行汇报演讲，把前线将士们的故事广为传扬，激励着后方人民更加努力地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第二届慰问团由刘景范为总团长，陈沂、李明灏、胡厥文、周钦岳为副总团长，规模比第一届大了一倍，有9个分团1097人，代表性也更为广泛，还包括了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少数民族代表。他们到达朝鲜时，上甘岭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慰问团第二分团来到五圣山前线，他们一定要到前沿去看自己的子弟兵是怎么打仗的，而秦基伟军长出于安全考虑把他们拦住了。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让两位代表──工业劳动模范牛汝森和作家陆柱国在前沿观察所用望远镜看前边打仗。两人一看就落泪了。边看边哭，最后索性嚎啕起来。陆柱国说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里，把上甘岭的英雄们写成小说，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为什么在打仗，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打仗，是怎样打赢的这些仗。这位青年作家走遍了参战的每一个连队，噙着眼泪听取了那些战争的胜利者和幸存者们诉说的每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在熬过许多个不眠之夜后捧出了一叠叠浸着泪水的稿纸。那就是撼世之作《上甘岭》。这部作品被新中国电影工作者搬上了银幕。至今，“一条大河波浪宽”还在神州大地到处传唱。

另一位作家巴金用前线的素材写下了另一个动人故事《团圆》。这就是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蓝本。这部影片当年在香港打破了所有好莱坞大片的票房，创造了当时香港电影票房历史之最。影片的技术水平当然赶不上好莱坞大片，艺术水平也有可点可议之处，但她却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中国人自己的感情，中国人自己的业绩，中国人自己的骄傲。身处殖民地状态的香港人也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血浓于水，全世界炎黄子孙，爱国情结是共同的。

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一手“攘外”，一手“安内”。在对外战争取得胜利的同时，国内的中国军队也完成了历时4年的大规模剿匪斗争，歼灭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和政治匪特268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同共产党进行长期对抗和伺机反攻大陆的企图，消除了颠覆破坏新生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巨大威胁，保卫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彻底消除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剿匪作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还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军在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对大陆的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多次窜扰，巩固了一百多年来形同虚设的边防。与新中国百万优秀儿女在国门外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国内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清除了农村封建势力，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时，全国除新疆、西藏和台湾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这一切，都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生产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前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下，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友好协商，排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重重干扰，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并于1951年12月20日，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伟大壮举。中国，从此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在一个疮痍满目的土地上，出现了百年未有的崭新气象。想想那个敌寇已深入国土还说“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有什么感觉？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还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这个恢复，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完成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战争耗费了62亿元人民币的战费，但并未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这固然是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所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动力所致，但出兵及时，初战获胜，将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到叁八线附近，避免了在漫长的中朝边境长期设防而可能付出的更大代价，使原订的南满工业搬迁计划得已取消，东北地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又成为了建设的重点，起到了担纲的作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由于中国军队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苏联也改变了过去援华态度不甚积极的态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从而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的装备，其中大部分是有偿的，除飞机外，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过时货，价值为人民币30亿元，按当时比价，折合成为美元为13亿。这些装备，大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末期到达并装备部队的，那时战场的大格局已经底定。但这批装备在中朝军队战略防御阶段的作战中仍然发挥了巨大作用，因而对于中朝军队最后夺得战场主动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拥有核力量的苏联对于美国核威慑所形成的制衡，也是中朝军队赢得战场主动权的有力后盾。朝鲜战争最终得以局部化有限化，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55年，苏军从旅大、丹东撤退时，又有偿移交了记账款10亿人民币的装备。整个50年代，中国欠下苏联贷款59亿人民币。截至1965年止，中国全部还清这笔款项。还是那句话，站得直有本事的人最好交朋友。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毛泽东很有底气地对世界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著名的爱国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后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为何民间乃至世界的《毛泽东热》不降反升？毛泽东离开己经几十年了，为何民间乃至世界的《毛泽东热》不降反升？

有的文章说：毛泽东不是神，毛泽东比神还神。“神”能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吗？“神“能赶走日本侵略者和打倒蒋匪帮吗？“神”能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吗？“神“能让加沙人不受狂轰烂炸吗？

1949年后，新中国是一个康复后急需要进补和防疫以避免再次被病倒的《婴儿》。这是要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无”中建立“有”，还要确保这个“有”，要永远存在下去，并发挥作用。毛泽东新中国后一个体系就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设体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只是这个成功被走资派邓小平的政治偏见抹杀了，被走资派们有意否定了。

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否定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就是因为毛泽东在实施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建设第二体系的时候，把那些短视的家伙如走资派邓小平们或打倒了，或让他们靠边站了，这些人后来篡权复辟了，就发泄私愤，对毛泽东无情报复。

走资派邓小平们这是一个对无法反抗者的死者的恶毒的报复。它是不道德的，也是对历史的彻底的反动。

历史正在还给毛泽东清白。这个清白，西方严肃的学者已经还给了毛泽东。

中国的民间许多真正有头脑的人，也还给了毛泽东。

就以经济为例，有人得到的概念是，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搞经济建设，把经济搞到临崩溃的边缘。实际上，1949年到1976年，中国GDP年平均递增10%以上，这个增长内涵实在，质量确保，没有泡沫，是在有西方封锁和禁运条件下，自力更生取得的。

而今天走资派邓小平们特色政府靠了高额的内外借贷，巨大的西方资金和技术，天文数字的资源消耗，才取得了不到10%的年平均递增。

有的文章说：这个世界上替强者效劳的思想理论不计其数，教诲弱者屈从强者的说教浩如烟海，唯独毛泽东思想专门替受强者欺凌的无辜弱者说话；专门教导弱者如何由弱变强；教导遭受强国侵略的弱国不靠寄人篱下，不靠卑躬屈膝，不靠主权交易，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改变命运。

对于外来援助，毛泽东从来是白给欢迎，花钱买可以，拿主权换绝对不干。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拿毛泽东毫无办法，打不赢，吓不倒，骗不过，困不住，“硬刀子”“软刀子”全部失灵 毛泽东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让资本主义的西方白人尝到失败滋味而自己始终不败的中国人；

有的文章说：以前的生活为什么比较贫穷？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短短叁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有人说是打平了，但是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的装备倒一下？美国人早就被赶下大海了）。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清除了危害几千年的匪患和污泥浊水，大规模地扫除了文盲和迷信，社会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万众归心。

没有失业，连国民党残留的几百万党政人员都养下来了，历史上有哪个政权那么宽容？一直潦倒的文人再也不会为生活发愁了。

要知道，解放前全国80%以上的人处于赤贫和饥饿状态，上海一夜大雪，第二天上午街头收尸300具。所以，应该说吃饭穿衣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温饱标准不同）。这也是外国人感到惊讶的地方；

有的文章说：由于国家的工业化需要高积累，中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 39%，严重地挤压了人民生活（苏联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也是由于高积累 ）。

比如中国1953年就装备了3000架作战飞机，1956年开始自造飞机，1958年就装备5000架“歼6”（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

工业化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高积累，就必然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提高，这样就表现出粮食、副食品、生活用品、轻工产品的匮乏和生活改善的缓慢，而人民是不能够直接感受到高积累的好处的。

在毛泽东那个时代，是不讲究个人回报的，只讲为祖国多做贡献，只讲集体主义——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人们在自身利益遭到不公正的“牺牲”时表现出世界各国罕见的宽容与忍耐），中国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现时的走资派特色政府吃《毛泽东的祖宗饭》一点也不为过！

有的文章说：现在走货派时代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富的住高级别墅，开豪华轿车，吃山珍海味，洗桑拿按摩，唱歌跳舞，尽情潇洒。穷的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甚至吃饭都成问题。尤其是一部分暴富人群的收入来源大都不正。

而毛泽东时代立足长远，富国强兵，人民生活虽然苦些，但干部以身作则，在公平的分配原则下，住房由单位和国家解决，人人有份。单位职工看病实报实销，不存在看不起病的问题。中小学的学费很少，大学中专以上的学生学费由国家承担，每月有生活费。贫富差距不大且收入就业有保障，绝无大学毕业即失业、拖欠克扣工资等怪事；

现在走货派时代贪官越来越多，官衔越来越高，腐败花样不断翻新。回头看看毛泽东时代，虽然运动多，开会多，批判多，但贪污腐败现象确实很少，抓出了张青山，刘子善就能震撼全国；

现在走货派时代道德不进反退，风气日益败坏。

毛泽东时代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现象比比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

反观今日走货派时代，惟利是图，见死不救，欺骗造假，敲诈勒索的现象遍地皆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成了马克思说过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有的文章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精英”分子们，都在叫嚣说毛泽东时代国家没有法律？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内才没有黑社会，没有黄赌毒泛滥，没有贪官污吏们巧取豪夺国家和民众的财富。毛泽东时代新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制定和发布了包括《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在内的大量的国家法律、法规、条例、条令以及规章制度，有很多法律现在仍在使用，或者经过修改后还在使用。

在“没有法”的年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虽穷但心不累，社会那样地和谐，人与人那样地融洽，助人为乐平常事，见义勇为人人争；

在“没有法”的年代，政府和人民心贴在一起，“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官员的唯一！田间，车间到处都有公仆的身影，同吃，同住，同劳动，社会主义的阳光，沐浴着每一个公民的心田！

在“没有法”的年代，“六亿神州尽舜尧”，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散沙”在党的旗帜下凝聚成磐石，在国旗下仰起了脸，挺起了胸，“我是中国人”！毒和娼一夜间被禁，千年的恶习一扫光，行业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职位只是工作的需要，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把知识奉献给人民。把发明创造贡献给祖国，把自己投入到人类最美好的事业中去！

在“没有法”的年代，犯罪，违规所付出的成本，让一切心怀不轨的人必须面对，再三斟酌，祸及子孙的成本，让他们收敛了犯罪的欲望。加大惩罚力度，就是加大了预防犯罪的力度，加大惩罚力度，是消除犯罪的有效手段！

在“没有法”的时代，好人有好报，英雄人人都在学习，社会不仅把荣誉赋予了英雄， 英雄的荣誉还惠及子孙亲朋，好事有人夸，坏事有人抓，良好的社会风气净化着每一个人的灵魂；

在“没有法”的时代，在没有“钱”的年月，我们盖起了学校，让所有人的孩子走进了教室，让优秀的孩子免费读完大学，我们在农村盖起了医院，“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让农民有了最起码的医疗条件，我们努力减少“三大”差别，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现在是“有法”的日子，“法”却失去了威慑的力量，有的地方，黑社会在收“治安费”， 有的地方，贼和警察联手，猫鼠一家，有的地方，官黑勾结，横行乡里，有的地方，执法者知法违法犯法，法律的天平失去了平衡，欺行霸市 连救人的药都有假的，社会风气令人窒息，难道现在就是法制社会？

现在是“有法”的日子，有“乌沙”的卖帽子，有“章子”的卖批文，有“特权”的卖掉良心吃回扣，国企的管理者卖了国企买国企，女大学生为学费卖“处”，良家女求生存出租“子宫”，（代怀孕）英雄流血还要流泪，天大地大没有“权”大，爹亲娘亲没有“钱”亲！难道在就是法制社会带来的文明？！

现在“有法”了，我们有“钱”了，却无力修缮破旧的教室，无力改善农村的医疗环境， “钱”把求学的孩子拦在校门外，“钱”拖住了前往医院看病病人的腿，“两极分化”创造了世界之最，人均医疗保障落到了世界倒数第四。野生动物不面临死亡，不会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人的生态环境不恶化， 也不会有环境保护法；……假医假药.假冒伪劣产品随处可见，假烟.毒酒.毒奶粉坑害百姓，走私贩私长期猖獗，黄赌毒肆虐，黑社会团伙横行，黑矿主残害矿工生命，血吸虫大面积复发，爱滋病大面积人为感染，银行发生巨额坏帐和不良资产，以改革的名义大量窃取国有资产……这一桩桩，一件件，那一样是法制社会应有的行为？

不懂经济的经济学家，不懂经济与政治、文化、教育、国际贸易的关系的专家们却傻牛傻牛的。什么私有化，什么科斯定律，什么帕雷托最优，什么市场配置，什么产业化，什么什么什么，头头是道，搞的热火朝天，到头来出了问题方才说“事情的发展和我们预料的不一样”

有的文章说：（据中央电视台）文革时期是新中国外交上最辉煌的时期，如获准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与一百多个国家建交，世界三鼎足之一。文革时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纪末统计，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氢弹、卫星、核潜艇、胰岛素、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号的主要关键技术也是那时的。军事上打败了美苏、南越，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当时社会安定，据中央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几乎年年高速增长。

有人爱把《文革》中出现的局部短期的“斗走资派”“破坏文物”看作“文革”的全部。这就如同把现实中“程维高迫害郭光允”，“盗窃走私国宝”，“贩卖妇女儿童”，“医院见死不救”，“买官卖官”等看作“改革”的全部一样。

有的文章说：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三年困难时期带头勒紧裤带，不管对自己还是对子女亲朋从不搞特权。仅举一例：五十年代初，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的一封信中说：“有人求我将她（李淑一女士）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像李淑一这样“我失骄杨君失柳”类型的友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表现出的胸襟有哪位领导人堪与相类？。一位功高无人可比，权大无人能及的“大帝”，在个人问题上，却谨守原则，把自己当成普通的一员，这是何等难能可贵？！毛泽东为所有的人民公仆做出了榜样。人民永恒地怀念你，不仅是他的丰功伟绩，更有他的以身作则！

有的文章说：党的领袖谁最伟大？——不比很难使人信服：要看他（她）对建党、建国的贡献，要看他（她）对党与人民的态度，要看他（她）的经典著作、理论是否经得起人民与历史的检验，要看他（她）的知识、智慧、远见、胆略是否在常人之上，要看他（她）的人格（包含对子女的教育）是否高尚，要看他（她）不仅仅在位时且在去世后人们的怀念程度..........——这些，都不是少数御用文人或亲生子女或亲自出马拍电影、电视、造书所能达到目的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不一定得人心——真正的伟人得天下只是一步，长久地得人心才是万世之功！以此而论——毛泽东之伟大，是无与伦比的！！！

一个留学生有一年到贵州调查，贵州的农民一谈起毛主席就是哭，就是流泪。他们无限怀念毛主席时代，在那个时代他们能够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并且老有所养，他们更加痛恨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剥夺了他们那种幸福生活的人。西藏农牧民家里最显着的位置普遍挂着毛主席像。拍《长征》电视剧时，藏族同胞看见“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无不热泪盈眶，拿出食物给摄制组的人吃，坚决不要钱。导演深有感触地说“不拍长征，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

见过毛泽东的人很少有人不承认他的伟大。著名的爱国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后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重温毛泽东对五四运动有关论述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全国青年要和人民大众结合在一块。重温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有关论述，对于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对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很有意义。

毛泽东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也是我们党早期的五四运动研究者。说参与，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既到京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也是湖南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说研究，1939年5月，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五四运动》，作了一次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此外，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多次评价五四运动。重温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有关论述，对于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对于今日广大青年全身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很有意义。

五四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此论意义重大。其一，资产阶级革命从理论上讲都属于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把民主主义革命区分为“新与旧”是毛泽东的首创。可以说，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二，把五四运动作为“新与旧”的分水岭，同样是毛泽东的首创。五四运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青年学生爱国运动。毛泽东说：这次运动青年学生是“带头”，主角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革命舞台，并随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为何区分“新与旧”？为何把五四运动作为“分水岭”？毛泽东分析说：其一，五四运动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时代。其二，这种革命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其三，这种革命在经济上是把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其四，这种革命在文化上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

毛泽东的结论：一是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二是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发生的。三是这种新式革命，五四运动后的指导者属于无产阶级了。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从思想准备上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五四运动前与后对比的方式，专门论述了思想准备问题。第一，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第二，五四运动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个文化生力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式，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第三，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新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所以，这就从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干部准备上说，我们党的早期建党者和领导骨干、党员骨干大多数都是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以“南陈北李”建党为例。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主要舆论阵地，影响了一代进步青年。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和演说，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准备了大批骨干。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

全国青年要和人民大众结合在一块

五四运动以来，青年们起到了先锋队作用。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中说，由学生们参加的五四运动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全国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泽东在充分肯定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是先锋队和革命的重要方面军的同时，他强调：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全国青年们，努力啊！毛泽东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我希望全国的青年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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